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孫子追求歌星甄妮被拒：“蔣家的孫子我就要買他賬啊？”

一九七四年春夜，臺北“中影”大樓燈火通明，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工作人員被一通特別交代嚇出一身汗——“蔣家三公子今晚想去后臺探班，務必安排得漂漂亮亮。”就在這通電話的另一端，蔣孝勇正把玩著一枝玫瑰，信心十足。他相信，只要自己露面，再難的事也能迎刃而解，因為姓“蔣”的優勢，過去屢試不爽。

說來并不意外。生于一九五一年，蔣孝勇自打會走路起，就知道家里掌管著臺灣的最高權力。祖父蔣介石親切地喊他“小勇”，奶奶宋美齡總愛給他買新式玩具。二十出頭那陣，蔣孝勇還未想過從政，他更鐘情商業和燈紅酒綠的浮華。大學畢業不久，他已穩坐“鴻霖”公司董事，隨后又接管中興電工、中央玻纖。賬面數字節節攀升，他的自信心也一路膨脹，朋友背后稱他“蔣家最潮的少東家”。

事業順了，年輕人總想在感情上也贏個滿堂彩。十八歲那年，他對銀幕上的混血女星胡燕妮一見生情。憑著家族關系，他找上邵逸夫，為胡燕妮開出一條星光大道。電影一部接一部，海報鋪滿大街小巷。可等到胡燕妮人氣正旺時，她卻與搭檔康威暗生情愫。蔣孝勇那句“我為她做了這么多”最終成了徒勞。年輕氣盛的他此后很少提及這段往事，卻在心里暗暗認定，是自己下手還不夠狠。

兩年后，他偶然在電視上看到十八歲的甄妮——那清亮高音像劃破舞臺的晨曦，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盛氣的自信又一次抬了頭，他當晚就讓秘書查清了甄妮的行程，隨后指示朋友安排“巧遇”。蔣家孩子的追求方式，向來講究排場：豪車接送、珍稀玫瑰、名貴首飾，一股腦兒地送出去。可對甄妮而言，這些與她在香港夜總會里見慣的繁華沒多大差別，她真正珍惜的是能否在歌壇繼續攀升。

第一次約見就遭拒，蔣孝勇面子掛不住，卻越挫越勇。他囑咐人每天清晨把最新鮮的厄瓜多爾玫瑰擺在甄妮門口，還附上手寫詩箋。三周過去，花束不是被門房轉手送人，就是躺在垃圾桶邊曬太陽。助理回來回報“甄小姐說不想見您”，他臉一沉，“再送！”再過幾日，甄妮一句火辣的話經媒體傳遍臺北——“蔣家的孫子我就要買他賬啊？身上的麥克風才是我的靠山！”一句話，像當頭一棒。

這番斬釘截鐵的拒絕背后，有她的盤算。甄妮那時正在簽歐美唱片公司，正是海闊天空的階段，豪門標簽非但無助，反而可能成為鐐銬。她的經紀人勸道：“得罪蔣家可是兇險。”甄妮回了一句粵語，“有啲嘢要自己拎主意。”于是，蔣孝勇再多的花也開不進她的生活。

外界一片嘩然。臺灣報紙以斗大的黑體字報道：“甄妮拒蔣孫，豪門臉上掛不住。”有人說她太傲，有人說她有膽識。對蔣孝勇而言，這卻是第二次被明星回絕。朋友勸他“換目標”，他回以苦笑，卻很快收拾心情，把注意力重新放到資金盤點和海外布局上。商業戰場仍是他的主場，情場的兩次折戟，只能先按下不表。

一九七三年底，蔣孝勇經人介紹遇見方智儀——父親是臺灣知名實業家，她從小留學歐洲，說話輕聲細語，懂得適可而止的分寸感。兩人相戀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對蔣孝勇來說，這段關系少了激情，卻透著穩妥。這也許是豪門子弟在風頭漸起、家道漸頹時最好的退路。

然而，外部形勢并不因他的婚姻而轉晴。蔣經國健康每況愈下，島內“本土化”聲浪四起。蔣孝勇被推到政治前臺，卻發現自己無處發力。父親于一九八八年一月過世，李登輝執政后扶植“自己人”，蔣家在軍政體系的根基迅速被拔空。商界風向也變，大集團不再爭相與蔣氏子弟合影留念。宴會廳里，敬酒的人少了，銀行的信貸窗口也不復熱情。

一九八九年夏天，蔣孝勇帶著妻兒飛往溫哥華。外界解讀他是“知難而退”，也有人形容是“負米逃亡”。他對友人說：“換個地方，換口空氣。”語氣輕描淡寫，卻難掩落寞。到了加拿大，他辦起一家小型投資公司，白天規規矩矩上班，晚上親自輔導孩子功課。昔日車馬喧囂，轉眼成了雪夜爐火。

平靜的日子持續了七年。九六年初，他在體檢中查出食道癌，醫生建議立即手術。不料兩度開刀仍未根除病灶。夏末，他決定回到大陸求醫，曾孫輩的哭聲都來不及聽清，人就走在了去上海的航班上。那一程，他消瘦得厲害，卻始終挺直腰板。返回加拿大后病情惡化，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蔣孝勇撒手人寰，年僅四十八歲。

坊間常用“天之驕子”形容他，可這位驕子在情場受挫，在政壇折翼，最后棲身異國他鄉。外界愛談他年輕時的風流，愛談那句“我就要買他賬啊？”，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走時身邊除妻兒外，只剩一本舊相冊——里面夾著當年送不出的那封寫給甄妮的詩箋。整整三頁，鋒利又稚氣，寫著“愿為你寫一首永不完結的歌”。此情此景，一葉知秋。

蔣孝勇短暫的一生映照著一個家族的權勢盛衰。當年光環在，路似乎無所不通；光環散去，舊夢頃刻成空。甄妮那句“不買賬”的回答，也像一聲冷靜的提醒：身份和權力在舞臺外隨時可能失效，真正能留下的，只有個人的分量與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