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經濟法支撐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明確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旨在推動經濟發展實現從量到質的轉變。作為調整國家干預經濟關系的經濟法，必須從制度層面回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通過構建科學完備的法律支撐體系，為科技創新與產業變革提供穩定的市場預期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經濟法雙重調控功能

　　與新質生產力的內在契合

　　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及其發展，標志著我國生產力理論的重大創新和新時代生產力的巨大躍遷。其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特征。從經濟法視角審視，新質生產力不僅是技術的迭代突破，更是對生產關系尤其是法治化營商環境提出的更高要求。這種要求在本質上呼喚一種具備自我修復與動態演進能力的法治框架。

　　經濟法通過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的雙重手段，能夠精準契合新質生產力“創新”與“質優”的特點。首先，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創新，這具有典型的高風險性和外部性。經濟法體系中的宏觀調控法，特別是財稅法與產業法，可以通過新型舉國體制下的資源配置，彌補市場機制在基礎研究和顛覆性技術創新領域的失靈。其次，新質生產力要求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優化組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這一論斷為經濟法發揮支撐作用指明了方向。經濟法體系中的市場規制法通過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監管，能夠破除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度藩籬和市場壁壘，確保各類經營主體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經濟法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供給與法治支撐。這種支撐力體現在法治體系在面對技術變革沖擊和外部環境擾動時，既能保持核心原則的穩定性，又能通過動態調整實現制度進化的能力。構建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法支撐體系，本質上是在法治軌道上平衡好“穩”與“進”、“立”與“破”的關系，實現經濟法由單純的“管理之法”向“激勵與賦能之法”的范式轉變。

　　強化經濟法制度供給

　　以應對“十五五”時期環境復雜性

　　進入“十五五”規劃時期，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嚴峻，全球科技競爭日趨白熱化，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穩定性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對經濟法的法治保障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法治框架內提升產業鏈的防御能力，同時激發國內市場的巨大活力？

　　當前，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度短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待增強。在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行政干預與市場機制之間仍存在銜接不暢，部分法規政策在執行中出現了“自行其是、搞本位主義”的傾向，削弱了法律和政策的預期功能。第二，數據要素配置的法律規則尚不完善。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動能，數據的權屬界定、交易規則和安全監管仍處于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成熟的法治路徑，導致“數據紅利”難以充分釋放。第三，前沿技術的監管滯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顛覆性技術的發展對傳統經濟法律責任體系構成了挑戰，缺乏彈性監管與包容審慎監管的法治化銜接，容易導致監管“越位”或“缺位”。這些挑戰暴露出傳統經濟法在應對高頻次、顛覆性創新時的滯后性。

　　針對這些問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確保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這要求經濟法制度必須具備更強的制度回應性。這種內生于經濟法體系的支撐機能要求我們不僅要關注“紙面上的法律”，更要關注法律在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中的“生命力”。從法治角度理解“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就是必須建立健全經濟政策法治化評估機制，確保各類增量政策與存量政策在法治軌道上同向發力，避免政策疊加帶來的合成謬誤。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構建法治化創新生態

　　強化契合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經濟法支撐，核心在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將《建議》與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精神轉化為具體的法治實踐，應從以下維度強化經濟法的支撐作用，優化經濟法的實踐路徑。

　　第一，完善新型舉國體制下的科技創新協同制度。在經濟法層面，應通過修訂《科學技術進步法》及其配套規章，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特別要統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完善“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的多元投入機制，利用財稅法律制度對基礎研究提供長效、穩定的法治保障。應探索建立長期主義的科創稅收優惠體系，確保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

　　第二，健全全國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法律體系。新質生產力的“數智”特征要求我們必須突破傳統物理空間的限制。應按照《建議》關于“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健全數據要素基礎制度，建設開放共享安全的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深化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部署，加快完善數據要素相關法律制度。重點解決數據確權、定價、流通中的法治難題。要通過法治手段降低數據流轉的制度性成本，平衡好數據共享與數據安全、個人隱私保護的關系。通過提升經濟法的制度包容性與適配性，允許在部分領域先行先試，建立容錯機制，以法治化的試點經驗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成型。

　　第三，構建因地制宜與一致性評價并行的經濟法規制框架。經濟法在執行中不能搞“一刀切”。經濟法發揮法治保障功能的內在邏輯，要求法律既要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確保政令暢通，又要支持地方結合實際在法治框架內積極探索發展新產業、推進新模式的自主權。同時，要嚴格落實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將各類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的要求，通過法治化的備案審查和一致性評估制度，確保地方性支持政策不違反公平競爭審查標準，不破壞全國統一大市場，從而在制度層面形成有序競爭、因地制宜、合力推動的良好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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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帕孜麗婭·玉蘇甫，武漢大學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以上內容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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