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去世后，許世友大怒：是誰殺了我的陶勇，我非槍崩了他不可

1967年1月21日清晨，黃浦江上一片霧氣，江邊執勤的海軍戰士正交接班，沒人料到當天會成為東海艦隊歷史上最沉重的日子。就在這股寒風里，海軍副司令員陶勇結束了最后一次辦公室巡查，隨手合上那本密密麻麻記著艦艇調度的筆記本，轉身走向招待所。所有人都覺得他只是去小憩，誰也沒想到那竟是訣別。

陶勇出生于1912年，江西興國人。打小脾氣倔強，家里長輩說他寧折不彎。當年在中央蘇區，他只有十八九歲，卻敢領著一個班堵日軍據點；長征途中，腳上裹滿血泡也沒掉隊。抗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他在炮火里一路升到軍級干部，靠的不是運氣，而是一招不肯低頭的狠勁。

新中國成立后，陶勇轉入海軍。1956年，海軍主力由岸上炮兵、潛艇大隊升級為比較完整的艦隊編制，年輕軍種亟需“懂陸戰、熟海情、敢亮劍”的指揮員。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點名要陶勇：“把他調來，東海需要這樣的性子。”就這樣，陸上猛將換裝水兵，他自學海圖、潛心琢磨航行規則，半年能隨手在海圖上畫出最短航線。參謀們暗地里服氣，笑他是“硬闖里西湖的旱鴨子”。

轉折出現在1966年5月下旬。海軍黨委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前意見分歧劇烈。陶勇對某些人“暗地結幫”極為反感，原本不愿出席。葉劍英一句電話“有話會上講”，他才拎包進京。會議室里氣氛凝重，他卻開場便拿出紙條，直指軍內個人搞派性：“這樣下去，黨紀何在？”話音剛落，全場死寂，空氣像被拉緊的鋼絲。

不久，李作鵬把這番“刺耳之言”迅速遞到林辦。風向自此轉涼。葉帥在中南海小聲提醒他“海上風緊”，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更是扯著嗓子勸：“老陶，到我這兒躲躲，別惹那幫人。”陶勇只是搖頭。他懂得風險，卻從未想過后退。“我不走。艇在海上，該誰接舵？我不收手，他們就不敢亂來。”這句倔強的話后來被許世友一次次提起。

秋風乍起，陶勇專程去上海看望被審查的老戰友彭德清。門一推開，昏暗房間里，彭德清抬頭，眼圈立刻紅了。“怕牽連你。”他低聲道。陶勇握拳捶了捶桌角：“咱們一起摸爬滾打十多年，我會怕？”隨后把彭德清、陳丕顯等老同志接進艦隊療養，親自批條子：食宿醫藥全包，任何人不得騷擾。此舉在當時等同“頂風作案”，卻贏得了軍中上下的敬佩。

政治空氣日益渾濁。有人勸他多寫“檢查”、少提意見，他只淡淡一句：“身正不怕影斜。”有意思的是，對于外界不斷傳來的各種“批斗風聲”，他在日記里只寫了八個字——“海浪再高，船要穩。”

1月21日午后，陶勇處理完一摞電報，頭微微作脹。他吩咐秘書把下午碰頭會推遲，隨后步行到招待所。花匠正在修枝，他蹲下來看新栽的山茶，隨口問：“這棵活不活？”花匠回答：“陶司令放心，春天能開紅花。”兩人短短幾句，竟成絕唱。

約十五點，招待所長找來理發員，沒有在人影稀疏的后院見到陶勇。幾分鐘后，門口傳來一聲慘叫：“陶司令跳井了——”眾人奔至井旁，抬出的卻是一具失溫的軀體。醫生急救半小時無效，陶勇，五十四歲，定格。

噩耗電報先送到南京。許世友正在軍區作訓處，聽完匯報，把茶杯摔得粉碎，茶水四濺，滿屋寂靜。沉默十幾秒，他猛地起身：“是誰殺了我的陶勇，我非槍崩了他不可！”此話傳遍營區，官兵人人揪心。

同夜，葉劍英趕回辦公室，給無錫艦隊政治委員饒守坤撥去加急電話：“情況要摸清，但先穩住部隊。陶勇不是畏罪之人，任何‘自殺’說法必須核實。”電話另一端，饒守坤只說了一句：“請首長放心。”

海軍內部立即成立調查小組，調看現場、詢問值勤、核對時間軸。可惜的是，當時各類派別激烈對立，證據在混亂中散佚，現場也被過早破壞。幾份筆錄相互矛盾，連陶勇最后的動向都難以還原。六天后，調查被悄然叫停，結論是“個人思想負擔過重，畏罪自盡”。文件只有寥寥數百字，卻無法說服熟悉陶勇的人。

軍中老戰友私下回憶，陶勇脾性固執卻熱愛生活。每到周末，他必帶警衛員下廚，做一手家鄉米粉；艇上演講完，還會給年輕水兵講湘贛游擊的故事。這樣的人，會輕易絕望？眾說紛紜。

外界傳出若干推測：有人提到海軍高層權力斗爭，有人懷疑是“造反派”激進行為，甚至傳出“密謀行刺”的說法。可惜真相像夜霧，被歷史淹沒。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中央重新審視這段往事，最終為陶勇平反，恢復名譽、追認功績。然而，那口深井里的秘密，再無人能給出鐵證。

值得一提的是，許世友此后每逢聚會談及老友，常常沉默不語。一次晚飯，他端起酒杯，對身邊警衛輕聲說道：“那個井口，我一輩子忘不了。”僅此一句，再無后話。外人從他不斷緊握的指節里，看到了未泯的悲憤。

走筆至此，不得不說，陶勇留下的不只是謎團，更是那個年代里軍人敢言、敢擔當的背影。歷史終會記錄戰功，也應記錄風骨。若干年后，當東海艦隊的年輕軍官在桅桿下讀到“陶勇號”訓練艇的銘牌，他們或許并不熟悉那些曲折的往事，卻能感受到一種沉甸甸的力量——那是先輩用生命刻下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