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胡耀邦找宋任窮談話：你接替我任中央組織部長，別猶豫了

1978年12月下旬的夜色已經上了北京城，紫禁城角樓的燈光把護城河映得搖曳生輝。那天晚上，63歲的胡耀邦快步穿過西長安街邊的一道側門，進了國務院小禮堂一間并不起眼的會客室。那里，70歲的宋任窮正等著他。兩位從井岡山年代就彼此熟識的老戰友這一回要聊一件不同尋常的事：中共中央組織部，急需一個新“掌門人”。

胡耀邦開門見山：“老宋，組織部的擔子該你挑了，別猶豫。”一句話，說得干凈利落。宋任窮愣了一下。此刻的他仍是第七機械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日程排得滿滿當當，哪里想到忽然就要挪位子？對面，胡耀邦笑著補了一句：“中央的決定，明天就公布，你準備一下。”

宋任窮是聰明人，卻也難免遲疑：“我七十歲了，比不得你們年輕人。”胡耀邦擺擺手：“黨的家底，你再熟悉不過。現在干部政策千頭萬緒，需要你這樣的老政治工作者壓陣。”冰冷冬夜里，兩位老人長談了一個多小時，最后敲定：宋任窮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調任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

三天后，也就是12月27日，宋任窮走進位于府右街的中組部大樓。迎接會上，他爽朗地說：“論年紀，我已過古稀；論本事，未必有黃忠那股銳氣，可咱們可以靠集體智慧，把這攤事挑起來。”下面一片掌聲，可眾人心里都明白，眼前這位身形略顯單薄的上將，拿的卻是最棘手的差事——撥亂反正、平冤糾錯、干部新老交替，樁樁件件都得落到實處。

災后收尾，數據往往比口號更直觀。那時僅中央管理的干部就有兩百三十萬人等著復查，卷宗堆成墻，一樁樁、一件件，夾雜著命運的轍印。中組部檔案處后來統計：短短兩年，部里收進各類材料17 000多卷、近四十萬件，涉及六百多人。文件里的每一頁紙背后，都是一個家庭十數年的命運懸置。宋任窮在第一次部務會上只說了兩句話：“全錯的要全部糾正，半錯的就改一半；不錯的，誰也別碰。”聽似樸實，卻給了全體干部一桿衡量的尺子。

年事已高，本該頤養天年的老人卻像上緊了弦。每天清晨八點準時進辦公室，茶水一蓋就丟在一旁，晚上十點過后才有人看見他拄著手杖走出燈火通明的大樓。一次高燒到三十九度，他仍堅持審閱材料，秘書勸他休息，他反問：“我癱下去，案卷誰看？”這一句話讓屋里瞬間安靜。中組部食堂師傅后來回憶，那幾年樓里“燈從不熄”，大家戲言組織部成了“永不打烊的兵站”。

有意思的是，宋任窮并不拘泥于舊有程序。面對源源不斷的新材料，他提出“先用后審”——先行安排那些已基本弄清底細的老同志到合適崗位，復查結論隨后完善。一些人擔心日后若有差池難以收場，他卻擺手：“把好人晾著才失策，先讓他們干活，結論跟上就行。”事實證明，這招極見效。1979至1980年，僅中組部直接核定并報中央批復的干部就有四百四十五人，其中包含彭真、陸定一、譚震林等重量級人物。政治空氣明顯回暖，許多機關干部私下感嘆：壓在胸口的石頭，終于挪開了。

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那通電話，更是把“卸山石”的節奏再往前推了一把。“老宋，部隊這邊的老同志還堵在審查環節，你們手頭忙得過來嗎？”電話那頭的聲音略帶焦急。宋任窮想了想：“交給總政復核，你來把關；我這邊審批。兵歸兵、政歸政，互相配合，走得快。”方案報中央，得到首肯。很快，軍內材料同步轉移、并線處理；隨后，全國各口、各部委紛紛仿效。到1982年底，大規模平反工作基本收官——不止對230萬名干部完成復查，還對120多萬份歷史結論作了修訂。

正當“撥亂”任務行將收束，更艱巨的“反正”問題擺到桌面：干部隊伍老化嚴重。粗略一算，中央管理的廳局級以上正副職里，六成年齡超過六十歲，部委班子動輒十幾人，省部級領導里有的已高齡七十五。整治之難，可想而知。

“讓隊伍恢復活力，必須讓年輕人挑擔子。”鄧小平、陳云與組織線多次碰頭，指導思想被概括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八個字。宋任窮心里明白：放下撥亂反正的卷宗，只是完成了一半任務；另一半，是尋找合格接班人。

1980年初春，來自中組部的十支考察小分隊悄然散向二十多個省市。選人標準定得很死：五十歲以下，大專、中專以上學歷，或者在關鍵崗位上實踐能力突出者。第一輪名單上報后，老人家們拿起放大鏡一看：平均年齡依舊偏高，文化偏低。鄧小平當場指出：“思路還沒翻篇。”這話傳回中組部，氣氛低沉，宋任窮卻沒急著埋怨，而是連夜召開碰頭會研究改進。

半年后，第二份名單上桌：四十五歲以下、學歷達標的候選人明顯增多；同時列出省、市、地、縣四級“后備庫”人數與培養方案，哪一級缺人，一目了然。中央領導對此拍板同意，要求盡快實施。198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三百四十八名中央委員中有兩百一十一人首次入選，其中六十歲以下占三分之二。會場外，記者們發現秘書處張榜的名單里，出現不少三十多歲的新臉孔，這就是“四化”方針的最直接成果。

對外推新人選，對內更要安撫老同志。宋任窮在中央黨校一次座談提到，“老同志是寶藏，不是包袱。”他的湖南口音里帶著湘鄉腔，擲地有聲。為了讓這句話落到實處，他把春節走醫院、看望離休干部定為“組工傳統”，自己帶頭，沿著醫院樓梯一級級爬上四樓，一戶一戶問冷暖。那一年北京的氣溫零下七度，他的棉大衣卻常常敞著襟——訪到病房，屋子暖和，老人家會心疼他：“老宋，把衣服扣上。”他只笑答：“我來送錢送藥，還怕冷？”這種細節，至今在許多老干部口口相傳。

對英烈后代、功勛遺屬，他更是一抓到底。原紅四方面軍二十五軍軍長蔡申熙之女長期病困，他親自批示解決醫藥與安置；任作民之子任楚求職無門，他拍板予以妥善安排。這些“小事”遠離聚光燈，卻最能見品格。

1985年盛夏，王震在家中忽接到宋任窮來訪。兩人執手相視，滿頭華發，都笑稱“老兵未老”。談及工作，宋任窮直言：“我累了，也該讓年輕人上。”王震哈哈大笑：“說到心坎上了。咱們一起請辭吧，讓后生闖一闖。”不久，二位聯名上書，引用黨章第三十七條，請求退出中央委員會。黨中央采納，于當年九月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批準。二位開國老將以主動退位的方式，為廢止領導終身制寫下生動注腳，也讓“干部年輕化”從口號變成了現實。

宋任窮離開一線，并未閑著。1985年起，他與王震同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專做調查研究、建言獻策。1989年后，他身體每況愈下，仍堅持每月去一次軍博、一次老區。2005年1月8日，宋任窮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歲。噩耗傳來，社會各界上萬封唁電飛抵八寶山。多數人提到的，仍是那段1978至1982年的夜以繼日——在萬卷檔案堆里拼命找回人生尊嚴，在老干青年之間搭起信任橋梁。幾年光景，為共和國的組織人事畫出新航道，也為他個人的征途寫下最后一筆濃重墨彩。

宋任窮常說，革命就是接力。大雪初霽的1978年冬夜，他從胡耀邦手中接過的，不僅是部長的任命，更是一把推動時代向前的火炬。四年竭力，換來千萬人生的改寫；一朝交棒，又示范何謂放手。七十歲老將軍，給后人留下的，是肩頭的責任，也是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