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宋遼夏金時期列朝列國志】南宋（四）：歷史沿革4

南宋（四）：歷史沿革4
9.端平更化

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理宗始得親政，他從小生活在民間，想有所作為。同時，由于史彌遠擅權時期排斥異已，造成統治集團內部的激烈紛爭，也不利于統治。為此，他開始采取一些有別于史彌遠時代的政治措施，以使各股政治勢力趨向平衡，遂詔改元端平，史稱”端平更化”。在除史彌遠為左丞相的同時，理宗以參知政事鄭清之為右相，又以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和陳貴誼并為參知政事，組成了以史彌遠親信為主的中樞集團。

“端平更化”的核心，是在依靠以鄭清之為首的擁戴派的同時，斥逐史彌遠的某些劣跡累累的親信，起用曾遭史彌遠排斥的一些有聲望的官員和理學名臣，并不追究他們對濟王事件的態度。于是，理宗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李韶等一些有聲望的官員，時人號為“小元祐”。在被召的一些官員中，惟有崔與之以老病辭。但他根據史彌遠擅權的弊政，提出理宗要任用德才兼備的官員和不可偏聽權臣一人的意見，對理宗前期的施政具有一定影響。

同時由于金朝已經大勢已去，宋理宗也抱有收復三京（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的希望。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朝滅亡后，趙范、趙葵、全子才等建策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地，以扼制蒙古軍長驅南下，理宗采納其建議。六月，命趙范移司黃州（今湖北黃岡南），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京（今河南開封），趙葵率淮西兵五萬經泗州（今江蘇盱眙）赴汴，繼又進據洛陽。但因經多年戰亂破壞，州縣多為空城，糧餉不濟。蒙古軍乘機來攻，又決黃河寸金淀（今河南開封北）灌宋軍，宋軍多溺死，余部大敗而回。

對外作戰失敗后，宋理宗便專心進行內政改革，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驅逐史黨。他雖對史彌遠曲加維護，但對其黨羽則決不寬貸。在史彌遠病危期間，理宗夜降詔旨，罷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流放“三兇”：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澤南康軍居住。袁韶因趨附史彌遠而位居執政，趙善湘以史彌遠親家而擢任制帥，也都遭論劾而罷任。其他被罷黜的史黨不勝枚舉。

二、審慎用相。在聽從崔與之的建議后，理宗決定慎擇宰相，糾正了嘉定以來權臣獨相的局面，使這一時期的政治相對穩定。鄭清之任相雖出于史彌遠的安排，但不像史彌遠那樣專斷，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十分投契。端平三年（1234年），鄭清之罷相。史稱鄭清之“聲譽翕然”，對當時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端平二年（1233年），喬行簡開始與鄭清之并相，鄭清之去位以后獨相三年，參與更化決策時間最長，對加強邊防、整頓財政、薦引賢能貢獻頗多。李宗勉與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年）并任左右相。史稱李宗勉“守法度，抑僥幸，不私親黨，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譽。史嵩之經理京湖防務時，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后來都稱賢相。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珍，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績卓著，可謂識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彌遠之侄，時人對他沒有好感。時論評曰：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他為相六年，略有史彌遠專斷的余風。淳祐四年（1243年）丁父憂，理宗命他起復，輿論大嘩。人們想到史彌遠舊事，不斷上書抨擊他。理宗唯恐他成為史彌遠第二，便再未起用。

其后，范鐘與杜范并相。史稱范鐘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杜范任相，都民“歡呼載道”。淳祐五年（1245年），杜范死在任上，游似與范鐘并相，兩人雖政見不合，但都能克制。淳祐七年（1247年），邊事轉急，理宗再相鄭清之。但鄭清之對御蒙并無貢獻，而且“政歸妻子”，其子賣官鬻爵，令其政聲大壞。淳祐十一年（1251年），鄭清之去世，由謝方叔與吳潛并相，吳潛也稱賢相；謝方叔直到寶祐三年（1255年）才罷相，這時，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圖治的前期轉入嗜欲怠政的后期。綜觀理宗前期的宰執，除鄭清之與史嵩之的評價，尚有爭議。其他宰相與執政，大都很孚人望。

其三，親擢臺諫。史彌遠一死，理宗就把擢任臺諫權攥在手中。這一時期，他任命臺諫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謝方叔、江萬里、程元鳳、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議論愷切，使端平更化中的臺諫風采成為南宋晚期一抹余暉。

其四，澄清吏治。光、寧以后，吏治大壞。理宗親自撰制《審刑銘》《訓廉銘》等，把道德宣傳與法律約束結合起來，規定官員犯贓與謀殺、故殺、放火列為同罪，貪贓移作他用者籍沒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條法，懲辦了一批贓吏。官吏冗濫是吏治腐敗的又一現象，理宗對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堂除陋規；減少官吏權攝（不夠任職資格者代理為官）；控制取士人數；嚴格升遷。

其五，整頓財政。理宗親政，財政上面臨物價飛漲、國庫空虛兩大問題。回應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發行新幣，適當回收舊幣，嚴禁偽造楮幣。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決會子危機。應對后者的主要措施是嚴格會計制度，實行節用方針。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命尚書省設局審計戶部財賦收支，下令編制《端平會計錄》。嘉熙二年（1238年），命各州府仿照戶部會計式樣，立簿記錄出納，每季送呈尚書省計簿房，作為考核官員的標準之一。端平二年，宰執自愿減半俸，以為表率。九月，理宗命大臣審定節用項目，范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

其六，尊崇理學。理宗即位后便進封朱熹為信國公。作為理學官學化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一位君主，理宗于端平元年（1233年）下令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入祀孔廟。次年，理宗采納李埴建議，享受祀孔廟待遇的改為胡璦、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與程頤。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別追封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為伯，與信國公朱熹同為儒學嫡傳正宗，列入孔廟從祀。與此同時，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學“萬世罪人”，黜出孔廟；胡、孫、蘇、歐也被遷出。景定二年（1261年），司馬光又與邵雍、張試、呂祖謙補祀孔廟，程朱理學的官學正統地位宣告確立。擢用理學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學的重要表現。真德秀、魏了翁被史彌遠排斥出朝后，在理學成為儒學正統過程中最有貢獻，并稱二賢。端平元年（1233年），理宗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當時，物價騰貴，人民對他們回朝寄予厚望。但他們入朝后大談“正心誠意”，對物價雖采取過措施卻收效不大。次年，真德秀升任參知政事，僅兩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僅六個月。理宗召用二人，主要是借此起推崇理學、任用賢能的象征性作用。

端平更化是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的短暫亮色，對革除史彌遠專政時的弊政，對穩定理宗親政后的政局與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但南宋王朝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等治標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倉皇北顧。清除史彌遠余黨也畏首畏尾。成功的大概要數尊崇理學，理宗的廟號也因而名至實歸。

10.民族關系

南宋推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南宋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宋王朝雖然先后被同時代的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所征服，但無論是前金還是后蒙，在其思想文化上，都被南宋所代表的先進文化所征服，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10—13世紀，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時戰時和、時分時合，使以農耕文化為載體的兩宋文化迅速向北擴散播遷，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深受南宋所代表的先進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影響，表現出對南宋文化的認同、追隨仿效與移植，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先進的南宋文化，使其從文字到思想、從典章制度到風俗習慣均呈現出漢化趨勢。南宋文化改變了這些民族的文化構成，提高了文化層位，加速了這些民族由落后走向文明走向進步的進程，從而在整體上提高了中國北部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

南宋的政治制度、禮儀文化、藝術等方面對北方也會有一定的輻射作用。南宋與金國長期對立，南北隔絕，南北文化僅僅通過雙方邊界民間的榷場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等狹窄的途徑進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體水平高于北方，故這種交流主要表現為南宋文化對北方文化的輻射，北方的理學、文學和史學等領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響。

（1）北方地區

南宋初期的民族關系表現出重北輕南的特點，即與北方西夏政權以及金政權的關系是這一時期民族關系的重點，與西南諸邊疆民族政權的民族關系則以政治上的相互提防與經濟上的互市貿易為主要表現形式。

①女真族

金政權是由女真人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完顏阿骨打在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建都立國，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分別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宣和九年（1127年）滅遼、北宋，由此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化進程不斷加快。

在政治上，戰和關系是南宋建立以來貫穿宋金關系的主要線索。這種或戰或和關系是基于雙方的實力對比的變化。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間，宋金大小戰爭無數，但無論雙方力量對比如何，貫穿始終的是雙方統治者對和議的倡導。因而和好時間占據大部分。其中，宋高宗時期的宋金民族關系以《天眷和議》、《紹興和議》的簽訂為分期，以雙方綜合實力的對比為依據，表現為從宋弱金強向雙方勢均力敵的轉化。

南宋初年，民族矛盾異常尖銳，針對如何處理與金的關系，南宋朝堂上下還展開了激烈論辯，此次論辯分為戰、和兩大陣營，朝臣各抒己見，力求為南宋與金的民族關系走向提供建議。其中，李綱作為開國宰相，是堅定的主戰派代表，強化夷夏之辨，主張“仇讎之邦，勿復遣使”，反對議和，但因“外國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是宋高宗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李綱不久被罷相。

南宋初年金軍的大肆進攻使宋高宗及一些大臣患上了“恐金病”。他們以茍安為幸，以和議為恃，耽于享樂。這種屈辱求存、偏安一隅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有識之士強國抗金、自立自強的愿望。孝宗繼位后，圖恢復，勵武備，符離之敗讓南宋君臣又一次陷入絕望之中。韓侂胄為轉移“慶元黨禁”的矛盾焦點，妄開邊釁，誤國害己。孝宗、光宗、寧宗三朝中，漢族和女真族民族關系政治上的特點是屈辱“和議”下的相對穩定。由于南宋軍民的抗金斗爭，宋金之間戰亂局面基本結束，南北對峙局面初步形成。由于南宋統治者奉行對金妥協的政策，這種相對穩定的局面始終在屈辱“和議”的陰影下，民族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對金的戰、和、守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問題。

在經濟上，宋金民族關系的變化從設置在邊境的榷場廢立為標志。從時間上來看，宋金榷場的設置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時間段：紹興和議之后的紹興十二年（1142年）到海陵王準備南侵的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隆興和議訂立之后的隆興二年（1164年）到宋朝開禧北伐的開禧二年（1206年）；從嘉定元年（1208年）嘉定和議訂立到端平元年（1234年）金朝滅亡，這三個時期是兩國榷場貿易發展迅速的時期，而這三個時間段之間的歷史時期則是因為戰爭而造成的貿易中斷。

隨后南宋政權于南方興起，其經濟政治中心受戰爭影響而逐漸南移，金與南宋的戰爭持續到紹興十一年（1141年）。在此階段，雙方的榷場貿易受戰爭及外交關系影響一直處于“擱置”狀態。皇統二年（1142年，紹興十二年），金朝方在邊境處建立榷場開始進行廣泛的榷場貿易。金方面設置的榷場有泅州場、壽州場、穎州場、蔡州場、唐州場、鄧州場、息州場、風翔府場、秦州西子城場、鞏州場、洮州場以及密州膠西場，至此金與南宋榷場貿易正式進人發展階段。從第二時期而看，雙方長期處于相對和平狀態，榷場貿易發展較為穩定。《隆興和議》簽訂后，南宋與金雙方進入和平發展階段，雙方經濟貿易恢復，各地榷場重新啟用。[737-738]故這一階段雙方榷場貿易總體呈上升發展趨勢。在此階段，金宋雙方不僅開設榷場數目較多，并且榷場貿易額以倍數擴大。

南宋于開禧二年（1206年）發動“開禧北伐”致使金宋又陷入戰爭狀態，雙方榷場亦受戰爭影響而暫時關閉。隨著南宋北伐失敗，金宋議和雙方達成“嘉定和議”，作為雙方和好重要標志的榷場貿易又恢復了。嘉定元年（1208年）八月，南宋方面請求按往常設置榷場請如舊置之，金朝于是在唐州、鄧州、壽州、泗州、息州及秦州、鳳州等地開放榷場。秦州榷場于嘉定六年（1213年）為宋兵焚毀，嘉定七年（1214年）因宋人所請，又重新恢復，進行正常貿易往來。金國方面在此次和議后所恢復的榷場數遠不及之前兩次戰爭后恢復數目，由原來的“倍于宋”減少到僅余八處，蔡州場、密州膠西場、鞏州場、洮州場沒有被金國恢復，其中鞏州場與洮州場早在大定十一年（1177年）被金國關閉，陜西沿邊榷場只留一處。由于鞏州、洮州地理位置特殊，北鄰西夏南鄰南宋，金軍因恐西遼與南宋勾結而關閉榷場。密州膠西場位于山東境內，在金末深處紅襖軍活動范圍內，此地榷場貿易亦無從恢復，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雙方榷場貿易已經走向衰落。哀宗為了扭轉四面受敵的處境積極與南宋議和，無奈宋人拒絕議和并聯蒙滅金，金國最終無法避免被滅國的命運。金宋榷場貿易也就隨著金的滅亡而徹底宣告結束。

②黨項族

西夏是由黨項人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宋夏戰爭、遼夏戰爭中西夏的勝利使西夏政權實力不斷發展壯大。金起而滅遼、北宋后，西夏逐漸臣服于金。正因如此，宋高宗時期的宋夏民族關系受南宋與金關系的影響，呈現出因時而變的波動性特征。宋高宗時期，宋夏臣屬關系解除后，北宋時期占據主導地位的宋夏關系被金夏關系所取代，受金大國威勢影響，西夏采取“依金擴張”的政策，宋夏雙方雖未出現正面沖突，但宋高宗聯夏抗金目標從未演變成現實，一直到西夏滅亡這種戰略都未實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