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規則！直面刑罰執行“模糊地帶”——解讀最高檢第六十批指…

明確規則！直面刑罰執行“模糊地帶”——解讀最高檢第六十批指導性案例

現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模糊地帶”，如今有了明晰邊界——

?罪犯因同一事實再審后仍判緩刑，之前表現良好的考驗期會不會“白過”？案例明確應予扣除，準確適用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讓公平正義在“分毫”間彰顯。

?罪犯帶著未結舊案入監，新判決后減刑起始時間從何時起算？案例明確從最初服刑之日起算，有效防范因司法機關辦案進度而讓罪犯“吃虧”。

?再審改判導致原減刑裁定失效，新申請裁定減刑能否“躺贏”？案例強調必須對原減刑裁定依據的證據材料進行實質化審查，一旦發現證明“確有悔改表現”的證據存疑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釋，堅決“說不”！

緩刑考驗期怎么算符合法治精神？帶“舊賬”入監何時能減刑？再審改判后，之前的減刑還算數嗎？這些曾經困擾過一線檢察官的問題，如今有了清晰答案。2025年12月30日，最高檢發布的第六十批指導性案例，聚焦社區矯正執行監督和刑罰變更執行監督，為刑罰執行的“最后一公里”劃出了公平公正的明晰路徑。

2025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聽取和審議了檢察機關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情況的報告，為這項工作提質增效提出意見。“此次指導性案例的發布，正是檢察機關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意見的一項重要舉措。”最高檢刑事執行檢察廳廳長王光月告訴記者，這批指導性案例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既彰顯法律的權威與公正，又體現對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向社會傳遞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并重的信號。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時延安評價說：“這批指導性案例所解決的三個法律適用問題，是現行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偶有發生的。檢察機關根據現行刑事法律及法理，從維護司法裁判權威和罪犯合法、正當權益的角度提出明確的法律適用規則。”

這批指導性案例究竟解決了哪些實踐中的“爭議點”？又將為刑罰執行監督工作帶來怎樣的指導價值？近日，記者邀請了最高檢有關部門負責人、指導性案例編寫組相關負責人、案件承辦檢察官，展開深入解讀。

一把“公平尺”

再審緩刑已過的考驗期

依法扣除不“白過”

爭議：因同一犯罪事實再審后仍宣告緩刑，已執行的緩刑考驗期是否應扣除？

指導性案例明確

被宣告緩刑的罪犯基于同一犯罪事實再審后仍被判決宣告緩刑的，之前已經過的緩刑考驗期應當計算在再審判決確定的緩刑考驗期以內。

因同一犯罪事實再審后仍宣告緩刑，之前的社區矯正記錄算不算數？這個問題曾讓社區矯正對象徐某某陷入困惑，也讓社區矯正機構犯了難。

2020年6月5日，吉林省磐石市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徐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徐某某自當月開始接受社區矯正。同年10月9日，吉林市檢察院以原審判決定性不準、量刑不當為由提出抗訴，案件進入再審程序。2021年4月2日，磐石市法院經再審撤銷原判決，以過失致人重傷罪改判徐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緩刑考驗期自2021年4月14日至2024年4月13日。這意味著徐某某要面臨重復入矯、重回重點管控名單的處境。

磐石市檢察院開展調查核實，調取社區矯正檔案卷宗。

“2021年4月21日，我們在開展走訪工作時，社區矯正對象徐某某反映，像他這種情況是否存在重復入矯的問題。”吉林市檢察院刑事執行檢察部副主任范媛媛回憶說，“社區矯正機構對于徐某某的情況也很困惑：之前的社區矯正是否還要執行，是否要重新建立社區矯正檔案？”

經細致溝通后，檢察官最終確認了社區矯正機構的意見：徐某某在2020年6月16日入矯后，已經接受了三個月重點人員矯正管理，不應重新被列入社矯重點人員，應該扣除一審判決生效后已矯正的9個月29天。

但檢察機關很快發現，徐某某提到的緩刑考驗期是否應當扣除的問題，存在著法律適用空白，尚無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明確規定。

“緩刑一般適用于罪行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危險的罪犯。司法實踐中，一般被宣告緩刑后，往往是案結事了，很少出現再審情形，通常情況下也就不會出現考驗期限的扣除問題。然而，本案中卻遇到了這個問題：即原判適用緩刑，經再審仍判決適用緩刑。”范媛媛告訴記者。

“如果對已經經過的考驗期不予扣除，對徐某某來說不公平。”范媛媛進一步解釋說，再審改判減輕了徐某某的刑期和考驗期，如果緩刑考驗期重新計算，加上已執行社區矯正的9個月29天，再審改判將沒有實質變化，他的考驗期將近原判緩刑的四年，這就等于變相延長了考驗期限，有悖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不符合緩刑制度設立的初衷。而且，徐某某在矯期間表現良好，矯正級別也已作出調整，由高風險降為低風險。

立足法治精神與公平公正，檢察機關明確，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基于同一犯罪事實再審后仍宣告緩刑的，再審判決確定之日以前已經過的緩刑考驗期應當計算在再審判決確定的緩刑考驗期以內。最終，經檢察監督，法院依法將徐某某已執行的9個月29天緩刑考驗期在再審執行通知書中予以扣除，其緩刑考驗期于2023年6月15日屆滿。

這一舉措，不僅解開了徐某某的心結，更填補了緩刑考驗期計算的法律適用“空白”，為同類案件辦理提供了清晰指引。

“這個案例體現了檢察機關落實‘三個善于’——善于從具體法律條文中深刻領悟法治精神的具體要求。”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檢委會辦公室主任高翼飛向記者分析說，“刑罰執行應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檢察機關在履行刑罰執行監督職責過程中，針對再審改判后仍判緩刑的情形，要審查《執行通知書》記載的緩刑考驗期起止時間是否合法。發現對依法應當扣除的緩刑考驗期沒有予以扣除，檢察機關要依法提出監督意見，保障罪犯的合法權益。”

一本“明白賬”

入監前未結案，減刑起始時間不“跑偏”

爭議：原判決宣告以前已經立案偵查的罪行，在服刑期間作出新判決，減刑起始時間如何確定？

指導性案例明確

刑罰執行期間，人民法院對原判決宣告前已經立案偵查且罪犯如實供述的罪行作出新判決后，該罪犯首次提請減刑時，其減刑起始時間應當自原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

因入監前未結案件被數罪并罰，首次減刑的起始時間該從哪天算？是從交付監獄執行刑罰之日起計算，還是應從其新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司法解釋的空白，曾讓司法實踐中出現“兩種聲音”。

2020年9月21日，陳某因犯徇私枉法罪被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2021年1月27日入監服刑。在該判決宣告前一個月，陳某因涉嫌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異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2022年12月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與前罪并罰后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19年6月4日起至2027年6月3日止（判決前先行羈押時間折抵刑期）。

2023年10月11日，監獄以陳某執行刑期二年以上、確有悔改表現為由，向成都市中級法院提請減刑，并抄送成都市檢察院。

“當時我們在辦理時，對陳某的減刑起始時間到底從何時開始計算是有些爭議的。”成都市檢察院刑事執行檢察部副主任袁芳告訴記者。

為何會有爭議？記者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第六條第一款規定，有期徒刑減刑的起始時間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但是，對于在刑罰執行期間因漏罪或者入監前未結案件被數罪并罰的，如何計算減刑起始時間沒有明確規定。

為了準確把握法律適用、精準辦理減刑監督案件，檢察機關對陳某是否符合減刑條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了解了陳某兩罪未并案審理的原因：在陳某涉嫌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中，司法機關雖已掌握其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徐某開設賭場的犯罪事實，且陳某對上述犯罪事實一直供認不諱，但因徐某案尚未判決，需待判決后方可對陳某定罪，故未與徇私枉法罪案并案審理。

“綜合考慮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刑罰價值的平衡性、制度運行的穩定性，我們認為陳某入監前的未結案件，并非陳某過錯所致，不利后果不應由他來承擔，否則對陳某來說不公平。”袁芳介紹說，“陳某自入監以來能真誠認罪悔罪，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積極參加思想、文化、職業技術教育，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在本輪次提請減刑考核期內共獲得5個表揚，確有悔改表現。”

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罪犯服刑期間因入監前未結案件被數罪并罰，入監后沒有阻礙訴訟的情形，不影響對罪犯服刑期間悔改表現的評價。陳某自原判決交付執行之日起已執行二年以上，符合減刑條件。2024年1月29日，成都市檢察院提出同意對罪犯陳某減刑的檢察意見。

“當然，陳某因犯徇私枉法罪、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八年，我們在減刑幅度上也有所控制，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袁芳說。

據了解，陳某減刑監督案辦結后，有關部門通過總結經驗，統一了當地的執法標準。

高翼飛對記者解釋說，在辦理此類案件中，要從有利于維護刑罰執行的公正性、有利于穩定罪犯改造預期、有利于提升教育矯治效果的角度，來理解減刑起始時間的規定，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機統一中實現公平正義。

一道“防火墻”

再審改判后，原減刑裁定不“躺贏”

爭議：再審改判致原減刑裁定自動失效如何監督重新裁定減刑？

指導性案例明確

再審改判致原減刑裁定自動失效的，除再審宣告無罪的情形以外，人民檢察院應當監督刑罰執行機關及時報請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是否減刑的裁定。對重新報請減刑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全面審查原減刑裁定依據的證據材料，發現證明罪犯悔改表現的證據存在疑問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認定確有悔改表現的，應當依法提出建議不予減刑的檢察意見。

王某某與他人共同實施故意傷害犯罪，天津市西青區法院認定王某某構成自首，判處其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2012年12月，王某某入監服刑，服刑期間獲得減刑一年，于2015年4月刑滿釋放。因被害人申訴，經檢察機關抗訴，2024年1月22日，法院再審認定王某某不構成自首，改判王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同時認定原減刑裁定自動失效，刑期自2024年2月2日至2025年8月1日。

“我們在開展日常監督工作中發現，罪犯王某某再審改判致原減刑裁定自動失效后，監獄沒有及時報請法院重新作出是否減刑的裁定。”天津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刑事執行檢察部檢察官李玉玲告訴記者。

記者了解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再審裁判改變原判決裁定的，原減刑裁定自動失效。再審判決生效后，刑罰執行機關應當及時報請法院重新作出是否減刑的裁定。

“監獄沒有及時報請法院重新作出是否減刑的裁定，于是我們監督監獄啟動報請程序。”李玉玲表示。

天津市檢察院第一分院辦案檢察官向檢察技術人員了解筆跡鑒定技術問題。

監獄啟動報請程序后就擬對王某某報請減刑九個月征求檢察機關意見時，檢察機關并未對原減刑裁定結論簡單確認，而是對王某某原減刑裁定依據的證據材料進行了全面審查，這一查便查出了問題：反映王某某認罪悔罪態度的《半年評審鑒定表》中的個人鑒定部分、思想匯報等5份自書材料，其中4份并非本人書寫。

“我們經調查確定，王某某具有文字書寫能力，不存在特殊原因導致不能書寫的情形，王某某對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李玉玲告訴記者，“因此，結合案件整體情況，我們認為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認定罪犯確有悔改表現，王某某不符合減刑條件，向監獄提出不建議對王某某予以減刑的檢察意見。”

“在這個案例中，檢察機關依法加強對原減刑裁定的全面審查，依法提出了不予減刑的檢察意見。”最高檢刑事執行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吳飛飛告訴記者，“該案是這批指導性案例中唯一一件不予減刑的反向案例，體現了減刑中準確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也展現檢察機關全面履職的情況。”

“我們重點強調對重新裁定原減刑裁定的監督案件，應進行全面審查，加強調查核實，依法準確提出檢察意見。”吳飛飛說，“該案強調對原減刑裁定進行全面審查的指導意義對于今后司法辦案實踐有著重要價值，體現了當前減刑案件實質化審理的需要。”

這三起案例，既是檢察機關精準履職的生動實踐，更是對“司法公正無小事”的生動詮釋——從緩刑考驗期的“分毫必較”，到減刑起始時間的“精準界定”，再到減刑證據的“嚴格把關”，每一次監督都凝聚著對公平正義的堅守，讓刑罰執行既有法治的力度，更有法治的溫度。

在時延安看來，刑罰執行實踐問題錯綜復雜，如果僅靠刑法、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各種具體情形，立法機關顯然是做不到的。“通過指導性案例的形式來解決法律規定‘所未及’的部分，正是發揮指導性案例功能的具體體現。”時延安表示。

中國法學會刑事執行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吉喜：

最高檢發布的第六十批指導性案例，以刑罰執行監督為主題，是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提升刑罰執行質效”的重要體現。

這批指導性案例以“三個善于”為指引，涉及“因同一犯罪事實再審后仍宣判緩刑，已執行的緩刑考驗期是否應扣除”“原判決宣告以前已經立案偵查的罪行，在服刑期間作出新判決，減刑起始時間如何確定”“再審改判致原減刑裁定自動失效如何監督重新裁定減刑”等三個問題。對于前兩個問題，現行法律均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這批指導性案例觸及了法律規定的模糊地帶，明確了同類問題的處理規則。對于第三個問題，相關司法解釋雖有規定，但是指導性案例更加突出了在刑事執行檢察工作中應當關注同類案件中的減刑裁定，并對相關證據進行實質化審查。

這批指導性案例在刑事執行檢察工作中的法律適用、證據采信等方面對于辦理類似案件具有很強的指導價值，對于保障作為刑事訴訟“最后一公里”的公平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檢察日報·明鏡周刊

全媒體記者：單鴿

編輯：操余芳 張蘇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