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查特韋爾莊園的秋天，總是帶著一股子爛泥和濕透了的羊毛味兒。
一個美國來的年輕記者，喝了三杯我最好的白蘭地，臉紅得像個秋天的蘋果，終于鼓起膽子問我，說他母親的一個遠房親戚，死在了廣島，他想知道，我夜里會不會夢見那些燒焦的影子。
我把雪茄按進煙灰缸里，那煙頭還亮著，像一只垂死的螢火蟲。
我沒看他，只是盯著壁爐里快要熄滅的火。
其實我真正想告訴他的是，孩子，你應該慶幸，你的親戚只是死于一道光，而不是死于之后那場沒有光，只有無盡饑餓和毒氣的漫長冬天。
一九四五年五月，倫敦的街上全是酒味兒和女人的香水味。
人們把帽子扔到天上去，好像扔掉的不是帽子，是五年來的晦氣。電臺里那個播音員的聲音都喊啞了，一遍遍地喊著“德國投降了”。
我站在唐寧街十號的窗戶后面，窗玻璃上都是外面人的哈氣。
我看著那些扭在一起跳舞的人，看著一個水兵抱著一個姑娘啃她的嘴唇。他們是勝利者，他們有資格快活。
可我快活不起來。我的喉嚨里像塞了一塊冰。
阿特里坐在我對面，他那天難得沒跟我抬杠，只是慢吞吞地攪著他那杯冷掉的茶。他說，溫斯頓，該歇歇了。
我沒理他。
我的眼睛盯著墻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圖，目光越過慶祝的歐洲，越過中東的油田，越過印度，最后釘在了太平洋上那幾片不起眼的島嶼上。
日本。
像幾條趴在藍色綢緞上的瘦蠶。
我的辦公桌上，一份文件散發著油墨和死亡混合的氣味。
是從華盛頓用最快的速度送來的。
關于沖繩。那上面的數字是紅色的，像用血寫上去的。美利堅海軍陸戰隊的士兵，一個營一個營地消失在那些山洞和甘蔗地里。
照片上，是一個美國兵，臉被熏得漆黑，正用火焰噴射器往一個地洞里噴火。
洞里有什么？是日本兵，也許還有抱著孩子的日本女人。他們被告知，美國人是長著犄角的惡魔，被抓到會受到比死更可怕的折磨。
所以他們選擇死。
每天晚上，我的秘書會把最新的情報摘要放在我的床頭。那些電報紙薄得像蟬翼，上面的字卻重得能把人的骨頭壓斷。
“一億玉碎”。
“本土決戰”。
我仿佛能聽見一億張嘴在異口同聲地吶喊，那聲音隔著半個地球，鉆進我的耳朵里，嗡嗡作響。
情報部門的頭子，那個瘦得像根竹竿的孟席斯，用一種不帶任何感情的調子告訴我，日本正在進行全國總動員。
他們管那叫“國民義勇戰斗隊”。
聽聽這名字。他們把十六歲到六十歲的男人，十七歲到四十歲的女人，全都編進了這支隊伍。
他們的武器是什么？是磨尖了的竹子，是老掉牙的火槍，是綁在身上的炸藥包。
孟席斯說，他們正在訓練女學生怎么用錐子去刺穿坦克駕駛員的眼睛。
我閉上眼睛，就能看到那幅景象。幾十萬盟軍士兵，踏上九州或者本州的海岸。迎接他們的不是軍隊，是整個民族的瘋狂。
每一棟房子都是一個堡壘，每一個窗口都會伸出一支槍，每一個轉角都可能沖出一個抱著炸藥的孩子。
那不是戰爭，那是獻祭。一場用整個日本民族給自己陪葬的盛大獻祭。
馬歇爾將軍從華盛頓發來電報，語氣沉重。他說，總統先生和他徹夜研究，認為登陸日本，將使盟軍付出一百萬人的傷亡。
一百萬。
這個數字像一顆釘子，釘進了我的腦子里。諾曼底的傷亡已經讓我心力交瘁，而現在，他們告訴我，太平洋上需要準備一個十倍于諾曼底的屠宰場。
我讓人把那份被命名為“沒落行動”的計劃書拿了過來。
那計劃書很厚，牛皮紙的封面上印著“絕密”的字樣。我翻開它，那不是文字，那是一張通往地獄的地圖。
第一階段，“奧林匹克行動”。
動用美國第三、第五、第七艦隊的全部力量，超過四十艘航空母艦，上千艘戰艦，掩護十四個師的兵力，在九州島南部登陸。時間，定在十一月一日。
我看著地圖上九州島的輪廓，仿佛看到那片土地已經變成了暗紅色。
第二階段，“冠冕行動”。如果“奧林匹克”沒能讓日本屈服，那么，一九四六年春天，將有二十五個師的兵力，在東京附近的關東平原登陸。那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搶灘登陸。
計劃書的附錄里，有一份冷靜到冷酷的物資清單。我記得其中一項：五十萬枚紫心勛章。
勛章已經生產出來了，正靜靜地躺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某個倉庫里，等待著去裝飾那些回不來的士兵的棺木。直到我寫回憶錄的今天，那批勛章還沒用完。
他們為一場百萬人的傷亡，提前準備好了榮譽。
我把計劃書合上，手指冰涼。
美國人甚至推演了日本方面的死亡數字。一個叫威廉·肖克利的物理學家，用一種復雜的數學模型計算，結論是，徹底征服日本，將導致五百萬到一千萬日本平民的死亡。
“焦土之上，無一人生還。”這是肖克利報告里的一句話。
那幾個星期，我睡得很少。雪茄一根接一根地抽，書房里的煙霧濃得像倫敦的霧。我知道杜魯門總統也在經受著同樣的煎熬。
這個密蘇里來的男人，戴著一副瓶底厚的眼鏡，看上去像個老實的鐘表匠。羅斯福的突然離世，把一副全世界最沉重的擔子，扔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必須做出選擇。是用一百萬美國年輕人的性命，去撲滅那場瘋狂的大火？還是有別的辦法？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像一群在漆黑的隧道里摸索的人，不知道前面是出口，還是塌方。
直到七月的波茨坦。
波茨坦的夏天熱得像個蒸籠。我們開會的地方，是塞西林霍夫宮，德國末代皇儲的舊宮殿。墻皮剝落，花園里雜草叢生，空氣里有股陳腐的味道。
斯大林總是遲到。他穿著一身潔白的元帥服，叼著煙斗，狐貍似的眼睛在我們身上掃來掃去。
他已經占領了半個歐洲，現在，他的胃口顯然更大了。他拐彎抹角地提出，蘇聯紅軍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遠東的問題，條件是，戰后要在日本分一杯羹。
我看著他那張布滿格魯吉亞式麻點的臉，心里一陣惡心。一頭北極熊，聞到了血腥味，正流著口水想撲上來分食尸體。
杜魯門顯得有些局促。在斯大林這樣的老牌流氓面前，他像個剛進城的小伙子。他不停地擦著眼鏡，說話也有些結巴。
會議的氣氛沉悶而緊張，就像暴風雨來臨前的天空。
七月十六日，一切都變了。
那天下午，我們正在為德國的賠款問題吵得不可開交。一個秘書悄悄走到杜魯門身后，遞給他一張紙條。
我離得不遠，看見杜魯門的眼睛在那張紙上掃過，然后他抬起頭，摘下眼鏡，又仔仔細細地擦了一遍。等他再戴上眼鏡時，我發現，他整個人的氣場都變了。
他不再是那個密蘇里來的鐘表匠了。他的腰板挺得筆直，眼神變得銳利起來。
那天晚些時候，會議間歇，他把我拉到花園的一個角落。四周沒有旁人，只有一些被炮彈炸斷了半截的雕像。
他壓低了聲音，但語氣里有一種壓抑不住的興奮。他說：“溫斯頓，那個‘嬰兒’，順利誕生了。”
我立刻就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
“曼哈頓計劃”。那個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進行的，耗資二十億美元，集結了全世界最聰明頭腦的秘密項目。
“威力怎么樣？”我問。
他看著我，沒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說：“我們現在有了一種能終結戰爭的武器。任何戰爭。”
第二天開會，杜魯門就像換了個人。當斯大林再次暗示要出兵日本時，杜魯門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對方，說：“關于如何結束對日作戰，我們已經有了新的方案。謝謝你的好意，約瑟夫。”
斯大林的笑容僵在了臉上。他那雙狐貍一樣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了困惑和警惕。他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但他能感覺到，牌桌上的力量平衡，在一夜之間被徹底打破了。
我坐在旁邊，點燃一支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煙霧繚繞中，我仿佛看到了新墨西哥州沙漠上升起的那道人造的太陽。
那道光，也許能照亮我們眼前的黑暗隧道。
我們給了日本最后一次機會。《波茨坦公告》。敦促其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予以“迅速而徹底之毀滅”。
我們沒有提原子彈。那是我們藏在袖子里的王牌。我們希望日本的那些當權者，能讀懂字里行間的最后通牒。
但是，我們再一次低估了那種深入骨髓的瘋狂。
東京的回復，通過廣播傳來，充滿了輕蔑和傲慢。首相鈴木貫太郎，公開宣稱對《波茨坦公告》予以“默殺”。
“默殺”。一個模棱兩可的詞。在日語里，它可以是“不予理會”，也可以是“蔑視”。
但我們知道，在那種情境下，它只有一個意思：拒絕。
杜魯門不再猶豫。他簽署了命令。
八月六日。
我那天已經不是首相了。大選我輸了，工黨的艾德禮取代了我。但我仍然能通過各種渠道，第一時間獲取戰況。
消息傳來的時候，我正在我的莊園里畫畫。一架B-29轟炸機，名叫“伊諾拉·蓋伊”，在日本廣島投下了一顆炸彈。
那顆炸彈有個名字，叫“小男孩”。
隨后傳來的報告，超出了我們所有人的想象。
一座城市，在幾秒鐘內，從地圖上消失了。
照片通過電傳發了過來。那朵巨大的、翻滾的蘑菇云，像一個猙獰的鬼臉，懸浮在天空。地面上，一切都化為了灰燼。人的影子，被瞬間的高溫，刻在了石階上。
指揮部里，所有人都認為，這下該結束了。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經受了如此神罰之后，還能繼續抵抗。我們等待著東京的白色降旗。
一天過去了。東京，死一般的寂靜。
兩天過去了。東京，依然是死一般的寂靜。
我們截獲了日本內閣會議的密電。里面的內容，讓每一個讀到它的人，都感到一股寒氣從腳底升起。
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那個留著仁丹胡的男人，在會議上慷慨陳詞。他說，敵人只不過是擁有了一顆威力比較大的新式炸彈而已。
如果他們有很多這種炸彈，為什么不在東京投一顆？他們只在廣島投，說明他們手里也就那么一兩顆。
他說，我們大日本皇軍的斗志，不能被這種東西嚇倒。我們還有六千萬皇國之民，可以在本土上與敵人決一死戰。
他的話，得到了軍方高層的一致附和。他們甚至下令，對國內嚴密封鎖廣島的真實情況，只輕描淡寫地說是遭到了新型炸彈的空襲。
他們還在準備“本土決戰”。他們還在訓練平民用竹槍。
那一刻，我坐在書房里，手里的畫筆掉在了地上。
我意識到，我們所有人都錯了。我們以為扔下去的是一顆炸彈，它會炸醒一個瘋子。但我們沒想到，這個瘋子已經瘋到了連疼痛都感覺不到的地步。
原子彈的威力，沒能撼動那個已經徹底非理性的戰爭機器。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同一個問題上：第二顆原子彈，會投在哪里？會什么時候投？如果第二顆投下去，日本還不投降，那么，“沒落行動”那一百萬人的傷亡，是不是就注定要發生了？
人們以為選擇題只有這兩個選項。用原子彈，或者用人命。
他們都不知道，在華盛頓，在馬歇爾將軍辦公室最底下的那個保險柜里，還鎖著一份更薄、也更干凈的計劃書。那份計劃書沒有代號，只有幾個簡單的詞。
上面沒有傷亡數字推演，沒有戰術地圖，只有一些關于港口、鐵路、水稻和風向的描述。那個計劃一旦啟動，日本將要面對的，就不是戰敗，而是從這個星球上被抹掉民族的根。
廣島之后日本軍部那些人的頑抗，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正把那個鎖著真正末日的保險柜，一寸一寸地推開。
那個連斯大林都不知道的計劃，到底是什么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