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1992年的深圳，像一口燒得通紅的坩堝，把五湖四海的人扔進去，熬出汗水，淬出欲望，也煮爛了不少人的鄉愁。我叫陳念，那年二十二，揣著老娘塞的三百塊錢，背著一蛇皮袋舊衣服，從湖北黃岡的山溝溝里鉆出來，一路綠皮火車咣當到了羅湖。
出火車站時，熱浪裹著汽車尾氣撲過來，我攥著褲兜里的暫住證，手心全是汗。站前廣場上全是人，操著南腔北調，扛著編織袋的，背著工具箱的，還有舉著“招工”紙牌的，喊叫聲、喇叭聲混在一塊兒，震得我耳膜發疼。
我站在人群里，像棵被風刮歪的狗尾巴草，突然就慌了——這地方太大了，大到我看不清方向，大到我那點在村里攢下的力氣，仿佛瞬間就被稀釋得沒了蹤影。
老鄉強子在福永的一家電子廠當保安，提前給我寫了地址。我倒了三趟公交車，又走了兩里地的爛泥路，才摸到他說的那個城中村。
房子擠得像罐頭里的沙丁魚，握手樓之間的縫隙窄得能夾住一張報紙，抬頭只能看見巴掌大的天。巷子里飄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味，是廉價快餐的油煙、公共廁所的騷味，還有潮濕墻壁上霉斑的氣息。
強子把我領進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月租一百二，押一付一。屋里就一張掉漆的木桌，一把三條腿的椅子，墻角堆著他的破棉被。
“先湊活住，”強子撓撓頭，遞過來一個搪瓷缸，“廠里最近不招人，你先去附近的工地問問，搬磚扛水泥總能混口飯吃。”
我點點頭，把蛇皮袋往床底一塞，心里盤算著那三百塊錢。交完房租，手里還剩一百四，得省著花。晚上強子帶我去巷口的大排檔吃炒粉，五塊錢一大盤，加了個荷包蛋，我吃得狼吞虎咽，覺得這是這輩子吃過最好的東西。
強子一邊喝著玻璃瓶汽水，一邊跟我講深圳的規矩：“在這兒，別談什么面子，能掙錢才是硬道理。看見沒，那些穿拖鞋拎公文包的，說不定是百萬富翁；那些穿西裝打領帶的，可能連房租都交不起。”
我似懂非懂地點頭，看著巷子里穿梭的人群，有人腳步匆匆，有人一臉茫然，像極了此刻的自己。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附近的工地。包工頭是個滿臉橫肉的四川人，看我身板結實，問了句“能吃苦不”，我說“能”，他就扔給我一副手套，說“一天十五塊，管兩頓飯，干不”。我趕緊點頭，生怕他反悔。
工地的活比我想象的還累。六月的深圳，太陽毒得像要把人烤化，鋼筋燙得不敢碰，水泥袋壓得肩膀生疼。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到晚上七八點才收工，渾身的骨頭像散了架。
中午在工棚里吃盒飯，白菜幫子加幾片肥肉，我能扒拉兩大碗米飯。晚上回到出租屋，連澡都懶得洗，倒在硬邦邦的木板上就能睡著。
可就算再累，我也不敢歇。老娘在電話里說，家里的田被淹了，弟弟還要上學，全指望我寄錢回去。我把每天的工資小心翼翼地攢著，一角一分都舍不得花。
出租屋里沒有床，我就鋪了幾張報紙，再墊上強子給的舊褥子，可木板太硬，半夜經常被硌醒，腰眼生疼。
那天收工，路過城中村外的垃圾池，我看見幾個拾荒的老人在翻東西。垃圾池堆得像小山，散發著刺鼻的惡臭，蒼蠅嗡嗡地圍著轉。
我本來想繞著走，卻瞥見垃圾堆里露出來一塊白色的東西，走近一看，竟是一張席夢思床墊。
那床墊看起來不算舊，就是表面沾了些灰塵和油污，邊緣有點磨損，應該是被人當成廢品扔的。我蹲下來摸了摸，彈簧還很緊實，不像壞的。心里突然一動：要是能把這床墊搬回去，晚上睡覺就不用遭罪了。
可床墊太大，又沉。我試了試，根本抱不動。正好旁邊有個收破爛的大叔，我遞過去一根煙，說“叔，幫我搭把手唄，把這床墊搬回去，我給你五塊錢”。大叔接過煙點上，咧嘴一笑：“小伙子，你撿著寶了，這床墊起碼得幾百塊。”
我倆一人抬一頭，往出租屋走。床墊占滿了整個巷子，路過的人都投來異樣的目光，有人撇嘴，有人偷笑。我臉發燙，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可一想到晚上能躺在軟乎乎的床墊上，又咬著牙往前走。
走到出租屋樓下，才發現麻煩了。樓道太窄，床墊根本抬不上去。我和大叔折騰了半天，還是不行。最后大叔出主意：“從陽臺吊上去。”
我的出租屋在三樓，陽臺只有一根銹跡斑斑的晾衣桿。大叔找了根粗繩子，把床墊捆好，我爬到陽臺，拽著繩子往上拉，大叔在下面托著。繩子勒得手心生疼，汗水流進眼睛里，澀得睜不開。好不容易把床墊拉上去，翻進陽臺時，膝蓋磕在水泥臺上，青了一大塊。
給了大叔五塊錢，我關上門，癱坐在地上喘氣。看著屋里那張嶄新的席夢思，占了小半間屋子，心里竟有種說不出的滿足。
我打來一盆水，用抹布蘸著洗衣粉，一點點把床墊擦干凈。擦到一半，手突然觸到一個地方，感覺不對勁——床墊的側面有一塊地方，比別的地方軟，像是被縫補過，縫線很隱蔽，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強子說過，深圳這地方龍蛇混雜，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這床墊會不會有什么問題？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找來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挑開了縫線。
里面不是彈簧，也不是海綿，而是一個用黑色塑料袋包著的包裹。我把包裹拿出來，沉甸甸的，心跳突然加速。拆開塑料袋，里面是一沓沓用橡皮筋捆著的錢，還有一個紅布包。
我手抖得厲害，數了數，整整五萬塊。九十年代初的五萬塊，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我們村一年的收入也就幾千塊，這錢能蓋好幾棟磚瓦房，能供弟弟念完大學，能讓老娘不用再下地干活。
紅布包里是一個戶口本，還有一張照片。戶口本上的名字是“林慧”，地址是深圳南山區，照片上是個二十多歲的女人，梳著齊耳短發，穿著白襯衫，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梨渦。
我坐在床墊上，看著那沓錢，腦子一片空白。窗外的蟬鳴一聲比一聲響，巷子里傳來小販的吆喝聲，可我什么都聽不見。心里有個聲音在喊：“拿著錢，趕緊走，回老家蓋房，給弟弟娶媳婦。”可另一個聲音又在說：“這錢不是你的，丟錢的人肯定急壞了。”
我不知道坐了多久，直到強子下班回來。他看見我坐在地上，面前擺著一沓錢，嚇了一跳：“你小子哪兒來的這么多錢？偷的還是搶的？”
我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說了，強子也愣住了。他拿起戶口本翻了翻，又看了看照片，皺著眉說：“這林慧是誰？會不會是遇到什么事了，才把錢藏在床墊里？”
我搖搖頭，心里亂成一團麻。強子點了根煙，抽了兩口，說：“要不，咱把錢交給警察？”
我沉默了。說實話，我舍不得。那是五萬塊啊，能改變我全家的命運。可一想到照片上女人的笑容，又覺得良心不安。強子看我不說話，又說：“也有可能是臟錢，要是被人發現了，咱哥倆都得遭殃。深圳這地方，抓得嚴。”
那天晚上，我躺在撿來的席夢思床墊上，卻怎么也睡不著。那五萬塊錢就放在枕頭底下，沉甸甸的，像一塊石頭壓在我心上。我閉上眼睛，眼前就浮現出老娘佝僂的背影，弟弟背著破書包的樣子，還有工地包工頭兇狠的臉。
翻來覆去折騰到后半夜，我終于下定決心：先別聲張，等找到林慧再說。要是她真的遇到了困難，就把錢還給她；要是找不到，再做打算。
強子也同意我的想法。第二天，我跟工地請了假，拿著戶口本上的地址，去了南山區。那是個老小區，樓房不高，樓下有個小賣部。
我問小賣部的老板認不認識林慧，老板看了看照片，說：“林慧啊，住三棟二單元四樓，前段時間好像出了點事，她男人跟人打架，被抓進去了，聽說還欠了高利貸。”
我的心猛地一沉，難怪她會把錢藏在床墊里。我順著老板指的方向，找到了三棟二單元。樓道里很黑，堆滿了雜物，我敲了敲門，半天沒人應。隔壁的門開了一條縫，一個老太太探出頭來，問我找誰。
我說找林慧，老太太嘆了口氣，說：“林慧啊，前幾天搬走了，好像是回老家了。她男人欠了高利貸，天天有人來堵門，沒辦法，只能帶著孩子走了。”
“孩子？”我愣了一下。
“是啊，還有個三歲的女兒，叫妞妞。”老太太說，“林慧這姑娘命苦，男人不務正業，就知道賭錢，她一個人打兩份工，還要照顧孩子。前陣子聽說她把家里的東西都賣了，不知道湊夠錢沒有。”
我謝過老太太，失魂落魄地走出小區。原來她還有個女兒，難怪要把錢藏得這么隱蔽。可她回老家了，去哪里找她？戶口本上的地址只有南山區，沒有具體的老家地址。
我拿著照片和戶口本，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深圳的街道很寬，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可我卻覺得自己無處可去。路過一家郵局，我突然想到，照片背后會不會有什么線索？我拿出照片，翻到背面，果然寫著一行小字：“湖南長沙岳麓區，林慧，138xxxx5678。”
那時候的手機號還是九位數，我趕緊找了個公用電話，撥了過去。電話響了很久，終于有人接了，是個女人的聲音，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喂，哪位？”
我激動得聲音都在抖：“請問是林慧女士嗎？我撿到了你的東西，是一張席夢思床墊，里面有……”
還沒等我說完，電話那頭突然傳來一陣哭聲，林慧哽咽著說：“床墊？是不是里面有五萬塊錢？那是我給妞妞治病的錢啊！”
原來，林慧的女兒妞妞得了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手術費要十幾萬。她男人賭錢輸了家底，還欠了高利貸，被人打殘了腿，躺在醫院里。
她走投無路，只好把家里值錢的東西都賣了，又跟親戚朋友借了些，湊了五萬塊，藏在床墊里，想著等湊夠了手術費，就帶妞妞去北京治病。
可沒想到，高利貸的人找上門來，她嚇得帶著妞妞連夜回了長沙老家，走得太急，竟忘了把床墊里的錢拿出來。那張床墊是她結婚時買的，因為太舊了，被她男人當成廢品扔到了垃圾池。
我聽著林慧的哭聲，心里像被針扎一樣疼。我安慰她說：“林姐，你別急，錢我沒動，一分不少，我給你寄過去。”
林慧連忙說：“小兄弟，太謝謝你了！你告訴我地址，我讓我弟弟去深圳找你，把錢取回來，再給你拿點謝禮。”
我把出租屋的地址告訴了她，掛了電話，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強子回來后，聽我說了林慧的情況，也嘆了口氣：“這女人太不容易了。”
第二天下午，林慧的弟弟林強來了。他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夾克，臉上帶著疲憊。
我把錢和戶口本、照片交給了他，他數了數，確認一分不少，撲通一聲就給我跪下了：“大哥，你真是我們家的救命恩人！要是沒有這錢，妞妞就沒救了！”
我趕緊把他扶起來，說：“別這樣，這錢本來就是你們的。”
林強從兜里掏出一個信封，硬塞給我：“大哥，這是五千塊，你一定要收下，不然我姐會不安心的。”
我死活不肯收，說：“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要是收了你的錢，那我跟那些貪小便宜的人有什么區別？”
林強拗不過我，只好把錢收了回去，說：“大哥，你叫什么名字？以后我們家要是能挺過這一關，一定報答你。”
我笑了笑，說：“我叫陳念，就當是交個朋友吧。”
林強走后，我心里突然覺得很輕松。雖然那五萬塊錢離我而去，可我卻覺得比賺了錢還開心。晚上強子請我去吃火鍋，點了羊肉、牛肉，還有各種青菜，我們喝著啤酒，聊著天，強子說：“陳念，你小子有種，換做別人，早就卷錢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