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工人的飛行夢想，蔣奇明和李雪琴聯手演繹東北故事

2026年開年，電影《飛行家》以超過6700萬元票房和豆瓣7.2分的成績，在寒冬中劃出一道暖流，兼具市場熱度與藝術口碑。

這部由雙雪濤同名小說改編、鵬飛執導的電影，講述一位普通東北工人李明奇（蔣奇明飾），在時代的凍土上執著于追逐飛行夢的故事。劇中沒有英雄史詩的恢弘，只有普通人踮起腳尖觸碰天空的執拗。扎根于東北的敘事里，有國企改制浪潮與下崗陣痛，有迪斯科舞廳的年代感，有改革開放洪流中的波浪起伏與堅韌，也有身在溝渠中依然仰望星空的浪漫主義。

有影迷感嘆，哪怕是貧瘠單調的年月，總還是有人想要往上一夠，試試飛行的感覺，“看看離開地面哪怕三米五，視線可以帶動視野如何更易，這是仰望群星的意義，卻又是腳踏實地的意義”。《飛行家》讓人感同身受的是，那些看似被時代碾過的小人物，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溫柔反抗著重力。

“李明奇用一輩子去追逐飛行夢，盡管經歷挫折，但還是守住自己心里的那團火，這是我想和當代觀眾建立的連接——無論時代怎么變，相信自己，不被外界左右，這種堅持本身就很有意義。”鵬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說道。

重構“失敗者”的浪漫敘事

《飛行家》是鵬飛的第四部電影。他之前的作品都是以溫柔、清亮而云淡風輕的方式講一些沉重的題材，比如講述邊陲少數民族地區留守兒童的《米花之味》，又比如講述日僑遺孤無血緣母女情的《又見奈良》，都是口碑佳作。

他輕盈的影像敘事風格，與雙雪濤寫于2017年的小說《飛行家》疊加，就是一次“很對胃口”的合作。

劇本創作前后耗時四五年，拍攝只用了52天。鵬飛為電影構建了三個季節：上世紀70年代夏日的炙熱理想、80年代秋日的蓬勃生機、90年代冬日的凜冽現實。他用碎片化的敘事勾勒了李明奇的一生——一個在時代洪流中屢戰屢敗的“犟種”。這個角色在小說中是“缺席”者，沒外貌描寫，沒心理鋪陳，而是通過他人的轉述來呈現。

電影將小說中隱去的細節逐一展開，聚焦李明奇與妻子高雅風（李雪琴飾）跨越幾十年的相守。蔣奇明是廣西人，這次褪去方言外殼，以純正東北口音登場，演出了異鄉人與環境的疏離感。李雪琴飾演的紡織女工彎腰撿紗錠的姿勢，則會讓東北觀眾想起身邊那些平凡普通的女性。

“這部電影有復雜的人物關系和情感，還包含不同年代的時代背景變化。家庭既支撐你，也可能也在規訓你、束縛你。”李雪琴說，《飛行家》是一部理想主義者電影，其中又涉及東北人的精神故鄉、時代變遷、家庭牽絆，以及東北夫妻那種“表面上吵吵鬧鬧，但關鍵時刻最懂彼此”的情感連接。

李明奇的飛行不再只是個人執念，而是與家庭責任、時代變遷緊密交織的。他的飛行是為了守護家人，這種“帶著鐐銬起舞”的浪漫，更貼近真實生活。

小說中，李明奇的形象更多通過親友的回憶拼貼而成，他的飛行夢最終以熱氣球上的消失告終，充滿詩意與悲愴。

原著里失敗者的孤獨感，轉換到電影里，被家長里短的瑣碎所牽絆。

雙雪濤表示，在文學世界有一個失敗者譜系，很多偉大作家會把失敗者和幽默相結合。但在電影里，他把失敗者李明奇調整為一個普通人，“普通人有可能感受到成功的瞬間、偉大的瞬間。他們身上沒有失敗者那種鋒利，會有很多害怕的東西、牽掛的東西以及在意的情感。”

電影選擇了更溫暖的結尾，李明奇為了換取10萬元救家人，從高塔上一躍而下，用一場近乎悲壯的飛行，博一個希望。這個劇情設計打破了原著中“消失于夜空”的開放式結局，鵬飛說：“我實在太心疼李明奇了，一定要讓他飛一把。他為了救命錢，冒著生命危險登塔飛行，這種殊死一搏的勇氣很可貴，希望觀眾看完后，能點燃內心藏著的火苗，對生活更有勇氣，而不是被挫折擊垮。”

飛行夢與時代共振

相比鵬飛過去的文藝電影，《飛行家》明顯有更強的商業片意識，票房也是他迄今為止的最佳，被視作鵬飛從文藝片向商業轉型的關鍵一步。

原作中冷峻而殘酷、充滿歷史傷痕的東北往事，在電影中被重塑為一個溫情而輕盈，從節奏和敘事上更符合商業邏輯的追夢故事。

長達六年的籌拍過程，被他描述為“辛苦又痛苦”，時常處于焦慮中，團隊在這些年里數次想放棄，最終還是堅守下來。

《飛行家》的時間線橫跨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從集體主義的榮光到市場經濟的浪潮，李明奇的飛行夢想始終與時代共振。影片中，他的飛行器從笨重的大鐵疙瘩演變為僅飛3.5米高的小型裝置。

3.5米是雙雪濤提出的數字。在大集體時代，李明奇的大型飛行器更多是為了集體榮譽，到了改革開放后，3.5米的高度更貼合時代，人們開始有服務個人的意識，關注實在的生活，就像私人汽車開始出現一樣，李明奇的夢想變得更具體、更貼近生活。

劇中有一句臺詞：“人站得高了，視野就會開闊，視野開闊了，整個人就開闊了。”

李明奇的每一次飛行，都有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心理動機。第一次飛行是證明自己，結果炸傷小舅子三根手指，讓對方失去上大學的機會。第二次飛行是為了給舞廳打廣告，夢想變成生存工具。第三次飛行則是為了籌集侄子的醫藥費，參加電視臺的挑戰賽，滿身貼著廣告跳傘。

當李明奇從599米的高塔縱身躍下，身后拖著的廣告橫幅在寒風中獵獵作響，像一只受傷的鳥試圖掠過東北灰蒙蒙的天空。這是導演有意設置的時代意象——在千禧年前后，有很多人在勇敢追夢，比如1997年柯受良為慶祝香港回歸，駕車飛越黃河口瀑布；2001年張健橫渡英吉利海峽。

大銀幕上，手工焊接的飛行器零件帶著毛邊，實景拍攝的跳傘戲卷著真實氣流。蔣奇明在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中凍紅了鼻子，呼吸紊亂、氧氣被掏空的顫動，都是東北嚴寒里的自然寫實。

鵬飛說，電影的基底就是“真”，“只有足夠‘真’，大家才會相信我們最后能‘飛’起來。”電影有很多飛行場景的空中戲，都用專業極限運動員拍攝。熱氣球實拍升至數千米的高空，極限運動員連續6天跳傘數十次。

李明奇用三次飛行，構建自己夢想下墜的軌跡，那是追夢人對現實的一步步妥協，反而有一些溫情與動人，貼近雙雪濤原著精神。導演用“放棄”來寫“執著”，用“不完美”來寫“完美”，“在最后用跳塔的方式實現夢想，這種看似落后于時代的堅持，在那個時刻反而變得超前、引人注目”。

但不少原著黨會認為，電影的改編太大，主要情節大部分被刪除。小說里三代人的命運糾葛，都濃縮成一個普通人自制飛行器的勵志故事。原著對時代的反思，以及那些荒誕的描述、對人生命運的拷問，都被淡化。

電影結尾，李明奇完成飛行挑戰，拿了獎金，救了侄子。這種合家歡的完美結局，既符合商業片邏輯，又避免了對苦難題材的沉溺。導演試圖讓觀眾感受到希望，在生活的苦難與殘酷之外，人依然可以堅持在墜落中撲騰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