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上海又去了東京：斯塔默“不做選擇”的“英式務實主義”

1月28日至31日，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引發全球關注。

斯塔默訪華并非權宜之計，建構穩定、清晰、連貫、務實的伙伴關系是工黨政府上臺以來的對華既定政策。另一方面，從隨行人員名單、行前放風、訪華成果，都可見工黨政府定位的伙伴關系聚焦于經濟層面，還達不到全方位重啟中英關系的程度。而這也是英國務實平衡全球戰略的一部分。然而在大國競爭、陣營對立的時代，這往往意味著費力不討好地“走鋼絲”。斯塔默主打“解決問題、避談主義”，用外交加分掩蓋內政壓力。只是如今內外形勢變局難測，多面接觸的路徑成效有限、反響難料，亦再難出彩。

2026年1月31日，上海，英國首相斯塔默（右）和英國商務與貿易大臣、貿易委員會主席彼得·凱爾參觀外灘 視覺中國 圖

不是“權宜之計”但很“務實”

斯塔默訪華從縱向看，這是繼2018年特蕾莎·梅之后英國首相首次訪華，“破冰”意味明顯；橫向看，近期法國、韓國、愛爾蘭、加拿大、芬蘭多國領導人訪華在前，德國總理默茨被傳將跟進。恰逢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格陵蘭島、俄烏沖突、關稅等議題再向傳統盟友發難。加拿大總理卡尼更是在達沃斯論壇發出“舊秩序已死”的聲音……面對捉摸不透的美國，尋求穩定可測的大國合作伙伴是本能反應。

不過這不意味著重啟對華關系是英國的“權宜之計”。即便沒有開年以來美歐關系的變數，工黨政府自執政以來就有明確的對華關系政策方向。正如斯塔默去年12月在年度外交政策演講中所說，此前保守黨政府對華政策前后不一，不是“黃金時代”就是“冰河時代”，不符合英國利益，需要“糾偏”。

因此自2024年7月重返執政后，工黨政府就開始逐步推動雙邊關系回暖。時任英國外交發展大臣拉米和財政大臣里夫斯兩位內閣大員已于2024年和2025年先后訪華；中英兩國領導人于2024年11月在里約熱內盧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會見。密集的高層訪問和互動，引領中英關系走上改善發展軌道。今年1月20日，英國政府宣布通過中國駐英國使館新館舍的規劃審批，事實上搬走了最后的“絆腳石”。

斯塔默訪華，是工黨政府既定政策和前期鋪墊的必然結果。而外部動態更多地讓斯塔默感到迫切性：當法、德等歐洲盟友已制定出更為成熟復雜的對華策略并頻繁往來時，英國卻因自我孤立而淪為“局外人”，錯失了諸多機遇。

斯塔默在英國政壇自我定位為“問題解決者”，而他重啟中英關系與此次訪華計劃也充分體現了其目標導向、問題導向的作風。英國當前最大的國內挑戰就是經濟增長乏力，因此斯塔默行前就明確其目的是以“連貫、務實的中英伙伴關系改善英國（經濟）”，為本次中國行明確了基調和關鍵詞。斯塔默從隨行人員安排、訪華行程、議題設置、合作協議等各方面都聚焦經濟。

從結果看，應該說斯塔默和工黨政府基本達到了原定目標。其中英方主要關切和重點強調的成果包括：阿斯利康于2030年前在華投資150億美元，擴大藥品生產與研發布局；英國最大能源公司章魚能源與杭州碧澄能源成立合資公司，正式進入中國電力市場；中方將進口威士忌酒關稅稅率由10%降至5%，英國政府稱此舉將在今后5年創收2.5億英鎊；中方愿積極考慮對英實施單方面免簽；雙方簽署協議、合作打擊移民偷渡、人口走私的船只供應鏈。

然而在中英關系恢復確定性、下限回升的同時，斯塔默中國行的“選擇性”也決定了今后雙邊關系的有限性。隨行內閣大臣級高官只有1人，外交發展大臣伊薇特·庫珀缺席，可見斯塔默優先考慮的是落實經貿、財金合作成果，而政治關系發展尚未邁出實質性步伐。經濟領域之外的關系正常化，仍有待觀察（例如庫珀另行訪華）。

即便在達成書面協議和共識的領域，從字面轉化為現實也并非一日之功。美國“政治”新聞網分析指出，雙方達成的不少協議屬于“承諾為未來合作研究選項”，這就要求英國付出更多努力將其轉化為現實。至于最突出成果（威士忌關稅、免簽入境）也是最容易達成的成果，不涉及兩國關系的敏感議題，例如工黨政府此前宣稱所謂“絕不用來做交易”的“國家安全”問題。

歸根結底，斯塔默的務實，從另一個方面可理解為“先易后難”甚至“只易不難”；而且由于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等客觀差異，英國從政壇到民間，對中國的固有認知和特定議題的看法決定了雙方的距離有望拉近但不會太近。工黨政府目前從中國看到的是第三大貿易伙伴、37萬英國人就業崗位，日后能否看到并挖掘中英合作的更多潛力，還取決于更多因素。

自主平衡難免“走鋼絲”困境

訪華只是斯塔默亞洲行的一部分。1月31日他從上海直接飛往東京，開始訪日行程。當天斯塔默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舉行會談、共進工作晚餐。據日媒報道，兩人交換了如何應對特朗普意圖重構國際秩序、美歐裂痕擴大的問題，同意加強網絡防御合作，確認將在年內舉行防長和外長的“2+2”會談。

當地時間2026年1月31日，日本東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右）與英國首相斯塔默舉行會晤并握手 視覺中國 圖

結合此前英國政府關于斯塔默訪日的通報，雖然其將中國和日本都定位為伙伴關系，可明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更偏向后者——既強調經濟與防務伙伴并重，又將雙邊關系定性為“深厚”、“基于信任”。有聲音指出斯塔默訪日是確認英國對亞太地區安全的利益訴求。而英國國內有分析人士對此大惑不解，懷疑斯塔默及其外交團隊對東亞地區形勢認識不足。

站在斯塔默的角度，他仍會解釋為“接觸這個動蕩多變的世界”（其核心外交理念）。整個亞洲行期間，他一再強調自己是“英式實用主義者”、“按常識辦事”、“讓英國再次面向外部（世界）”。英國《衛報》認為這就是“斯塔默路徑”：回避政治（主義）、解決問題但不給問題“貼標簽”；首選永遠是“不做選擇”——務實地接觸各方、拒絕兩難困境。

自就任首相以來，斯塔默在外交事務中尤為活躍，也全力踐行自己的理念。就“重置英歐關系”而言，去年5月英國與歐盟確認將繼續推動食品農業標準和能源達成協議，訪華期間斯塔默強調英國將進一步融入歐盟市場，甚至不再堅決排斥兩年前競選時否決的“回歸歐洲單一市場”。同時英國與歐盟官員正著手恢復防務合作談判，多次在“援烏抗俄”議題上積極牽頭、扮演“領軍”角色。

面對不可預測的特朗普，斯塔默去年2月攜英王查爾斯三世訪英邀請函和漲軍費的承諾首訪白宮，隨后在5月與美國率先達成關稅協定，爭取到了更“優惠”的出口產品關稅（大都為10%）。在特朗普因俄烏沖突和吞并格陵蘭島問題與歐洲發生摩擦，甚至再次祭出關稅威脅時，斯塔默亦力求不卑不亢、又極力避免英美特殊關系。

同在去年5月，英國經過3年艱難談判后與印度達成貿易協議，實現了雙方領導人口中的“歷史性里程碑”。按英國政府的說法，該協議有望在2040年之前每年帶來255億英鎊的貿易增幅。在與美國、歐盟、印度等全球和區域主要力量重塑或鞏固關系后，斯塔默將目光投向被保守黨“忽視”多年的中國。

斯塔默的全球戰略設想非常理想化：以“英國優先”、“英國受益”為目標，廣交伙伴，但又不深度綁定或屈從某一方，更不犧牲英國這個老牌大國的自主性。然而這種“自主平衡”的務實戰略如今面臨著格外的現實張力，斯塔默想將美好的設想轉化為實際政策的加分項并不容易。

斯塔默在開始中國行之前表示自己“不做選擇”，可面對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態勢，他能抵御多久、抵御到何種程度尚需觀察。作為主權國家領導人，他自然不能屈從于特朗普關于跟中國做生意“非常危險”的暗中威脅，還要強調忽視中國非常魯莽。可正如里夫斯近期對美國媒體所說，美國依舊是英國“最親密的盟友”。一旦局勢再生變數，“走鋼絲”難以為繼，所謂“拒絕站隊”反而可能“雞飛蛋打”、一無所獲。

斯塔默和特朗普 資料圖

內政壓力制約外交加分

《衛報》看得十分清楚，斯塔默“解決問題、避談主義”只是延緩危機，卻不能扭轉危機。該報還以內政作為類比：2024年競選時，斯塔默向選民承諾重建國家無需做出“痛苦的財政選擇”——政府建設不用民眾買單；結果執政一年半以來，斯塔默每天都“帶來痛苦”，并告訴民眾這種“痛苦的選擇”（砍民眾福利、降本增效）是必要的。

與馬克龍等盟國領導人類似，斯塔默似乎熱衷于以“外交出彩”的加分來彌補“內政不力”的減分。可外交與內政始終相互作用、影響，國內壓力同樣考驗著工黨政府外交戰略能否持續、不打折扣地推進。

英國輿觀調查公司1月24日的最新民調顯示，相信中英關系會使中英雙方同等受益或英國更受益的英國人加起來不到30%。而兩大反對黨（保守黨和英國改革黨）均強烈反對斯塔默訪華。國內環境使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難免受到牽制。

與此同時，斯塔默本人和工黨執政的穩定性同樣面臨潛在沖擊，為其務實、平衡外交政策的延續性帶來更多疑問。一方面，工黨政府的民間不滿意度已經高達68%，工黨支持率已落后極右翼英國改革黨接近10個百分點，與保守黨如難兄難弟，今年5月的地方選舉極不樂觀。

另一方面，工黨的內斗也隱隱威脅著斯塔默的領導地位。1月25日，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禁止大曼徹斯特市長、斯塔默最大競爭對手安迪·伯納姆參加2月6日戈頓和登頓選區下議員補選（成為下議員是競選黨魁的必要條件），引發后者及其支持者的強烈不滿，超過50名工黨議員要求斯塔默撤銷這一決定。而財政大臣里夫斯在最后時刻意外落選斯塔默訪華名單，也令部分英媒懷疑二人關系生變。

斯塔默希望將“非敵非友”的中英關系作為自己外交和全球戰略必要組成部分。相比于后卡梅倫時代的歷屆保守黨政府，他明顯前進了一步，但也束縛了繼續向前的步伐。在國內外形勢都不利好的情況下，是繼續狹義地求穩務實，還是拿出大破大立的勇氣，這檢驗的不僅是斯塔默的對華政策，更是他作為首相的領導力和執政生涯。

（胡毓堃，國際政治專欄作家、中國翻譯協會會員）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胡毓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