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他，中國歷史或被改寫，他被判死刑時，毛主席大怒：立即放人

1952年七月的一個悶熱夜晚，警衛員急匆匆把一封加急件遞進中南海會議室。信紙并不厚，卻像壓了千斤重擔：有人指控重工業部副部長王盛榮倒賣一千噸鎢砂、侵吞巨額外匯。幾位部長面面相覷，現場空氣幾乎凝固。

毛主席看完材料，只說了一句：“立即放人，王盛榮不會干這種事！”語調低沉，卻斬釘截鐵。批示墨跡未干，警衛轉身飛奔。一旁的工作人員悄悄合上門，悸動的心跳仍在耳畔。

為什么毛主席如此篤定？答案得追溯到二十一年前。1931年冬，江西瑞金山道蜿蜒，紅軍主力剛從第三次反圍剿鏖戰中脫身。敵軍窮追不舍，毛主席帶著參謀人員急行轉移。天寒地凍，山林迷霧重重，就在部隊翻越大余山時，國民黨突擊隊突然出現，槍聲炸響，彈雨如注。貼身警衛還未來得及反擊，一名個頭不高的青年沖上前，將毛主席拖進山坳。緊接著，他獨自把藏在灌木里的馬匹牽走，制造“主力已撤”假象，引開敵軍。半夜，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道：“小王，這份膽識，我記下了。”這位“膽大心細”的青年，就是王盛榮。

一年后的上海，又是一場考驗。1932年春，中央局向瑞金發來求援電：白色恐怖籠罩，地下交通線斷裂，經費一日見底，同志們買米都成奢望。前后兩撥送款人帶著現金卻相繼失蹤，兇多吉少。周恩來急得團團轉。時任紅二十師供給處副官的張愛萍自告奮勇推舉王盛榮，“這小伙子人品過硬，您可以放心。”周恩來當即拍板，將僅存的三萬五千美元交給王盛榮。

王盛榮揣著沉甸甸的皮箱，從瑞金一路潛行赴滬。沿途多道封鎖線、便衣稽查漸次攔截，他靠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混跡挑擔商販與外埠旅客之間。幾回險到啼血，盤纏也耗盡，他寧肯在廟門口乞討，也不動箱子里的一分錢。十幾天后，資金完璧抵滬，中央工委得以喘息。接過皮箱的劉少奇只說了兩個字：“好樣！”

抗戰、解放相繼而過。1949年，王盛榮隨中央機關進京，肩挑重工業重任。家境卻并無太大改觀。一次老戰友來訪，帶了幾根臘腸作禮物，孩子們好奇地問：“這是什么味道？”王盛榮收下，在炕上一節節切開，硬是要等到全家最小的孩子也放學回家才開口嘗上一小片。家風清寒，眾人皆知。

1950年，新政權剛一站穩腳跟，蘇聯拋來“軍事援助換戰略物資”方案：五年內中國需每年提供一萬噸鎢砂，以換取航空、坦克等急需設備。誰都明白，這是筆必須咬牙答應的生意，可當時全國采礦工藝落后，連起碼的重選、浮選機都匱乏。周恩來把難題推到王盛榮案頭。對方沒有埋怨，兩袖一卷跑遍贛南、湘西、粵北礦區，踏遍井道，鞋底磨穿三雙，只得到一串數字：全國現有設備，年產千噸封頂。

王盛榮并不氣餒。他想到香港倉庫里還封存著國民黨敗退時遺棄的鎢砂，合計足有一千噸。若先把現貨賣掉，所得外匯即可購買成套選礦、運輸設備，產量自然水漲船高。方案提到國務院常務會上，周恩來當場點頭：“先周轉資金，爭取主動。”買賣很快敲定，器材一批批運抵內地，礦山轟鳴聲此起彼伏，年產量不出兩年便逼近目標。

也正是這筆倒手交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寫進了匿名信。對方算得精：一旦罪名坐實，既可打擊當紅技術派，也能給重工業部潑污水。調查組連夜審訊王盛榮，據說有人已在文件上擬好了“死刑”字樣。風聲傳到毛主席那里，他怒聲質問：“誰準你們動他？放人！”

調查由周恩來親自接手。檔案逐一翻查，港英紀錄、電報往來、海關報關單據，甚至連當年押運的船員口供也一并核對。所有資金流向清晰無誤：賣礦所得全部用于購置設備，無一分私挪。真相大白，那封檢舉信淪為一紙笑談。王盛榮的嫌疑被迅速洗清，死刑批復撕得粉碎。

有意思的是，風波過后，王盛榮反而自請處分。他在檢討書里寫道，自己辦事不夠嚴謹，財務痕跡留存不全，給組織添了麻煩。周恩來批注：工作有瑕疵，何罪之有？務請安心。本想升官調任，王盛榮卻推辭：“到礦山去，我熟。”幾個月后，他又背起行囊，出現在湘西新建洗礦廠的泥濘工棚。

如果當年的槍林彈雨里沒有他，毛主席能否沖出大余山，誰也不敢打包票；如果上海的三萬五千美元被他揮霍一空，上海黨組織能否挺到1935年也難說；倘若1950年他不頂著壓力處理那批舊鎢砂，蘇援談判或許一拖再拖。這串假設背后，是一條貫穿二十年的清晰脈絡：一名技術干部，以命相托，以廉自守，關鍵時刻挺身而出。

王盛榮后來淡出人們視線，埋首于地質勘探和采礦改造。1960年代，他的名字偶爾出現在簡報角落：某礦井提前投產，某設備省下外匯。記者去采訪，他擺擺手：“寫我干啥，礦井里那些娃娃更苦。”言簡意賅，仍是當年那股子樸實勁。

歷史的轉折，總與個人的抉擇糾纏。王盛榮三次挺身而出，恰似三枚鉚釘，悄然釘牢了共和國早年的基座。對他而言，清白二字，重逾千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