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建華,我……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懂那些……”十五年前,妻子張秀蘭在我那些生意伙伴面前丟盡了我的臉,我沖她大吼。
從此,我把她和我們那個“有缺陷”的兒子,一起趕回了農村,每月轉去一百五到五百塊錢,權當是打發乞丐。
直到我六十歲這年,生意破產,半身不遂,被新老婆和兒女拋棄,我才想起她。
我想,她應該會回來伺候我吧?可當我坐著輪椅,推開老家那扇破敗的木門時,屋里的場景,讓我當場從輪椅上跪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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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崩塌,都始于十五年前的那個春節。
二零一零年,我的小生意剛剛有了起色,從一個包工頭,搖身一變成了別人口中的“劉總”。
春節剛過,一個對我至關重要的大客戶,邀請我去市里最高檔的私人會所談合作。為了顯得自己家庭美滿,我讓妻子張秀蘭陪我一起去。
那一天,成了我前半生最大的噩夢。
秀蘭穿著她自認為最體面的一件衣服——一件在集市上花了五十塊錢買來的、洗得有些發白的碎花連衣裙。
當她局促不安地跟在我身后,走進那間金碧輝煌、連服務員都穿著旗袍的會所時,我能清楚地感覺到周圍那些生意伙伴投來的、夾雜著輕蔑和譏笑的目光。
晚宴是西餐。秀蘭從沒見過那陣仗,看著桌上那一排排的刀叉,手足無措。
她學著別人的樣子,笨拙地拿起刀叉,結果切牛排的時候,盤子被劃得“刺啦”作響,最后,她竟然放棄了,直接用手抓起那塊半生不熟的牛排往嘴里送。
客戶們都在談論著融資、上市、股權這些我當時也只是一知半解的詞。
秀蘭傻傻地坐在一旁,像個木頭人。一個客戶為了緩和氣氛,笑著問她:“嫂子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秀蘭緊張得滿臉通紅,用她那濃重的鄉下口音回答:“我……我沒工作,就在家種地。”
更要命的是,她那改不掉的口音,把“是”說成“四”,把“十”說成“四”。當客戶問起我們結婚多少年時,她脫口而出:“有……有十四(四)年了吧?”
全場先是一片寂靜,隨即爆發出壓抑不住的輕笑聲。那一刻,我感覺自己的臉,被她狠狠地扔在地上,踩得稀巴爛。
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發,車里的氣壓低得可怕。
一進家門,我再也忍不住,把車鑰匙狠狠地摔在茶幾上,沖她大吼:“你為什么要讓我這么丟人?!你知不知道今天這頓飯對我有多重要?全被你給毀了!”
“建華,我……我不是故意的。”秀蘭低著頭,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像個做錯事的孩子,“我真的不懂那些,我也不知道那地方是那樣的……”
“不懂?不懂你就不能學嗎?”我的怒火被徹底點燃,“你看看人家王總的太太,李總的太太,哪個不是打扮得體體面面,說話溫聲細語?你再看看你,土得掉渣!我帶你出去,我都嫌丟人!”
“我……我沒有漂亮衣服,你……你也沒給我買過啊……”她小聲地辯解。
“我沒給你錢嗎?家里吃的喝的哪樣不是我買的?你就不會自己去買件像樣的衣服嗎?你就知道省,省,省!省得跟個要飯的一樣!”
那晚,我把所有生意上的不順,所有的自卑和虛榮,都化作最惡毒的語言,傾瀉在了這個跟我同床共枕了十幾年的女人身上。
最后,我做出了那個改變了我們所有人命運的決定。
“秀蘭,我跟你明說了吧。”我點了一根煙,冷冷地看著她,“我現在的生意,需要一個能拿得出手的妻子。你,不行。”
“那……那你想怎么樣?”她抬起頭,眼里滿是驚恐。
“你回老家去住吧。我會每個月給你打生活費。等……等我以后在城里站穩腳跟了,再考慮接你回來的事。”
“建華,你……你這是要趕我走嗎?”她的聲音在發抖,“那……那明明怎么辦?”
提到我們的兒子劉明,我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
明明今年八歲了,他有輕度的智力障礙和語言障礙,是我心里最不愿意承認的“缺陷”。我所有的生意伙伴,都不知道我有這樣一個兒子。
“明明也跟你一起回去。”我冷酷地說,“城里的學校不適合他。農村空氣好,對他養病有好處。”
“可是……可是他需要治療啊!他需要上特殊教育學校!”秀蘭哭著抓住了我的胳膊。
“治什么治?花那么多錢有什么用?”我煩躁地甩開她的手,“那些醫生都說了,他這病很難治好,就是個無底洞!你把他帶回老家,讓他安安靜靜長大就行了!”
秀蘭看著我,眼神從驚恐,到絕望,最后,變成了一種死灰般的寂靜。她不再哭,也不再哀求。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說:“好,我走。只要你答應我,每個月一定要給我們寄錢來,明明……明明他不能斷了藥……”
“我會的。”我不耐煩地揮了揮手,“你趕緊收拾東西吧,明天一早就走。”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就叫了一輛車,停在了樓下。
秀蘭只帶了兩個巨大的紅白藍編織袋,里面裝著她和兒子全部的家當。
八歲的明明,似乎不理解發生了什么,他只是緊緊地拉著媽媽的手,含糊不清地問:“媽媽,爸爸……是不要我們了嗎?”
我狠心地別過頭去,沒有回答。
車子發動的時候,秀蘭突然從車窗里探出頭,看著我,最后問了一句:“建華,我們……還會回來的,對嗎?”
我看著她那張憔悴的臉,和那雙充滿期盼的眼睛,沉默了幾秒鐘,敷衍地點了點頭:“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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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開走了,消失在清晨的薄霧里。
我站在原地,心里沒有一絲不舍,反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輕松。
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她們,再也回不來了。因為我的腦子里,已經在飛速地盤算著,該如何跟秀蘭離婚,如何娶一個更年輕、更漂亮、更能給我“長臉”的女人了。
送走秀蘭和明明,我感覺自己像是甩掉了一個沉重的包袱,整個人都變得輕松起來。
沒有了那個土氣的妻子和“有缺陷”的兒子拖后腿,我的事業像是踩上了風火輪,一路高歌猛進。
半年后,我成功拿下了那個大客戶的項目,賺到了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
我立刻在市中心最繁華的地段,買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把那輛開了多年的破桑塔納,換成了一輛嶄新的、價值三十萬的黑色轎車。
一年后,在一個高端的商業酒會上,我認識了林美玲。
她當時二十八歲,比我小了十幾歲,是另一家公司的公關經理。
她年輕漂亮,身材苗條,一頭時髦的大波浪卷發,臉上化著精致的妝容。她能說會道,八面玲瓏,在那些人精一樣的生意人中間,游刃有余。
她站在我身邊,挽著我的胳膊,巧笑倩兮地幫我應酬,為我擋酒。
那一刻,我那被壓抑了多年的虛榮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我覺得,這,才是我劉建華應該擁有的妻子。
兩年后,我想盡辦法,讓一個朋友去農村,找到了秀蘭。我托他帶去了一份簽好字的離婚協議,和五萬塊錢現金。
秀蘭在電話里哭著問我:“建華,你真的……真的不要我們了嗎?”
我隔著電話,都能想象出她那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心里一陣煩躁。我冷硬地說:“這樣對大家都好。那五萬塊錢,夠你和明明在農村用很久了。你簽了吧。”
她最終還是簽了字。或許,她也對我徹底失望了吧。
拿到離婚證的第二個月,我就和林美玲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婚禮。
她幫我打理人際關系,陪我出席各種重要的場合。
她在生意場上,知道什么話該說,什么話不該說,總能恰到好處地為我贏得面子。我們成了別人口中“郎才女貌”、“天作之合”的一對。
三年后,林美玲給我生了一對龍鳳胎。兒子叫劉鵬,女兒叫劉欣。
兩個孩子,都繼承了她母親的聰明和漂亮,健康活潑,從小就人見人愛。看著他們,我幾乎很少再想起那個被我扔在農村老家的、有缺陷的大兒子。
這些年,我對秀蘭,可以說是冷漠到了極點。
起初,我還記得承諾,每個月給她轉五百塊錢。后來,生意忙了,或者跟林美玲出去旅游了,就經常“忘記”轉賬。
有時候想起來了,就轉個一百五、兩百塊,權當是打發了。
有一次,她用村里小賣部的電話打給我,說明明需要吃一種很貴的藥,讓我多打點錢。
我當時正在跟客戶打麻將,輸了錢,心情正煩,便不耐煩地沖她吼了幾句,直接掛了電話。
還有一次,她說老家的房子漏雨了,想讓我寄點錢修一下。我說:“這點小事你自己想辦法!我這邊生意上的事都忙不過來!”
再后來,我干脆把她的手機號拉黑了,微信也刪了,只留了一個能收款的支付寶賬號。我想,只要我按時打錢,哪怕只是很少的一點錢,就算盡到了我最后的責任。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通話,大概是在五六年前。她又借了別人的電話打過來。
“建華,明明……明明他最近病得很重,上吐下瀉,醫生說需要住院觀察……”她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帶著哭腔。
“我沒錢!”我冷冷地打斷她,“我這邊生意也不容易,到處都要用錢。”
“可是……可是醫生說,不住院的話,可能會有危險……”
“那就向你們村里的親戚借吧!這點錢他們總有吧?”我極不耐煩地說,“我現在有個很重要的會,掛了!”
掛了電話,旁邊的林美玲正敷著面膜,斜著眼問我:“怎么了?你那個前妻又來要錢了?”
“嗯,不用理她。屁大點事,就知道要錢。”
林美玲輕笑了一聲,說:“劉建華,你對他們母子,可真夠狠心的。再怎么說,那也是你的親生兒子。”
我心里一刺,嘴上卻冷硬地說:“那個兒子,我不認。他只會給我丟人。”
說完,我便把這件事,連同那個遙遠的、破敗的家,一起拋在了腦后。
我沉浸在城里這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新生活里,以為自己已經徹底告別了那個不堪的過去。
我以為,我給了她們母子一條活路。每個月一百五到五百塊錢,在農村,足夠她們省吃儉用地過下去了。
我以為,我把她們送回農村,是對她們好。秀蘭不適應城里的生活,明明在農村那“空氣好”的地方,對他“養病”也有好處。
我用這些可笑的理由,麻痹著自己那僅存的一點良知。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我的新生活,卻從不曾,也不愿去想,她們這十五年,究竟是怎么過的。
直到那一天,我從村里人的口中,拼湊出了那段被我刻意遺忘的、殘酷的真相。
秀蘭帶著八歲的明明,回到的,是那個我們結婚時住過的、早已廢棄多年的土坯房。
那房子,房頂在下雨天,漏得跟水簾洞一樣。
墻壁早已開裂,冬天刺骨的寒風,能從墻縫里直接灌進來。屋里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床是用幾塊木板和磚頭臨時搭起來的。
而明明那個所謂的“輕度智力障礙”,在城里醫生看來,只要堅持長期的康復治療和特殊教育,是很有可能恢復到接近正常人水平的。
但是,這一切,都需要錢。每個月的藥費和治療費,至少需要一千塊。
我給的那點錢,連藥費的零頭都不夠。
為了給明明治病,秀蘭,那個我嫌棄她土、嫌棄她丟人的農村婦女,開始用她最原始、最卑微的方式,去掙扎求生。
她去給村里的人家下地干活,割麥子,掰玉米,一天下來,累得腰都直不起來,只能掙到三十塊錢。
她去給鎮上的小飯館洗盤子,從早上洗到晚上,一雙手常年泡在冰冷油膩的水里,冬天的時候,裂開一道道血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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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在那個破敗的院子里,養了豬,養了雞。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割豬草,喂雞食。
她自己舍不得吃一個雞蛋,全都攢起來,拿到集市上去賣,換來的錢,一分一分地,攢起來給明明買藥。
更沉重的打擊,發生在她回老家的第三年。
我的父母,也就是她的公公婆婆,也被我從城里送回了農村。
我的父親,因為常年酗酒,突發中風,癱瘓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我的母親,則患上了嚴重的老年癡呆,時而清醒,時而糊涂,需要有人二十四小時看著,才不會走丟。
我把他們送回老家,扔給了我弟弟。但我弟弟自己家也困難,根本無力照顧。
我嫌他們是累贅,一次性扔給了弟弟兩萬塊錢,冷冰冰地說了一句:“以后爸媽就交給你們了,我工作忙,沒時間回來。”
弟弟收了錢,卻也沒怎么管。最后,是秀蘭,這個已經被我拋棄的前兒媳,默默地把兩個癱瘓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接到了她那個破敗的土坯房里。
她一個人,要照顧三個病人。一個癱瘓的公公,一個癡呆的婆婆,還有一個心智不全的兒子。
她每天要給公公擦洗身體,端屎端尿。要追在癡呆的婆婆身后,給她喂飯,防止她亂跑。還要按時給兒子喂藥,教他說話,識字。
她一個人,種著幾畝薄田。她一個人,打著好幾份零工。
我每個月轉給她的那一百五到五百塊錢,她像寶貝一樣,仔仔細細地規劃著每一分錢的用途。
明明的藥費,雷打不動,至少要保證兩百塊。
不夠的部分,她就去打工補上。
公公婆婆的藥,還有婆婆每天都要用的尿不濕,至少一百塊。
剩下的錢,她才敢拿去買米,買面。肉,對她們來說,是只有過年才能吃上的奢侈品。
這十五年,她沒有為自己買過一件新衣服。她身上穿的,永遠是那些洗得發白、打了好幾個補丁的舊衣服。
她生病了,發燒了,從來不敢去醫院,就是扛著,或者去村里衛生所,花幾塊錢買點最便宜的藥片。
她為了省口糧給老人和孩子吃,自己經常一天只吃兩頓飯,有時候就是兩個紅薯,一碗稀飯。
她的頭發,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就全白了,但她從來舍不得花錢去染一次。
第十二年,我的父親,在她的照料下,還算安詳地走了。
第十三年,我的母親,也去世了。
秀蘭用自己打工攢下的、牙縫里省出來的幾千塊錢,給兩位老人,辦了一場簡樸的葬禮。
她給我打電話,聲音疲憊而沙啞:“建華,爸媽……都走了。”
我當時正在澳門的賭場里,輸了十幾萬,心情極差。我只冷冷地回了一句:“知道了。”然后就掛斷了電話。
我沒有回去,沒有參加我父母的葬禮。我沒有問過一句,喪葬費從哪里來。我甚至沒有對她說一句安慰的話。
我以為,她會一直那么堅強,那么逆來順受,像一頭不知疲倦的老黃牛,默默地承受著這一切。
二零二四年,我六十歲了。古人說,六十而耳順。而我,卻在這一年,迎來了人生的全面崩塌。
前幾年,我聽信了一個所謂的“投資大師”的鬼話,把公司大部分的流動資金,都投進了一個虛無縹縹的海外地產項目里。
結果,項目暴雷,我賠得血本無歸,還欠下了一屁股的債。為了填補窟窿,我不得不賣掉了公司和車子。
禍不單行,我多年的生意伙伴,也趁火打劫,卷走了我最后一筆貨款,直接跑路了。
我從一個別人口中的“劉總”,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連市中心那套引以為傲的大房子,也被法院貼上了封條。
林美玲,我那個曾經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的“賢內助”,也終于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劉建華,我當初嫁給你,就是看你有錢!現在你什么都沒有了,還指望我跟你過苦日子嗎?”她指著我的鼻子,尖酸刻薄地罵道。
我這才發現,她早就背著我,偷偷地轉移了我們夫妻名下最后的那五十萬存款。
在一個我出去躲債的下午,她帶著我們那對龍鳳胎兒女,拿著早就辦好的護照,直接飛去了美國。
臨走前,她只給我留下一條短信:“房子車子都沒了,你自己好自為之吧。鵬鵬和欣欣以后就跟我了。”
我試圖聯系我那對引以為傲的兒女。他們在電話里,語氣冷漠而疏遠。
“爸,我們現在在美國讀書,學習很忙,暫時回不去。” “你那邊的事,我們幫不上什么忙。要不,你自己想想辦法?”
后來我才知道,他們出國后,第一時間就改了姓,跟了他們母親的姓。在他們心里,我這個破產的父親,已經成了他們的恥辱。
真正的滅頂之災,發生在我六十歲生日那天。
那天,我一個人,在我租住的、只有十幾平米的出租屋里,給自己下了一碗長壽面。
面還沒吃完,我突然感覺自己的左半邊身體,一陣發麻,然后,就失去了知覺。
我手里的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我整個人,也從椅子上滑了下去,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我想呼救,卻發現自己的舌頭也打了結,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我想去拿旁邊的手機,可我能動的右手,怎么也夠不著。
我就那么絕望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意識清醒,卻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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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小時后,房東來收房租,才發現了我,把我送進了醫院。
命,是撿回來了。但我中風了,左半邊身體,徹底癱瘓。醫生說,我以后,都得在輪椅上度過了。
躺在醫院那張散發著消毒水味道的病床上,我感覺自己的人生,徹底成了一個笑話。
眾叛親離,身無分文,半身不遂。
我所有的驕傲,所有的體面,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昔日那些稱兄道弟的朋友,酒桌上信誓旦旦的生意伙伴,全都像躲瘟疫一樣,躲著我。
我身無分文,連請一個護工的錢都拿不出來。每天的吃喝拉撒,都要靠醫院里好心的護士和同病房的病友家屬,偶爾搭把手。
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我躺在病床上,聽著窗外的雨聲,孤獨和病痛像兩條毒蛇,啃噬著我的身心。
就在這時,一個被我遺忘了十五年的名字,突然跳進了我的腦海。
張秀蘭。
她……她現在應該還在農村老家吧?
她應該……會回來照顧我吧?
雖然我們已經離婚了,但畢竟夫妻一場,她還為我生了一個兒子,為我照顧了十年父母。她那么善良,那么聽話,那么逆來順受。
我自私地想著。
我這些年,不是每個月都給她打了“生活費”嗎?雖然不多,但也是一份情意啊。
我回去接她,她應該會感激涕零吧?她應該會毫不猶豫地跟我回城里,來伺候我這個癱瘓在床的前夫吧?
這個念頭一旦升起,就再也無法遏制。它成了我在絕望中,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決定,回老家,去把她“接”回來。
在醫院又躺了半個月,我的身體稍微恢復了一些。雖然左半邊依舊動彈不得,但至少右手能勉強活動,嘴巴也能含糊不清地說話了。
我用盡了最后一點人情,給我一個遠房的侄子小剛打了電話。
“小剛啊,是劉叔。”我的聲音因為中風的后遺癥,顯得有些嘶啞和笨拙。
“劉叔?您……您怎么了?”小剛在電話那頭,顯然很驚訝。
我放下所有的尊嚴,把我的情況,跟他簡單說了一遍。然后,提出了我的請求。
“小剛,你能不能……幫劉叔一個忙?開車,送我回一趟老家。”
“回老家?劉叔,您現在這身體……回去干嘛啊?”
“我……我去接你嬸子回來照顧我。”我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臉上火辣辣的,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小剛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他當然知道,我口中的“嬸子”,是那個十五年前就被我趕回農村的前妻。
最終,他還是答應了。
第二天,小剛開著一輛半舊的面包車,來醫院接我。他把我從病床上抱到輪椅上,又連人帶輪椅,一起抬上了車。
車子緩緩地駛出喧囂的城市,開上了那條通往我農村老家的、坑坑洼洼的鄉間公路。
我坐在輪椅上,透過車窗,看著外面飛速倒退的景象。這條路,我十五年沒有走過了。
路邊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
車子路過了當年我送秀蘭和明明走時的那個長途汽車站。我仿佛還能看到,十五年前的那個清晨,秀蘭抱著編織袋,牽著明明,一步三回頭地走上那輛破舊中巴車的背影。
車子路過了我們當年結婚時,拍婚紗照的那家照相館。照相館早已倒閉,卷簾門上銹跡斑斑,貼滿了各種小廣告。我卻清晰地記得,照片上,秀蘭穿著一件紅色的新衣,羞澀地依偎在我身旁,笑得那么甜。
車子路過了秀蘭娘家所在的那個村子。我突然想起,我好像有二十多年,沒去看過我的岳父岳母了。也不知道,他們二老現在是否還健在。
我的心里,五味雜陳。
十五年了,秀蘭現在會是什么樣子?
她會不會還在恨我?
她會不會拒絕跟我回來?
不,不會的。她那么老實,那么聽話。我當年讓她走,她就走了。現在我讓她回來,她肯定也會回來的。
而且,她現在也應該老了吧?五十多歲的人了,在農村,也需要一個依靠了。我回去接她,對她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我不斷地在心里,這樣自我安慰著。
我告訴自己,我這些年,每個月都給她打了錢,雖然不多,但也算盡到了責任。我把她送回老家,其實也是為了她好,城里快節奏的生活,她根本不適應。明明在農村長大,也挺好的,空氣好,沒那么多壓力……
我為自己這十五年來的自私和冷漠,找了無數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試圖證明自己沒有錯,試圖減輕自己內心的那一絲絲不安。
車子終于開進了我老家所在的那個村子。
村口,竟然修了一條嶄新的水泥路。
路邊還建了一個小廣場,幾個老人正坐在石凳上曬太陽。村里很多老舊的土坯房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漂亮的二層小樓。
唯獨……唯獨我們家那棟老宅,還是我記憶中的樣子,甚至比我記憶中,還要破敗。
那土黃色的墻壁,在周圍一片白墻紅瓦的新房映襯下,顯得那么刺眼,那么格格不入。
車子在院子外停了下來。
“劉叔,到了。要我……要我幫您去敲門嗎?”小剛熄了火,回過頭問我。
“不用。”我搖了搖頭,故作鎮定地說,“你先在車里等我。我自己來。我……要單獨跟你嬸子談談。”
小剛把我從車上弄下來,扶到輪椅上。然后,他推著我,走到了那扇熟悉又陌生的、斑駁的木門前。
我讓小剛先退到一邊。
我坐在輪椅上,看著這扇門。門上的紅漆早已剝落,露出了里面腐朽的木頭。門上還貼著一副早已褪色的春聯,字跡已經模糊不清。
我的心,突然不受控制地狂跳起來。
我抬起我唯一能動的右手,顫顫巍巍地,向前伸去,推向了那扇虛掩著的木門。
“吱呀——”
一聲刺耳的、悠長的聲響,門,開了。
屋里的景象,映入我眼簾的那一刻,我整個人,都僵住了。
推開門的那一刻,時間仿佛靜止了。我坐在輪椅上,整個人如遭雷擊,呆呆地看著屋里的一切,大腦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