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灘上的全球化：海南封關后的旅游與貿易圖景

作者｜洋紫

編輯｜李小天

坐在三亞的沙灘上，總是會有一種在置身異域的感受。除了中國游客之外，這里也有為數眾多的海外旅行者，不少來自俄羅斯或者東南亞，饒有興致地享受海島風情。

這一景象的背后，是海南已然構建的多層次免簽入境體系：覆蓋 86 個國家的政策矩陣，包含 59 國 30 天入境免簽、240 小時過境免簽，以及港澳外國旅游團 144 小時免簽、郵輪外國旅游團 15 天免簽等舉措，從個人到團隊、從民航到郵輪，全方位為海外游客入境海南打通便利通道。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貿易港正式啟動全島封關。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廣電體育廳官網公開數據，元旦小長假入境游機票訂單量飆升，三亞同比增長5倍、海口同比增長近3倍，增速領跑全國，中外游客如潮。

旅游市場火熱的同時，產業發展同樣勢頭強勁。封關后的首個月份，海南新增外貿備案企業達 5132 家，數量相當于 2024 年一個季度的總和，政策對產業的虹吸效應盡顯。站在新的發展節點，海南的定位愈發清晰：對內，依托獨特的地理區位與自貿港政策優勢，成為國民度假消費升級的優選目的地；對外，需實現從 “政策開放高地” 到兼具獨特魅力與舒適體驗的 “中國式現代化文明體驗地” 的進階跨越。

海南的沙灘、陽光與免簽便利，是游客的度假天堂；跨境貿易、購物熱潮和產業升級，則是企業的政策試驗田。在這里，生活體驗與制度紅利交織，承載了新的夢想。

三亞的海灘

封關之后的一個月里，直接來海南落地的出海企業并不多，但觀察海南機會的出海企業更多。

在海南從事財稅服務的云萍看來，封關之后，出海業務如何落地，是他們更需要補充的業務，因為此前大多數海南企業對出海涉及的較少，而此次應該是一個大機遇。

從企業角度看，封關后的核心吸引力之一即是“零關稅”政策：截至目前，零關稅商品已擴大至 6637 個稅目，覆蓋約 74% 的進口商品，僅保留《進口征稅商品清單》所列 2323 個稅目及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貨物征稅。享惠主體包括在海南自貿港登記注冊的獨立法人企業、事業單位，以及科技類、教育類民辦非企業單位。

此外，更具吸引力的是加工增值免征關稅政策——只要在島內加工增值達到或超過 30%，貨物進入內地即可免征進口關稅，僅需照章繳納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這對進口原料依賴型制造業而言是極大利好。同時，進口零關稅商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可在島內享惠主體間自由流動，無需補繳關稅。

換句話說，海南就是家門口的“出海試驗場”，能夠通過特殊的關稅政策，做本地加工增值，然后連接全球。某食品加工企業在封關之前就緊緊關注政策變化，零關稅進口、增值30%后免關稅內銷，有利于該企業在國內外形成價格優勢。

另一個優勢則是“低稅率”優勢：對注冊在海南自貿港并實質性運營的鼓勵類產業，減按 15% 征收企業所得稅（較內地 25% 的稅率大幅降低），企業需滿足生產經營、人員、賬務、資產四要素均在自貿港的要求；對在海南工作的高端緊缺人才，個人所得稅實際稅負超過 15% 的部分予以免征（內地最高稅率達 45%），人才需在一個納稅年度內累計居住滿 183 天（實際居住不少于 90 天），航空航天等特殊行業人才雖居住不滿 183 天，但滿足相關條件也可享受。此外，新增境外直接投資所得免征企業所得稅政策，出海企業利潤匯回無需補繳差額稅款，進一步減輕企業經營負擔。

近5年來，海南新增實有經營主體270萬，超過建省后32年總和。就5年的時間來看，云萍對企業在海南的去留感受頗深，“從2020年到2022年、2023年這幾年，企業注冊量增長非常快。市場熱度很高，但底層邏輯其實很簡單：大家在“聽風”。很多企業當時并不清楚自己來海南要做什么，只是覺得‘先把主體放在這里再說’。

“到了2023年下半年，企業明顯進入了一個冷靜期。前面那三年的熱勁，該來的已經來了；一直在觀望的，也發現政策并沒有那么快落地，于是更不著急。真正的轉折點，大概是在2025年下半年。封關節點逐漸明確之后，一方面，前幾年企業踩過的坑，開始被系統性地復盤；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包括海關、商務、稅務、市場監管——也在不斷修補制度。”云萍表示。

而到了現在，當信號更為明確時，看好海南作為海外市場“跳板”的企業更多了

海南三亞

總部在廣東的跨境企業創始人陳逸飛向霞光社表示，“我們關注的不是物流和關稅，而是跨境結算和組織結構的靈活性。封關后，公司在海南設立結算與管理主體，用于承接部分跨境業務，同時保持原有海外架構。海南是一個補充，不是替代方案。”

去年1月份，京潤珍珠作為試點企業，一次性得到了所有政策支持。試行營后，京潤珍珠所有進口海水珍珠的關稅減免了21%，反映到銷售端，產品價格打了七九折。當采購取得規模效應，利潤也會增加。京潤珍珠CEO周朔表示，未來，公司的布局會迎來大轉變：海南可能代替深圳，成為京潤珍珠面向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大前方。

此外，蜜雪冰城2022年就著手在海南省定安縣建生產基地，生產冷凍水果、咖啡和糖漿等，出口到38個國家，成為首批利用封關政策的代表性企業。

海南封關對制造類企業的影響，即是可以將其納入全球布局的一環，嘗試重構供應鏈的路徑。

在自貿港制度設計之外，跨境支付與結算問題，正在成為不少企業關注的另一條隱性主線。

多位受訪者提到，目前內地部分銀行在外匯結算上的靈活度有限，尤其是在國際形勢趨緊的背景下，一些海外結算機構對涉及中國的結匯業務趨于謹慎，甚至收緊通道。這種變化，正在直接影響企業的貿易路徑選擇。

在傳統模式下，不少企業會選擇先以美元完成結算，在海外完成貨物采購后，再進入國內體系。但這一做法，本身就意味著更高的成本和更復雜的鏈條。

“如果貨物最終是要進入中國市場，那有沒有可能，直接在中國完成結算？”一位長期服務跨境企業的海南從業者反問。

在他看來，海南自貿港接下來一個重要的變量，并不只是物流或關稅，而是結算貨幣和支付通道的選擇權。包括是否可以更多使用人民幣，或直接使用貿易對方的本幣進行結算。

這也是外界此前頻繁討論“海南是否會分流新加坡中轉功能”的背景之一。封關節點臨近后，市場曾一度預期，隨著航運、航空、中轉、加油等配套能力的增強，部分原本經由新加坡、迪拜完成的貿易流，可能會轉向海南。

但在受訪者看來，物流只是表層，更深層的，是貿易習慣的改變。長期以來，亞洲不少貿易路徑已經固化為“海外—新加坡”或“海外—迪拜”的模式。如果海南要真正承接這些流量，關鍵不只是把貨物接過來，而是讓企業形成“海外—海南”的穩定交易路徑。一旦貿易路徑發生改變，結算體系才有可能隨之調整。

當貨物直接進入海南，結算場景自然也可以逐步向人民幣或本幣結算遷移，而不再完全依賴美元體系。“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上述人士表示，結算方式并不會先行，而是要建立在真實貿易、穩定路徑和高頻交易之上。

在這一邏輯下，跨境支付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金融問題，而是與物流、中轉、通關和制度信任度緊密綁定的系統工程。對海南而言，真正的挑戰，并不是能否復制某一個國際中轉港，而是能否在長期運行中，逐步改變企業的貿易路徑和結算習慣。

海南萬寧旅游大道

對于出海企業來說，如果單純基于考慮關稅和供應鏈的考慮，海南并不是唯一選擇。

在東南亞，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國家，過去十年里已經陸續搭建起各自的自貿區體系，核心邏輯高度相似：用自貿區承接產業轉移，用稅收和土地換制造業，用港口和物流對接全球市場。

企業進入自貿區，第一眼看的，永遠是稅。把幾個典型區域放在一起看，差異會變得更清晰。

在海南，自貿港給出的，是一套“長期制度方案”：企業和個人所得稅“雙15%”，覆蓋面不斷擴大的“零關稅”清單，以及加工增值超過30%即可免關稅內銷的設計。這套制度并不強調“前幾年沖量”，而是試圖構建一個長期、可復制的稅制結構。

相比之下，東盟自貿區更像一組“項目型優惠”。以越南峴港為例，企業所得稅前4年全免、后9年減半，工業用地前三年免租、后兩年減半，吸引力直接而明確，但高度集中在項目早期。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則是另一種模式。它針對制造、物流、旅游等不同行業，設置最低投資額、運營規模等條件，再給出5%—10%的企業所得稅，或100%投資稅補貼。優惠力度不小，但明顯“看人下菜”，更偏向資金雄厚、路徑清晰的中大型企業。印尼巴淡島自貿區，則主打進出口免稅和增值稅豁免，對加工貿易友好，但內銷受限，與印尼本土市場相對隔離。

越南峴港

如果只看數字，每一個自貿區都可以說各有所長。但真正的分水嶺，不在優惠強弱，而在制度類型。海南更像是在“搭系統”，東盟自貿區更像是在“做項目”。前者強調低稅率、零關稅、加工增值內銷，再疊加中國市場的可達性；后者更常見的是“前幾年免稅，后面再談”，適合快速落地、快速回本的加工型企業。

這也是為什么，短期來看，東盟依然對勞動密集型、成本敏感型企業更具吸引力；但對于希望把研發、制造、市場放在同一張版圖里的企業，海南的想象空間更大。

當然，任何自貿區，都不能只看優點。海南仍處在早期階段。產業生態、人才池、專業服務體系，都需要時間沉淀；“二線監管”的存在，也意味著與內地市場并非完全無縫。注冊企業數量上去了，但真正大規模、深度落地，還沒有到爆發期。

越南峴港的問題，則是規則仍在成型中。雖然方向明確，但相關法律框架、自貿區細則尚未完全穩定。越南官方給出的時間表，是2030年前基本建成，這個節奏，與海南相比，差距并不小。

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的短板，在于“成熟但不普惠”。想要拿到優惠，往往意味著更高的投資額、更深度的運營綁定，同時產業發展高度依賴新加坡，獨立性有限。

至于巴淡島，自貿區內工業園區接近飽和，新進入企業往往需要自建廠房，周期和成本都不低，加之內銷受限，適用場景相對明確。

毫無疑問，海南自貿港為制造業企業提供另一條路徑。未來更可能出現的，是一種分化式布局：一部分企業繼續留在東盟，追求成本和區位；一部分企業回到海南，押注制度紅利和國內外雙循環；還有一部分企業，會選擇“兩頭布局”。

事實上，九十年代以來，海南經歷了兩次由政策主導的大開發。一次是1988年，海南建省，“十萬人才下海南”，但大量的資金和人才并未像深圳那樣流向制造業，反而造就了房地產泡沫的奇觀；另一次是2010年，國務院提出建設國際旅游島，再一次把海南三亞的房價推到了全國準一線水平，但全島的基礎建設并沒有得到相應發展。

目前，旅游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熱帶特色高效農業，這四大主導產業是海南經濟的支柱。相較一線城市來說，海南的產業基礎薄弱，在深圳打工的海口人佳佳向霞光社表示，過去地產行業還蒸蒸日上，但在2018年就沒戲了：自貿港建設提出前夕，海南宣布全域房產限購。

這也就意味著，一線城市的企業在海南經營，大概率會遇到人才難題。一些在海南落地工廠的，對高端人才沒有吸引力，因此，大多數企業把公司放到海南，是為了節稅避稅，不怎么招人。此外，海南人口密度較小，這也是此前發展未能達成結果的原因。

這可能是企業選擇海南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不過，長期來看，卻有新的可能。

一位全球化公司的企業家向霞光社表示，未來會考慮將亞太總部放在海南，“時差小，開會外籍高管隨時來去，距離近，機票便宜、住宿方便。”生活上，也較為方便，“比如我很看好海南的醫療。國外看病都很貴，東南亞也缺好醫院，海南都可以承接。教育上，中國的理工科、職業教育都很厲害，可以作為外籍人士的生活選擇。”

海南背靠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同時毗鄰東南亞，是連接中國和東南亞兩個經貿最活躍區域的中間節點，4小時飛行時間可覆蓋亞洲21個國家和地區，覆蓋全球47%的人口和30%的GDP，能有效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交匯點。

短期來看，海南的產業基礎、人口密度和高端人才吸引力仍是企業落地的現實瓶頸；但從長遠看，這片海島擁有獨特的地理與政策優勢——背靠國內超大市場、毗鄰東南亞，生活便利、醫療教育可及。對于愿意布局亞太、兼顧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企業而言，海南不僅是一塊政策實驗田，更可能成為生活、工作與商業共生的戰略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