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把時間撥回到1863年的那個歲末，一位名叫麥塔孚的英國記者站在蘇州的街頭，眼前的一幕讓他做了一輩子的噩夢。
在那篇后來登上《泰晤士報》、讓整個西方世界讀得頭皮發麻的通訊稿里，他是這么寫的：平江河里流淌的不再是水，而是死人。
河面被染成了觸目驚心的暗紅色，幾十個日夜過去了，也沒人敢去收尸。
這成千上萬的亡魂，并不是倒在兩軍對壘的陣地上，而是被綁著送上了刑場。
那個簽發死亡判決書的人，正是晚清權臣李鴻章。
而那個把槍膛壓滿子彈、硬塞進李鴻章手里的人，則是他的頭號戰將程學啟。
現在的人翻看這段歷史，總覺得這是“殺降不祥”的道德虧空，或者是那個洋人戈登跟李鴻章鬧翻的外交段子。
可要是你能穿越回那個硝煙嗆人的冬天，你會明白，這不僅僅是殘忍，而是一道為了活命必須算清楚的“數學題”。
當時李鴻章的處境，其實是懸在懸崖邊上。
淮軍雖然把蘇州圍了個鐵桶一般，先鋒程學啟帶著兩萬五千號人和戈登的“常勝軍”在婁門外狂轟濫炸，把天都燒紅了。
城墻里面的太平軍其實早就散了架。
忠王李秀成是個明白人，從天京火急火燎趕回來救場，進城一瞧那個氛圍，就知道這盤棋沒法下了。
守城的郜永寬、汪安鈞這八個人，早就跟對面眉來眼去。
這時候，李秀成做了一個既讓人心酸又不得不做的決定：既然攔不住手下人賣主求榮，那就不跟著陪葬了。
他跟唯一一個死心眼的慕王譚紹光哭著道別，自己領著一萬多親兵，趁著黑夜突圍跑去了無錫。
李秀成前腳剛溜，城里的大戲立馬開場。
程學啟也沒閑著。
他手底下有個副將叫鄭國魁，以前是巢湖販私鹽的，后來投了誠，這人跟城里的納王郜永寬正好是拜把子兄弟。
順著這根藤，程學啟拉著戈登，劃著一艘小船在陽澄湖上，跟偷偷溜出城的郜永寬見了一面。
買賣談得特別順溜：你們把主帥譚紹光宰了，把蘇州城交出來；李鴻章保你們做二品大員，要官給官，要錢給錢。
兩邊甚至還折斷了箭頭發誓，洋人戈登拍著胸脯做了擔保人。
沒過幾天，譚紹光正召集大家開會，汪安鈞突然翻臉，從袖子里掏出匕首，當場就把這位對天國死心塌地的名將給捅了。
大門敞開，淮軍大搖大擺進了城。
按說仗打到這份兒上，該是開香檳慶祝的時候。
可偏偏就在這節骨眼上，李鴻章覺出味兒不對了。
麻煩出在“交接”這兩個字上。
郜永寬這“八大王”雖然跪了，但腦子沒壞。
他們曉得清軍有殺俘虜的老毛病，所以給自己留了個后手。
但這后手，直接把李鴻章逼到了墻角。
那時候城里太平軍還剩十多萬。
就算殺了譚紹光的兩萬鐵桿，剩下幾萬個精壯漢子，郜永寬死活不肯散伙。
他把三個條件拍在桌面上：
頭一條，槍桿子不交；
第二條，隊伍不散，得成建制地改編；
第三條，蘇州城得劃出一半給他們駐軍，淮軍住另外一半。
最讓人頭疼的是，他們獅子大開口，非要保留二十個營的兵力。
這哪是投降？
這分明是請了個活祖宗進門。
程學啟第一個就炸了毛。
看著這幫降兵手里端著槍、扎著營寨那副不可一世的德行，他后脊梁骨直冒涼氣。
大半夜的他闖進李鴻章的大帳，把這筆賬掰開了揉碎了算：
這八個降將，手里的兵比咱們多好幾倍。
現在占著半個蘇州城，手里有家伙，心里還不服氣。
萬一哪天翻了臉，這就是埋在咱們枕頭底下的一顆雷。
程學啟撂下的狠話特別瘆人：“到時候，咱們腦袋搬家了都不知道是誰砍的！”
李鴻章猶豫了。
他倒不是手軟，是怕麻煩。
“殺降不仁義、不吉利?！?/strong>
李鴻章心里的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真要把這幫人宰了，以后常州、嘉興那邊的太平軍一看沒了活路，肯定得玩命死磕，那后面的仗就成了硬骨頭。
這簡直就是個兩難的死局：
選A（守約）：在這個隨時會炸的火藥桶上睡覺，賭命。
選B（開殺）：背上背信棄義的黑鍋，讓后面的攻城戰變難，但能把眼前的隱患斬草除根。
程學啟是個狠角色，他自個兒以前也是太平軍過來的，太懂這幫“兄弟”的套路了。
雖說為了嚇唬李鴻章，他把這八個人硬說成是兇狠的廣西老兵（其實大部分是兩湖和江浙人），但道理是通的：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眼瞅著李鴻章還在那兒磨嘰，程學啟連上下級的規矩都不顧了，氣哼哼地甩袖子就要走。
這一激，倒是把李鴻章給激醒了。
他一把拽住程學啟：“方忠老弟，別上火，我想明白了。”
既然鐵了心要黑吃黑，那活兒就得做得漂亮，不能漏半點風聲。
第二天一早，李鴻章擺下了一場鴻門宴。
借口找得很好聽：給八位將軍授官銜、發獎金。
郜永寬那幫人以為這回真是富貴險中求，一個個興高采烈地跑去程學啟的軍營。
酒過三巡，李鴻章找個理由溜了。
緊接著，八個捧著清軍官服的士兵走了進來，跪在地上喊：“請大人們換上頂戴花翎。”
這八個王爺喝得暈乎乎的，解下頭上的黃頭巾，脫了太平軍的戰袍。
就在他們一點防備都沒有的那一剎那，早就埋伏好的刀斧手沖了進來。
刀光一閃，八顆腦袋滾落一地。
但這事兒沒完。
程學啟深知“野火燒不盡”的道理。
光殺了頭頭沒用，底下的兵要是不收拾，立馬就得炸營。
于是，人間煉獄般的一幕上演了。
程學啟領著兵沖進了太平軍占的那半個蘇州城，“見門就踹，見地兒就搜”。
那些已經交了槍的三萬多太平軍降兵，被一波波趕到了雙塔寺的院子里。
整整半天功夫，三萬個手無寸鐵的大活人，被殺得干干凈凈。
代價大嗎？
大得嚇人。
戈登氣得掏出槍要找李鴻章決斗，西方報紙罵聲一片。
而且李鴻章當初擔心的事也靈驗了——因為蘇州這事傳得太快，后來淮軍打常州、丹陽、句容的時候，太平軍守軍知道投降也是個死，一個個跟瘋了似的抵抗，淮軍死傷慘重。
但要是站在李鴻章的角度看，這筆買賣還是“賺”了。
他在給恩師曾國藩的信里這樣寫：“蘇州雖然拿回來了，但滿大街都是難民，遍地是死人骨頭，起碼得緩一年才能有人氣。”
字里行間透著一股子陰森森的寒氣。
為了搞定比自己多好幾倍的潛在威脅，他選擇了先斬后奏，快刀斬亂麻。
這種手段狠到什么地步？
連那個外號“曾剃頭”、殺人如麻的曾國藩看了，都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如徒弟心狠手辣。
在戰爭的邏輯里，哪有什么對錯，只有誰死誰活。
李鴻章用三萬人的血，染紅了程學啟和他自己的官帽子，也徹底斷了蘇州城再反叛的念想。
至于那條變成了紅色的平江河，不過是這本血淋淋的賬本上，一行不起眼的紅色備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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