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叛變后，交代了四名中共負責人，第一個名字就讓徐恩曾傻眼

1949年秋，國民黨政權已經退守臺灣，徐恩曾翻檢舊案卷時，看見一張已經發黃的電報紙，不由得愣了好一會兒——那是十八年前從武漢發來的絕密情報，上面第一個名字，他到老都忘不掉。

時間撥回到1931年4月，漢口警局連發急電至南京中央黨部情報機構，報告一個驚人的消息：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并突然“自首”，愿意將自己掌握的中共機密全部交出來。

電報中提到，顧順章不僅交代了上海、漢口等地中共組織的隱蔽據點，還特別列出四名重要負責人，涉及情報、交通和中樞聯絡等關鍵崗位。電文傳到南京時，已經是深夜，放在了中央調查科科長徐恩曾桌上的待批文件夾里。

等到有人替他拆閱時，排在第一個的名字赫然出現——錢壯飛。這個人，正是日夜在他身邊工作的機要秘書，是他最放心的“自己人”。瞬間傻眼的，后來當然是徐恩曾，可更要命的是，就在他還蒙在鼓里時，這張電報已經悄悄改變了另一條暗線的命運。

一、從碼頭少年到“紅色特工”

要說這一連串風云變幻，不得不提顧順章這個人。這個名字，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工人運動和情報戰線，都算得上響亮。他早年出身底層，年輕時在街頭做過雜技、魔術表演，也在工廠當過工人，性子急、膽子大，是那種一看就知道不好惹的角色。

五四運動后，工人運動風起云涌，他在罷工和游行中沖在前面，敢打敢拼，很快引起了中共地下組織的注意。當時共產黨剛剛發展壯大，急需各種人才，既要能鼓動群眾，又要敢去刀口上討生活。這種又會耍把戲、又懂市井門道的人，說句實在話，用好了是把快刀。

組織經過了解，發現他不僅有熱情，還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便吸收他入黨。那時候，黨內并不拘泥出身，只要肯干、肯學，就會給機會。顧順章很快被安排到工人運動和保衛工作中，在多次突發事件中，他處理得干凈利落，讓上級看到了他在特殊工作上的潛質。

有意思的是，他身上的“江湖氣”，在情報工作里反而成了優勢。和各色人打交道，既能裝成碼頭混混，也能扮成體面商人，再加上天生的表演欲，一旦潛伏到敵人內部，往往更容易取得信任。于是，黨在權衡之后，決定把他和陳賡一起送往蘇聯，接受系統的特工訓練。

在莫斯科的培訓中，顧順章表現得非常搶眼。關于他的學習能力，后來連蘇聯教官都稱奇，認為他對密碼、偽裝、反偵察的理解，遠超一般學員。不少人私下里說，這家伙就是為干特工生的。等他和陳賡學成回國，中央特科也隨之逐步建立起來。

回國后，顧順章從上海到武漢，在多條戰線活動，組織破獲過國民黨特務布下的陷阱，又多次成功轉移重要干部和文件。當時年紀并不算大，卻已經擔任中央特科負責人、中央領導人的安全保衛工作，在黨內風頭極勁，一度被視作情報戰線的“王牌人物”。

但人一旦走到風口，很容易飄。顧順章身上原本就有的一些毛病，比如好賭、好色、逞強、愛出風頭，并沒有隨著地位上升而收斂，反而愈演愈烈。內部有人多次向上級反映他的生活作風問題和組織紀律問題，這些材料最后擺到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的案頭。

經過多次討論，中央準備調整他的職務，讓康生接替中央特科的工作，再把他調往其他戰線，既是防范風險，也是希望給他一個改正的機會。遺憾的是，這個決定還沒來得及正式宣布，風聲就被顧順章覺察了。他自恃功高，心中郁郁，漸漸生出怨氣，開始萌生“另謀出路”的念頭。

二、漢口風聲：叛徒登場

1931年春，中央安排顧順章護送幾位重要負責人轉移到武漢。任務完成后，周恩來明確交代，他要立刻返回上海復命，繼續負責特科的工作。但顧順章這時已經心浮氣躁，非但沒有按命令行事，反而借口休整，一頭扎在漢口的燈紅酒綠里。

在武漢逗留期間，他吃喝嫖賭樣樣不落，仗著自己身手不凡、身份隱蔽，一點也不收斂。身上的經費很快花得差不多，又不甘心就此收手，便打起老本行的主意，化名“華廣奇”，重新走上街頭，在游樂場、茶園里表演魔術，想借此撈一筆錢。

這樣的表演，場面不小，人群一圍，一喝彩，自然會有人打聽他的底細。偏偏天意弄人，在漢口警界任職的尤崇新，曾經和他在上海有過交集，這一看人、再聽聲音，很快就認出了他。尤崇新早已投靠國民黨，這下可算是撞上“大魚”。

他沒有貿然動手，而是迅速向當時的漢口警察局局長蔡孟堅匯報。蔡孟堅一聽“顧順章”三個字，立刻意識到，這可能是一條通往升官發財的捷徑，心里那個激動，可想而知。當天晚上，他親自帶隊趕往游樂場，在表演最熱鬧的時候，一擁而上，把顧順章控制住。

被槍口指著時，顧順章并沒有驚慌失措，反倒吊兒郎當地笑著說：“蔡局，這么大的陣仗，是請我喝酒，還是看戲？”這話一出口，火藥味頓時就壓下了一半，倒真有點像老朋友久別重逢。蔡孟堅礙于場面，只得強行押他上車。

回到局里，沖突就爆發了。蔡孟堅罵道：“顧順章，你以為還在上海那一套？現在落在我手里，別想再耍花招！”顧順章卻毫不示弱：“你們不夠格跟我談，我要見的是蔣委員長。”短短幾句話，把他的性格暴露得一清二楚——既狂妄，又算得清形勢。

他很清楚，自己一旦暴露，已經沒有退路。既然如此，與其被嚴刑拷打，不如主動投靠，用手里掌握的中共機密去換一條新路。于是，在審訊中，他提出要見南京方面的高級情報負責人，態度出人意料的“合作”，主動供述自己在共產黨內的職務和任務。

不久，漢口方面把這一重大情況，上報到南京。蔣介石得知消息，格外重視，指示對顧順章“禮遇優待，不可刑逼”，要用軟硬兼施的方式挖出更多秘密。顧順章被押送至南京后，在糖衣炮彈和自我幻想的雙重驅動下，開始系統地交代自己知道的一切。

他提供了不少情報，包括上海中共中央機關的隱蔽住址、多處秘密交通據點以及多名負責聯絡和保衛工作的干部姓名。在這些人當中，最敏感的，是隱藏在國民黨情報機構內部的那幾位中共骨干。為了顯示誠意，他特意把“埋得最深”的線人寫在最前面。

這一份名單，在整理成電報時，被概括為“中共重要負責人四名”。排在第一個的，是時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徐恩曾身邊的機要秘書——錢壯飛。也正是這一個名字，讓徐恩曾在幾年后回想起來，都后背發涼。而更吊詭的是，電報還沒送到他手里，錢壯飛就已經先看見了。

三、電波背后的較量

錢壯飛的經歷，在中共情報戰線上頗具代表性。他早年學醫，當過醫生，也在電影公司干過編導，文化程度高、人脈廣。1920年代末，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被組織安排潛伏到國民黨中樞，后來一步步進入徐恩曾身邊，擔任機要秘書，掌握密碼本、密電和文件收發。

中央調查科對外看是一套機構，對內卻是國民黨情報系統的核心之一。漢口警局要向南京匯報重大案情，必須走這條線。也正因為如此，顧順章在漢口被捕、愿意“合作”的情況，第一時間就通過加密電報，發到了南京。

1931年4月的一天傍晚，漢口先后發出五封絕密電報，內容都是關于顧順章案的最新進展。按照工作程序，電報送達后，要先由機要處核對密碼和編號，再轉呈科長審閱。那一晚，徐恩曾不在辦公室，人還在外面應酬，處理電報的任務，自然落到了錢壯飛手上。

錢壯飛拆開電報，看到“顧順章叛變”幾個字時，心里當即一緊。他清楚顧順章掌握著多少東西，也很明白，一旦對方“全說”，上海那邊會面臨什么危險。等視線往下移，看到被供出來的四名中共負責人的名單時，麻煩來了——第一個名字，就是錢壯飛自己。

這一刻，他如果慌了手腳，后果不堪設想。可他只是停頓了幾秒鐘，很快就恢復冷靜。懂情報工作的人都明白，真正的較量，往往發生在這些沒人看見的幾分鐘里。他一邊迅速抄錄、破譯要點，一邊飛快思考：怎樣在不引起懷疑的前提下，把這個消息傳出去，而且要在最短時間內送到上海。

電報破譯完畢后，他按慣例整理成呈報材料，把內容分級標注。表面上看，他只是在勤勉地履行職務，把“重大案情”放在第一位。待外面的應酬結束，徐恩曾回到辦公室，看到“顧順章叛變”“供出中共重要負責人四名”等字眼時，自然會被吸引過去。

與此同時，錢壯飛已經按照預定的地下聯絡方式，把核心內容記在特制的密碼紙上，通過秘密交通員轉往上海。那天夜里，上海的聯絡點燈火未熄，等待的，就是這種足以改變局勢的情報。不得不說，這場看不見的競賽，比槍林彈雨還要驚險。

中共中央在接到情報的那一刻，沒有任何猶豫，迅速作出反應。周恩來立即主持緊急會議，要求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中央特科、各級交通站立刻準備轉移，能燒毀的文件當場銷毀，不能帶走的人和物盡量分散隱藏，同時下令徹底切斷與顧順章相關的一切聯絡方式。

那幾天，上海租界內外風聲鶴唳。有人天沒亮就悄悄搬離住處，有人臨時改名換姓，有人連夜轉移電臺設備。周恩來和陳賡等人，一邊指揮轉移，一邊親自檢查各處安全隱患，生怕有一絲疏漏。情報工作多年積累的經驗，在此刻體現得淋漓盡致。

等到國民黨方面根據顧順章供出的地址，殺氣騰騰地趕到上海時，原本應該“甕中捉鱉”的地方，早已經人去屋空。有的只剩一間破舊房屋，家具簡單，墻角堆著些雜物；有的住著一位病弱的老婦人和一個神志不清的男孩，看起來和“共產黨”三個字怎么也扯不上關系。

傳說中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當時的緊張氣氛。一次搜捕就在周恩來身邊擦肩而過。陳賡善于喬裝打扮，察覺外面動靜不對，干脆抓起女裝和化妝用品，匆匆把周恩來打扮成一位體弱多病的老太太。等國民黨探員闖進屋里，只見一位咳嗽不止的“老阿婆”在炕上縮著身子，連正眼都懶得看一下。

據身邊人回憶，等風聲松下來時，陳賡忍不住打趣：“總理，這回算是舍身配戲了。”周恩來只是淡淡一笑，沒有多說什么。正是靠著這種臨場反應和彼此之間的信任，他們在最危險的幾天里，一步一步從敵人眼皮底下脫身。

再說南京那邊。徐恩曾在看完電報后，表面上忙于向上級匯報，卻始終說不清自己心里的那股不安來自哪里。他隱約意識到，顧順章供出的名單，既可能是“立功”的機會，也可能在某個角度上暴露出自己系統被滲透的事實。這個矛盾，讓他既興奮，又恐懼。

隨著上海搜捕行動傳來“撲空”的結果，徐恩曾的心情更加復雜。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認，中共的地下網絡比預想的要頑強得多，反應速度也快得驚人；另一方面，他又擔心蔣介石追究責任，懷疑內部有人泄密。顧順章本以為自己投誠之后會被重用，沒想到反倒成了被防范的對象。

在情報系統內部，無論是中統還是軍統，對叛徒都極其厭惡。一個曾經把自己組織“賣”給敵人的人，換了個主人，就突然變得值得信任，這種事，誰都不敢真心相信。顧順章雖然一度被留在身邊，但受到的更多是利用，而不是重用，他所期望的飛黃騰達遲遲沒有出現。

更糟的是，他為了保命，不惜繼續出賣舊日戰友。有的中共地下干部，原本已經化名、洗脫嫌疑，眼看就要獲釋，卻被他當場指認。惲代英就是典型例子。這樣做固然可以換來暫時的“安全”，卻把自己一步步推向所有人都不信任的深淵。

蔣介石后來曾對徐恩曾說過大意相近的話：這種人太滑頭，今天能賣共產黨，明天也能賣國民黨。對敵人是刀，對自己也是刀。既然從他嘴里再榨不出什么新的東西，就沒有必要再留。于是，在一個陰沉的日子里，顧順章和他的家人被秘密處決，結局凄涼。

與他的下場相比，那些在黑暗中堅持到底的人，更顯得沉穩而堅定。錢壯飛在成功完成這次“電波逆轉”后，仍舊潛伏在敵人內部，繼續為黨搜集重要情報。1935年，他隨國民黨高層乘飛機外出時，飛機在河南上空墜毀，英年早逝。很多知情者都認為，這并非單純的意外。

新中國成立后，老一代革命者回憶這段往事時，多次提到“龍潭三杰”——李克農、胡底、錢壯飛。有人感慨，如果沒有他們在敵人肋下豎起的這幾盞暗燈，許多重大轉折未必能熬過去；而在顧順章叛變那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中，尤其是錢壯飛搶在敵人前面讀到那張電報，為中央機關贏得了寶貴而短暫的幾個小時。

從漢口游樂場的魔術臺，到南京機要室的電報密碼，再到上海弄堂里匆匆撤離的腳步，一個又一個身影交織在一起。有的人選擇出賣，有的人咬牙堅守。那一張寫著四個名字的電報紙，看似不重，其實壓著生死榮辱，也悄悄改變了黨和國家的命運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