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偉鈞：自民黨大勝之后，中日關系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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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月8日晚8點，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束投票。2月9日的計票結果顯示，自民黨與盟友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zhí)政聯(lián)盟共獲352席，其中自民黨獨攬316席。這一數字不僅超過了日本民主黨在2009年上臺時贏得的308個席位的紀錄（當時日本眾議院總席位為480席），也占據了眾議院總席位465席的三分之二多數，創(chuàng)下了自民黨贏得席位最多的紀錄。而由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組建的“中道改革聯(lián)盟”則表現不振，議席數將從此前的167席大幅減少。預計，高市早苗將在本月內召集的特別國會上再次被指名為日本首相。

IPP副研究員徐偉鈞博士認為，此次高市早苗眾議院選舉大勝，將有助于高市早苗建立一個強勢政權，進而為其快速推動經濟、外交與防衛(wèi)領域的政策主張落實提供運作基礎。在中日關系方面，由于此前高市在涉臺問題上的錯誤言論導致中日關系陷入緊張，此次選舉所導致的政治結構或許意味著，未來一段時期內中日關系大概率將面臨進一步沖擊。

徐偉鈞 博士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員

一、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的大勝意味著什么？

在2月8日舉行的日本眾議院選舉中，由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zhí)政聯(lián)盟獲得過半數議席。根據最新計票結果，自民黨獲得316個議席，日本維新會獲得36個議席。在野黨方面，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共同組建的新黨“中道改革聯(lián)合”僅獲得49個議席，議席數量大減。

自民黨的大勝意味著高市早苗將建立起一個相對穩(wěn)固的強勢政權。

在2025年10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后，高市早苗任用了麻生太郎、鈴木俊一、有村治子等“麻生派”人士擔任黨內高層職務，這種安排一度引發(fā)了日本社會對高市政權自主性的質疑，甚至出現了將高市政權稱為“第二次麻生政權”的聲音。但在本次的眾議院選舉中，高市并沒有就選舉決策與麻生派勢力提前溝通，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與干事長鈴木俊一都沒有事先得到通知。這既是高市孤注一擲的體現，也顯示了其強勢的執(zhí)政風格和獨立的領導能力。

在競選過程中，高市明確將此次選舉定位為國民對高市政權的信任投票。盡管自民黨的整體支持率僅有30%的水平，卻在本次大選中獲得了絕對多數的議席，這一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市個人的政治號召力。換言之，高市成功將自身內閣的高支持率轉化成為自民黨在國會眾議院中的結構性政治優(yōu)勢。在不依附黨內傳統(tǒng)派閥與大佬勢力的前提下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意味著高市將在自民黨內部樹立起更強的政治權威，能夠有效壓制黨內的反對聲音。同時，大部分在選舉中受益于高市政治號召力的自民黨議員，出于鞏固議席與維系政權的現實考慮，也將在決策上唯高市馬首是瞻。

在黨際關系的層面，自民黨單獨贏得眾議院過半數席位，意味著高市政權將大幅降低對維新會的政治依賴。雖然維新會秉持右翼立場，在修憲、提高防衛(wèi)預算、確保經濟安全等問題上與自民黨立場相近，但是雙方圍繞減稅、政治捐款、減少國會議員席位等具體政策議程存在顯著分歧。此前維新會是以“閣外合作”形式參與聯(lián)合執(zhí)政，存在隨時退出執(zhí)政聯(lián)盟的可能性，這也導致高市政權在大選前不得不受維新會掣肘。而隨著自民黨的大勝，即便執(zhí)政聯(lián)盟出現松動甚至解體，自民黨仍能夠憑借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在立法與預算案推進上維持自主性，不再像以往那樣在許多關鍵議案上必須依賴聯(lián)盟伙伴的支持。

總體而言，自民黨的大勝不僅意味著日本選民對高市政權的支持與認可，更為其賦予了明確的政策推進授權，為其在經濟、外交與防衛(wèi)領域落實政策主張?zhí)峁┝藞詫嵉恼魏戏ㄐ耘c國會運作基礎。在當前情況下，高市政權有望在短中期內形成相對穩(wěn)固且強勢的執(zhí)政格局。高市可以借助在國會眾議院中的優(yōu)勢快速確立政府議程，從而在政治節(jié)奏與議程設置上掌握主導權。

2026年2月8日，高市早苗在東京自民黨總部接受媒體采訪。路透社

二、自民黨的大勝對中日關系的沖擊

自2025年11月高市在涉臺問題上發(fā)表錯誤言論以來，中日關系已經陷入低谷。該錯誤言論是高市在國會質詢中做出的官方表態(tài)，代表的是日本政府在涉臺問題上的官方立場，其性質非常惡劣。并且在中方做出堅決反制和強烈抗議之后，高市始終拒絕撤回錯誤發(fā)言，這一態(tài)度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對于中方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而在本次眾議院大選競選期間，高市再次就涉臺問題發(fā)表妄言，宣稱若臺灣發(fā)生重大危機，日本必須救援當地的日美公民，日美也需要采取聯(lián)合行動。同時她還宣稱，如果美軍在共同行動中遭受攻擊，日本不可能拋棄盟友。這一表態(tài)不僅凸顯了高市在所謂“臺灣有事”情境下主動進行介入的意圖，更暴露其試圖刻意將美國卷入臺海局勢的政治考量。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背景下，美國對臺海局勢的介入意愿存在不確定性，但高市的發(fā)言是以美國直接介入事態(tài)甚至與中國發(fā)生沖突作為前提，這實際上是在推動日美同盟向臺海的延伸，主動將美國卷入臺海局勢。這也進一步暴露了高市挑動中美對立、借機推進軍事大國化的野心。

高市早苗9日凌晨還在X（原推特）上發(fā)帖，對于特朗普在社交平臺上就日本眾院選舉發(fā)文支持自己和聯(lián)合執(zhí)政黨表示“由衷感謝”。圖：X.com

結合高市的個人政治立場，以及本次眾議院大選后形成的新政治格局，未來一段時期內，中日關系大概率將面臨進一步沖擊。

一方面，在國內政治層面，依托國會中多數席位的支撐，高市政權大概率會加速提高防衛(wèi)預算，穩(wěn)步推進軍事大國化進程。由于右翼勢力在眾議院中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高市政權甚至有望突破現有政治阻力，推動和平憲法的修改進程，將憲法第九條中“日本國不保持軍事力量”和“不保持交戰(zhàn)權”等核心條款刪除，并且將自衛(wèi)隊更名為“國防軍”，從制度層面為其外交防衛(wèi)理念提供支撐。高市政權推進軍事大國化的相關政策將進一步加劇地區(qū)安全局勢的緊張，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進而顯著提升中日之間陷入安全困境、甚至發(fā)生直接沖突的風險。

另一方面，高市政權在涉臺議題上的表態(tài)本就非常激進，在安全議題上的立場也始終強硬。此次大選后，國會中的絕對優(yōu)勢也會為高市政權的涉外表態(tài)提供更大的空間。其大概率將進一步強化涉臺激進立場，甚至可能會將“臺海穩(wěn)定”與日本國家安全直接掛鉤，或者以更加明目張膽的方式插手臺海事務、干涉中國內政，導致其在言辭和政策上對中國的挑釁程度進一步升級。

高市政權的這些潛在舉措必將招致中方的堅決反制，但是中方的反制措施不一定能夠讓高市政權改弦更轍。當前，中方采取的赴日旅游限制、稀土出口管制以及對軍民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等措施，已經對日本相關產業(yè)與經濟運行造成了實質性沖擊，但并沒有促使高市撤回此前的錯誤發(fā)言。由此可見，中日之間可能將進入一種日方持續(xù)挑釁、中方持續(xù)反制的狀態(tài)。這不僅會導致中日之間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出現短期斷裂、長期不確定性加劇，還將對中日雙邊合作機制，以及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等涉及中日的多邊機制造成嚴重沖擊，阻礙地區(qū)合作進程。總體而言，只要高市政權不改變其激進的對華政策與涉臺立場，中日關系短期內難以看到實質性緩和的希望。

在日本眾院選舉的三重3區(qū)，“中道改革聯(lián)合”候選人、前外相岡田克也落選。圖為岡田克也向支援者低頭致歉。（共同社）

三、高市政權的隱憂

雖然自民黨在眾議院大選中取得大勝，但這并不意味著高市政權一定能夠成為一個穩(wěn)定的長期政權，中日關系也不一定會陷入不可挽回的困局。需要強調的是，日本民眾對高市政權以及自民黨的支持，更多還是出于自身的切身利益。在大選中投票給自民黨并不等同于認可高市的安全政策，更不意味著支持中日之間爆發(fā)全面沖突。

根據JNN在大選期間的民調數據，選民最重視的政策議題領域分別是【應對物價上漲】（26%）、【養(yǎng)老金、醫(yī)療等社會保障措施】（21%）、【提高工資等刺激經濟措施】（15%）、【外交與安全保障】（9%）、【教育與后代養(yǎng)育政策】（8%）[1]。

JNN調查顯示，日本眾議院選舉中最受重視的政策是“應對物價上漲的措施”。來源：TBS新聞。

而根據朝日新聞同期的民調數據，選民最關注的政策議題領域分別是【應對物價上漲】（48%）、【后代養(yǎng)育與社會保障】（17%）、【外交與防衛(wèi)】（14%）、【政治與金錢】（8%）、【外國人政策】（7%）[2]。可以看出，日本民眾更關心的還是日本國內經濟與民生問題。此次大選中對自民黨的支持，更多是基于對高市政權經濟政策的期待，而非對其外交、安全立場的全面認同。

《朝日新聞》民意調查顯示，受訪者在眾議院選舉中最看重的政策調查中，最受歡迎的選項是“應對物價上漲的措施”，占比48%。來源：朝日新聞

在這一背景下，高市政權所面臨的最大隱憂，在于其推行的“早苗經濟學”存在破產風險。高市的經濟政策是對“安倍經濟學”的延續(xù)，核心邏輯圍繞擴張性財政政策展開。高市政權提出的大規(guī)模經濟刺激計劃，以及在此次大選期間對暫停征收食品消費稅兩年的承諾，會在短期內顯著擴大日本的財政缺口。此外，高市政權此前明確向美國承諾，將履行日美貿易協(xié)議中對美國5500億美元的投資要求，并且承擔15%的出口關稅。這一決策也將為日本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和關稅成本，加劇財政收支失衡的壓力。

高市的經濟政策也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制造了深刻的協(xié)調難題。大規(guī)模財政刺激往往促使通脹預期上升，這將迫使日本央行在實現價格穩(wěn)定與維持金融市場穩(wěn)定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如果央行收緊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脹，利率上升將會增加政府利息開支并削弱財政刺激的實際效果；而如果央行繼續(xù)維持寬松以配合財政擴張，則會加劇日元貶值和生活成本壓力，進一步影響民眾的實質收入與消費積極性。

同時，日本社會面臨的人口老齡化與工資增長停滯等結構性問題，也難以通過財政刺激政策在根本上得到緩解。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本政府原本通過引入外國勞動力來緩解這一困境，但隨著近年來日本社會的排外情緒不斷高漲，加強外國人管控已經成為了日本右翼勢力的一個標志性政策主張。為了迎合右翼選民訴求，高市政權大概率將逐漸加強對外國人的管控力度，這無疑會阻塞引入外國勞動力的渠道，進一步加劇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困境，進而對經濟長期增長潛力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此外，中國對日本采取的經濟反制措施，其影響力也將隨時間推移而逐步彰顯。隨著反制措施的成效逐漸顯現，日本相關企業(yè)的營收將會受到顯著沖擊，進而對日本政府的稅收基礎造成打擊。在這一背景下，市場對日本新一輪大規(guī)模赤字融資的擔憂將持續(xù)升溫，推動債券收益率上行、日元匯率承壓，進而抬高政府利息負擔并壓縮財政刺激的空間，最終導致“早苗經濟學”的財政可持續(xù)性問題提前暴露。

日本民眾對高市政權的經濟政策有很高的期待，但這種期待不可能無限期維持下去。如果在未來一到兩年的時間之內，高市政權的經濟政策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效，日本經濟狀況持續(xù)惡化，民生壓力進一步加大，日本民眾的政治態(tài)度將會發(fā)生重大轉變。屆時，除了少部分死忠的右翼分子之外，大部分日本民眾很可能會撤回對高市以及自民黨的支持。隨著高市政權支持率的不斷走低，此前被高市壓制的反對聲音也將卷土重來，進而導致高市政權不斷動搖，甚至在內憂外患之下走向瓦解。

參考資料：

[1] 8日投開票の衆(zhòng)議院選挙 比例投票先「自民」が全年代でトップ　JNN世論調査, https://newsdig.tbs.co.jp/articles/-/2439048?page=3

[2] 「物価高対策」重視する人の比例區(qū)投票先、自民が他黨大きく上回る,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V2134RYV21UZPS002M.html

徐偉鈞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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