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惡上朝的萬歷

公元1587年，也就是萬歷十五年陽歷三月二日這天早上，京城里突然流傳出一則消息，說皇帝今日要舉行午朝大典，什么叫朝呢？依照明代典制，朝會乃是君臣當面奏對、處理政務的重要場合。按規定，有185項政務必須面呈皇帝裁決，因此除了每日的早朝，尚有午朝與晚朝之設。無論風雨，文武百官皆須出席。然而由于朝會過于頻繁，且流于形式，后來僅保留早朝，午朝、晚朝則鮮少舉行。因此聽說舉行午朝大典，官員無不驚詫：何以突然有此一舉？

事發突然，數以千計的官員只好匆匆穿上官服涌向皇宮。然而，當這幾千號人烏泱泱的聚集在皇宮的午門前，主角萬歷遲遲沒出現，而且非但皇帝沒來，武朝大典應有的侍衛，儀仗統統沒來。大臣們面面相覷，十分困惑，難道舉行午朝大典的消息是假的？等了半天，終于看到一個皇帝身邊的宦官。這位太監傳來萬歷口諭說，皇帝今天并沒有召集大家來開會，各位是該回單位的回單位，該回家的回家吧。

聽了這番話，忙活了半天，又緊張了半天兒，穿戴整齊等了半天的文武百官大松一口氣。卻也不免滿腹疑云：此等謠言究竟從何而起，竟能令成百上千官員一齊受騙？

客觀而言，萬歷十五年這場朝會烏龍，雖波及甚廣，說到底不過是一樁以訛傳訛的鬧劇。除了讓百官白跑一趟，權作假日徒步入宮，倒也未有更多實際損失。多數人一笑了之，并未深究。

可是這事兒讓萬歷怒了。官員們剛散場，萬歷發布圣旨，下令懲處禮部和鴻臚寺。

禮部掌典禮儀制，朝會事務則屬鴻臚寺職掌。萬歷認為，午朝大典多年未舉，絕無可能毫無預兆突然舉行。此二衙門不僅未加澄清，反隨之附和，殊失職守。故罰兩衙官員，上自堂官、下至吏員，悉數罰俸兩月。

光罰款還不夠，萬歷余怒未消，他要求鴻臚寺徹查此事。但是鴻臚寺他不是公安部，又不是調查案子的，所以只能回復說，這個假新聞眾口相傳，已經無法查明始作俑者。

萬歷得知之后，龍顏大怒。除了禮部和鴻臚寺，所有在京任職的官員，每個人也都給扣了倆月工資。這么一來，事兒可就大了。罰幾個官，甚至幾個部門的官都屬正常。但是集體扣款性質可就不一樣了，這一場鬧劇而已，這為什么萬歷反應這么大，要懲罰京師所有官員？

黃仁宇認為，萬歷之所以龍顏大怒，一方面覺得這官員們是以訛傳訛，不僅丟了他們的臉，也丟了皇帝的臉，更是丟了大明王朝的臉。偌大的北京城，成百上千的官員，居然就這么稀里糊涂聽信傳言，齊齊整整慌慌張張上演這么一出鬧劇。一則假消息，就把全體京師官員耍得團團轉，我大明王朝體統何在，顏面何在，太丟人了。

另一方面，這則假消息的內容也讓萬歷很不爽，因為萬歷皇帝有一奇葩之處，他對任何時間的上朝，不管是早朝，還是午朝，都充滿了極端的厭惡。在明朝皇帝上早朝可以說是一件雷打不動的制度，特別是明初，君臣每天都得參加，這后來雖然改成幾天一次，但不管幾天，朝會還是一定要開的，因為這是一項需要遵守的政治制度，更是一種政治正常的標志。

但是自從明武宗正德皇帝開始，他就表現出對上朝的厭惡，接下來，嘉靖、隆慶也就是萬歷的爺爺和萬歷的爸爸都不喜歡上朝。自正德到萬歷，連續四代的明朝皇帝都不喜歡上朝，出勤率也都不高。實事求是的講皇帝不喜歡上朝，這是一個合乎實情的普遍性結論。

先說這個不上朝的始作俑者，明武宗，為人任性，喜好玩樂，愛好旅游，那是個著名的游戲天子。他平時不住紫禁城，而是在一個叫豹房的地方。但要是去豹房，也不一定能遇到他，因為他在不在北京很難說。至于上朝，你連人都找不著他怎么上朝？明武宗之后繼位的是萬歷的爺爺明世宗嘉靖。剛繼位的時候，嘉靖年紀輕輕，經常參加各種朝會，但是人到中年，嘉靖一是對繁雜的政務感到疲倦，二是開始熱衷于修仙。為了能清靜的煉丹悟道，嘉靖不再上朝，并且搬出紫禁城，能見到他的只有少數內閣大臣。不過嘉靖畢竟是天資聰穎，擅長玩弄權術，即便不上朝，也能牢牢的把持朝政。嘉靖之后繼位的就是萬歷的父親明穆宗隆慶皇帝。比起前兩位，隆慶倒是不貪玩不修仙，甚至連皇宮都不怎么出，但他是個庸才。根據記載，隆慶在朝會上幾乎不說話，因為他聽不懂大臣們在朝會上說什么，也不打算去打聽。他也是個怕麻煩的人，當起了甩手掌柜，這個隆慶唯一會積極主動的就是魚水之歡。所以隆慶平日就泡在后宮溫柔鄉里，盡量的也不跟大臣們見面，而他最后就死于縱欲過度。以上這些原因，都是皇帝自己的品性問題，因此黃仁宇認為這幾位皇帝都不稱職。

但問題只出在皇帝身上嗎？假如換上一個好皇帝，他就規規矩矩上朝嗎？黃仁宇并沒有更深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但是他給咱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那就是在萬歷還很勤政的時候，他還也是沒有按時上朝。就比如一開始說的那場鬧劇，官員們之所以會上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午朝大典很久都沒舉行了，早就應該補上了。

此時的萬歷還是很勤政的，但不愿意舉行午朝大典。其實這個問題并不神秘，如果把“皇帝上朝”這四個字拆開，那么要么是皇帝有情況，要么是上朝這件事情本身它不合理。皇帝的問題，剛才咱說了，現在再來看看上朝這件事兒，他真就合理嗎？明朝的朝會制度創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之后逐漸完善，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是大朝，參與人數眾多，主要體現儀式感。比如過大節。另一種是常朝，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有大型朝會，每天還有日常朝會，除了極為特殊的情況，朝會終年無休，刮風下雨都要照常舉行的。

每天的朝會，有上午開始的早朝，還有下午繼續討論的午朝。早朝那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大臣們通常是凌晨3點集合，5點鐘入宮上奏，一般是八九點鐘散會。這聽起來確實很辛苦，別的不說，大半夜起床，年輕小伙子可能還能熬得住，到三四十歲，四五十歲，那真是沒幾個能熬得了的。那如果只是勞累也就算了，可是搞這么累，工作效率還很低下。一般流程是官員們先把這事兒說一遍，然后皇帝說兩句，大家跟著去討論，最后定奪解決方案。但凡遇上點兒有爭議的事情，一天的時間未必能處理幾件。其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正是因為如此，非但皇帝不喜歡上朝，真正想做事兒的人也都覺得這朝會沒什么意義。

在萬歷即位之初，主持朝政的權臣張居正就以皇帝年幼為由，大幅度簡化朝會流程，等萬歷親政之后，也并沒有重啟朝會，所以才會出現很久沒有召開武朝大典的情況。那么問題來了，不上朝，皇上又怎么治理國家呢？

這就是傳統的慣性和道德的力量。所謂傳統的慣性，就是自明朝成立以來延續已久的政治運行模式。各類政務如何處理，即便未經朝會議決，官員心中大致有例可循。即便遭遇新題，亦可稽考舊案，依例施行。和其他王朝相比，明代此種慣性尤為強大，因為明太祖朱元璋堪稱“制度狂熱者”，為后世子孫制定一系列“祖制”。朱元璋深信，只需制度詳備，后人嚴守，便可保江山永固、萬世太平。其所定制度極為細密，縱使皇帝不朝不理，也有章可依。當然了，好不好用那就另一回事兒，最起碼呢啊，有東西可以參考。

黃仁宇的另一個解釋，就是道德的力量，主要指的是明朝士大夫的自我追求。嚴格意義上說，這種自我追求并不屬于或者說不獨屬于明朝士大夫，而是儒家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明朝始終有一批渴望居其位、謀其政、安定天下、造福社稷的士大夫。當皇帝懶惰的時候，他們中有人會據理力爭，冒死覲諫，也有人會扛起責任，承擔起治理國家的任務。

這兩方面的解釋都很有道理，但如果從明朝政治制度的運行過程來看，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皇帝治理國家其實本來就不需要上朝。很多人之所以對上朝這事兒看得這么重，相當程度上是受各種小說、電影、電視劇的影響，似乎國家大事都是在朝堂之上解決的，確實有些重要的事兒，比如說是戰是和，的確會在朝堂之上討論，并且形成最終的決議。但是，朝會上能夠討論的事情太過有限，而且國家機密也不能拿出來討論呢。因此，皇帝治國理政的最重要途徑，從一開始就不是開朝會，而是批閱奏疏。

明朝大臣們有什么事情需要請示皇帝，基本上都寫成奏疏，也就是奏折，交到通政司，它會把各種奏折被分門別類。理論上當天就會被送到皇帝的御案上，大明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每天上報給皇帝的事兒也非常多。明太祖朱元璋曾經在8天的時間里審批了1660件奏疏，總共涉及3291件事兒。即使不吃不睡，24小時連軸轉。平均每小時也得批閱將近9份奏疏，處理17件事。由于工作強度實在太大，即便是朱元璋也受不了。因此明朝又出現了一批幫助皇帝批閱奏折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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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大臣先審閱奏疏，附上參考意見，這就減輕了皇帝的工作量，相當于皇上處理政務和文書的秘書。這個部門在后來就叫做內閣，而這些幫皇帝批閱奏疏的人，就是明朝中后期權勢最為顯赫的內閣大臣。因此，即便皇帝不上朝，只要他在后臺把奏疏處理好，就可以正常履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職責。

到這里，咱們再回到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一場烏龍，萬利為什么如此暴怒？現在咱們就可以得出結論。萬歷對武朝大典不感興趣，以及對所有的朝會都有厭惡之感，既是因為這種活動又累又沒有實際意義，還因為他本來就不需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治國理政。所以，當萬歷得知京城官員被假新聞騙的團團轉，集體跑來參加那個子虛烏有的午朝大典，他是既生氣這些官員的愚蠢，又覺得這幫人不識時務。而且他還隱約認為這些官員就是想故意折騰的，于是龍顏大怒，處罰了所有的京官。

所以對于上朝這個費神又費力的煩心事兒，皇帝們只要不是特別勤快的工作狂。更愿意用其他途徑治理國家，也就是在這種所謂的其他途徑上，萬歷相較于幾位前任，那簡直是玩兒出了花樣，玩兒出了特點，讓看似平淡無奇的萬歷十五年成為了歷史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