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砌華麗卻失焦——《天國與地獄》

堆砌華麗卻失焦——《天國與地獄》

今天聊聊美國 / 日本電影《天國與地獄》。

片名Highest 2 Lowest / High And Low(2025)，別名天國與地獄(美版)。

1963年黑澤明將埃文·亨特小說《國王的贖金》改編成電影《天國與地獄》，以精準的敘事、深刻的階級批判和冷峻的人性拷問，成為懸疑片的典范。

近六十年后，斯派克·李也來翻拍，將故事背景從昭和時代的橫濱移植到2025年的紐約，把鞋廠老板換成嘻哈唱片大亨，準備用當代語境重構這個經典文本。

從成品來看，這場野心勃勃的改編最終淪為一次充滿矛盾的嘗試，它有亮眼的瞬間、尖銳的議題、導演的自我表達，卻在敘事節奏與核心表達上失焦，終究把一個好故事沒拍好。

影片的核心情節忠于原著骨架。

丹澤爾·華盛頓飾演嘻哈唱片界的傳奇人物大衛·金，一手創辦的Stackin' Hits Records曾是黑人音樂的殿堂。現在他年過半百，急于回購公司股權，阻止被資本收購后淪為AI音樂流水線的命運。

就在他為資金周轉焦頭爛額時，接到一通勒索電話。綁匪綁架了他的兒子特雷，索要1750萬瑞士法郎贖金。大衛準備傾盡所有救人時，劇情出現轉折。被綁走的其實是他司機保羅的兒子凱爾，特雷早已安全回家。綁匪還是堅持要求大衛支付贖金，否則凱爾性命難保。

斯派克·李在影片中加入了他的標志性元素，大衛的豪宅墻上掛滿喬·路易斯、穆罕默德·阿里等黑人傳奇的畫像，還有斯派克·李私人收藏的體育紀念品，都在展示著黑人文化的驕傲與大衛的成功。

電影還展現了導演眼中的紐約。波多黎各日游行、地鐵里揚基隊球迷、布朗克斯區街頭涂鴉，組成了鮮活的紐約。

影片中還藏了一個小彩蛋，羅莎·富恩塔斯的公寓號是A24，正是該片發行方。

階級沖突是原作中比較重要的一個話題。黑澤明的原作中，鞋廠老板與司機之間有著森嚴的等級壁壘，斯派克·李則想讓這種沖突更具當代性。

警察在調查時，對富豪大衛畢恭畢敬，對有犯罪前科、皈依伊斯蘭教的保羅充滿偏見，甚至懷疑他自導自演了綁架案。這種差別對待精準戳中了美國社會種族與階級的痛點。

大衛的豪宅位于云端，保羅的家在市井街巷，大衛糾結的是要不要為非親非故的人放棄事業，保羅面對的是如何在底層掙扎中保護家人。不同階級在生存邏輯上存在巨大鴻溝。

影片還加入了對音樂工業的批判。

大衛引以為傲的敏銳聽覺在AI音樂、流量至上的時代失靈了。他懷念詹姆斯·布朗、史蒂夫·旺德的黃金時代，對當下年作品嗤之以鼻。

綁匪楊·費洛尼的設定緊密結合這一點，他是個渴望被大衛賞識卻屢屢碰壁的年輕音樂人，用極端方式向偶像宣戰，他的綁架行為可以看做是被資本與權威雙重排斥后的反抗。

但這些設定還是無法挽救影片的敘事困境。

斯派克·李想在有限的時長里塞進太多表達，導致故事主線被大量支線稀釋。影片前半段節奏拖沓，大衛在豪宅中糾結居然長達一小時，冗長的對話和重復的內心獨白讓人失去耐心。

配樂本應烘托氛圍，卻常常喧賓奪主，在關鍵的對話場景中，過于飽滿的弦樂讓情緒顯得虛假，反而削弱了角色內心的掙扎感。相比之下，黑澤明原作中克制的留白與冷峻的鏡頭語言，更能凸顯道德困境的沉重。

影片最大的問題在于核心沖突的消解。

大衛的兩難抉擇本應是全片的靈魂，但斯派克·李讓他的決定來得過于倉促。上一場戲還在對著詹姆斯·布朗的海報猶豫不決，下一場戲就突然宣布“我會支付贖金”，中間缺乏足夠的心理鋪墊與情節推動。

這種倉促讓原本深刻的道德拷問變得輕飄飄，觀眾無法共情大衛的掙扎，更難以感受到抉擇背后的人性光輝。

黑澤明的原作中，鞋廠老板的每一次猶豫、每一次掙扎都被細致刻畫，從自私到無私的轉變過程充滿層次感，最終的抉擇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隨后影片后半段徹底陷入混亂，斯派克·李將贖金交付的過程拍成了一場紐約城市觀光片，地鐵追逐、游行狂歡、街頭槍戰交織在一起，場面熱鬧卻與核心主題脫節。

綁匪的動機從對階級不公的反抗逐漸簡化為為了出名，原本深刻的社會批判淪為膚淺的個人恩怨。

GPS追蹤器失靈、摩托車團伙接應等情節過于生硬，缺乏基本的邏輯自洽，瓦解了懸疑感。相比黑澤明原作的精密，斯派克·李版倉促又隨意，主要為了堆砌視覺效果。

改編經典不在于如何用現代元素包裝外殼，而在于守住故事的靈魂。

黑澤明的《天國與地獄》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它用一個懸疑故事，探討了“選擇”的命題。而斯派克·李版雖然有對當代社會的觀察，但在喧囂的表達中迷失了方向。

它有好故事的底子，有頂級的主創團隊，有尖銳的社會議題，卻因敘事的失衡、節奏的失控、表達的雜亂，沒能實現飛躍。

視聽熱鬧野心有余，

當代翻拍敘事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