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上海市委書記，晚年捐出51萬做慈善，兒子繼承了遺業

1979年2月的浦東江灘，寒風刮得人睜不開眼。韓哲一扣緊風衣，把目光鎖在黃褐色的灘涂上。幾臺地質鉆機正緩慢起降，他對陪同的工程師低聲叮囑：“地基穩不穩，決定了上海未來的脊梁。”那一年，他六十五歲，肩頭扛著“把上海經濟再推一程”的重擔。

很多人記住他，是因為“韓材料”這個綽號。1958年在中南海西樓匯報金融數字時，他把小數點后一萬分之一都算得明明白白，毛主席聽完哈哈大笑：“這小韓，專門玩材料啊！”一句戲謔，卻把他嚴謹到近乎苛刻的習慣定了調。自那之后，凡遇財務、工業統計，同志們總是先問一句：“數據過韓材料了沒有？”

追溯得更遠，他的嚴謹源自1934年的那座黑龍江監獄。潛回國內執行秘密任務卻被叛徒出賣，敵人圍著他輪番動手，“招不招？”“不招！”一句回絕，碰上皮鞭揚起的冷風，墻上血跡斑斑，24歲的小伙子硬是扛了三年。出獄時，右臂留下關節性損傷，冬天一疼就把他逼得直哆嗦，可他從未把這當成談資。

1938年8月，他在冀魯豫根據地火線上宣誓入黨。前線彈藥緊缺，他負責籌款，常騎一匹瘦馬穿梭村鎮；大雪封道，他就把錢銀藏進馬鞍底，夜里點燈對賬。那些被他攥在指尖的銅元，后來化作槍栓、棉衣，也化作一批又一批新戰士的口糧。戰事吃緊時，他對會計說過一句略帶調侃的話：“別怕沒錢，賬面缺口先記我名下。”

1949年國旗在天安門升起時，韓哲一剛滿三十五歲，在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任職。重建工廠、修復鐵路，他日夜踏勘，最長一次從上海一路查到徐州，沿途睡的是車站地板。為了盤活資金流，他主張把舊上海的外商銀行資產“拆骨頭接筋”，并提出“保留骨干技工、避免技術斷檔”的做法。幾年下來，滬寧線汽笛重新轟鳴，工業底子漸漸厚實。

進入七十年代末，國內改革醞釀，上海雖然繁華，卻面對產業老化、能源緊張等問題。韓哲一去虹口碼頭檢查時，看到機車柴油泄漏，苦笑一句：“這還是二戰水平。”他認定，要保住上海地位，必須引入頂級現代化項目。于是寶鋼、大眾、上海石化三張牌接連打出。他親自跑國家計委，拿著厚厚可研報告，硬是把日方技術人員請到現場對接，方案修改到第17稿才定版。

有人問他圖什么，他擺擺手：“先讓機器轟起來，城市才有底氣。”寶鋼一期投產那天，他摸著第一塊熱軋板，甚至沒等冷卻，袖口就被燙出焦痕。可他看著那塊鋼板發呆良久，似乎在與二十年前的廢墟作比。

經濟建好了，他把目光轉向人。2000年離休后，韓哲一每月退休金不低，但他出門依舊擠公交，綠皮車里搖搖晃晃，被人認出來也只是笑笑。“錢留著干什么？教育最值。”他反復念叨。十年里，他把稿費、補貼一筆筆攢起，共計五十一萬元。2010年7月，他把這筆錢與上汽、江南造船、寶鋼、上海石化的捐款一起匯入新成立的“韓哲一教育扶貧基金”，專門獎勵自愿赴邊疆支教的上海教師，資助貧困地區教學設備更新。

有人勸他留些積蓄養老，他打趣：“我早在監獄里把生死算清了，現在不過賺利息。”基金會成立儀式上，他說的最后一句正式講話是：“孩子們有書讀，城市才配叫文明。”現場掌聲響起時，他卻低下頭，像當年核對賬目那樣翻看基金章程。

2011年7月7日，韓哲一病逝于華東醫院，享年九十七歲。出殯那天，基金會理事、昔日工程老伙計、自愿支教的年輕教師都來了。靈車駛離醫院大門前，他的兒子韓冬站在人群中，悄聲對母親說：“爸的賬本還剩七萬四，照規矩，繼續投進去。”母親點頭沒說話。

韓哲一留給家人的遺囑只有兩頁紙：第一頁交代房產如何劃歸公租；第二頁再三叮囑基金會賬目公開透明。律師回憶，遺囑最后寫著八個字：“所遺不多，務在干凈。”短短一句，把他一生的行事準則壓縮得淋漓盡致。

如今，韓哲一基金每年仍向貧困縣校長發放“赴邊獎教金”，累計已覆蓋甘肅、貴州等十三個縣市。有意思的是，每次撥款流程仍需兩名理事加蓋，沿用的正是他當年手寫的審批表格式。老同事偶爾感慨：“韓材料走了，可流程在。”

翻檢他的履歷，從地下情報員到財經干部，再到上海市委書記，職務一路升遷，可貫穿始終的是那股“嚴而細”的勁頭。硬要給這股勁頭找一句最合適的注腳，也許就是獄中他對劊子手喊出的那聲“不招”。他從未屈服過環境，也從未對自己降低過標準。

曾有人質疑他捐款額度不算巨大，但每位受助教師都清楚：荒僻山村里，一套投影設備就能改變課堂。孩子們看見動畫分子模型，化學不再是枯澀符號；看見世界地圖，遠方不再遙不可及。對他們來說，這筆錢份量沉得很。

韓冬接過基金后，把每年理事會時間定在7月7日。會議開始前，屏幕會先播放一張老照片：1979年，浦東灘涂上韓哲一站在木樁旁，江風獵獵，他右手抓著大衣領子，左手指向遠方，旁邊的工程師正奮力記錄。他們的身影并不高大，卻像一把定海針，釘在那片后來長出高爐、軋機、吊車的土地上。

那張照片無需旁白。看過的人大多能明白，一個時代的建設者并非只在辦公室里簽字，更把畢生心血埋進鋼水、堤壩與孩子們的課本里。韓哲一如此，他的兒子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