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體系“認知重啟”的大爭之世，我們要做“出題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新舊兩年更替之時，我們看到海外市場又泛起若干雜音：

荷蘭挑起的“安世之亂”至今仍在繼續；巴拿馬最高法院帶頭“棄約”；澳大利亞謀奪達爾文港運營權；日本“向右轉”加劇，嚴重危害我國國家安全；部分國家還在修改國內投資法規，可能導致侵奪中企在內的外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則在慕安會笑里藏刀，再次重申與中國是“根本性的挑戰”，明確“不抱幻想”，呼吁美西方協同應對。

可以說，2026年非但不會風平浪靜，反而會有更大的風浪等著我們。一方面，我們要端正心態，就像伽利略當年畫圓展示的那樣，越是發展、越是強大，觸及的問題必然越多，不要對問題有畏難心理。

另一方面，則不應只是被動應對，要勇于跳出自證循環，牽引議題設置，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全球體系“認知重啟”的大爭之世，我們要做“出題人”。

“出題”，首先是時代的需要

我們都知道，當前全球新動能依然不足，進入到了“存量時代”。老牌強國們甚至帶頭陷入到增長失速的狀態，202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估G7國家GDP平均增速僅為1.2%，且2026年還將進一步下調至1.0%，德國、法國、日本增速不到1%甚至0.5%。英國剛剛慶祝了自己增長預期是歐洲主要國家中最高的，2025年四季度增速就破預期回落至0.1%。而就這點可憐的增速，還有大量來自非生產性行業的從業者抬高服務價格，擠出“泡沫”后將更低。

G7國家2024年以來每季度的GDP增速，多在1%以內徘徊。圖表來源：ONS, Various

發達國家如此，新興市場同樣動能不足，IMF預測的金磚國家經濟平均增幅也不過在3.7%-3.8%之間徘徊。世界銀行統計發現，由高增長潛力的發展中國家所組成的“前沿市場”，自2000年以來的違約率已經達到40%，尤其是自2020年以來，違約數量已經超過其他所有經濟體的總和。

由此，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掌握著關鍵礦產或關鍵水道的中小國家，近年來侵吞海外投資的現象陡增。這絕不是中國一家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評估客觀形勢時需要掌握的背景知識。

世界銀行預估，未來十年內，超過三分之一的低收入經濟體還將比五年前更貧窮。而在這個所謂的新能源、6G、人工智能等各類新技術花團錦簇的時代，全世界的平均增長率將降至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大量技術是拿著概念、畫出預期、然后不斷在場景中試錯，無法產生規模效應。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大本營，對這些技術的轉化效率，顯然是沒有信心的。

將會導致全球進一步蕭條的原因還在于，經歷過漫長的全球金融危機與多年疫情沖擊之后，各國的財政刺激能力被大幅度削弱，債務率普遍攀升，應對危機的工具箱也變小了。

再切換到基層視角，當此之時的另一大問題就是就業，尤其是青年人的就業。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顯示，全球青年的失業率已經到了年長者的兩倍以上。未就業、未受教育、未受培訓的青年被稱為“尼特族”（NEET），2025年全球“尼特族”的比例已經高達四分之一，而且在人工智能大潮面前仍有加劇之勢。《衛報》近期對七國850名企業高管的調查發現，41%認為AI正助其縮減人力，25%表示初級崗位任務可能很快主要由AI承擔。

經合組織國家青年、成人及總失業率對比，部分發達國家的青年與年長者的失業比，甚至都超過了2倍乃至3倍。圖表來源：OECD

從全球視野來看，人工智能這波預期，一方面“只聽樓梯響，沒見人下來”，對生產力增量的實際帶動有限。但另一方面卻已經能夠勝任一些基礎工作，進而進一步侵吞就業崗位。它的影響還不止于此，預期大餅帶動的股票估值過高，將會進一步推高股市泡沫，在資本市場積聚更大的隱患。

我們已經看到了各種AI暢想中，美股市值前十位的股票，占全美股市總市值的比重，在十年內翻了一番都不止，連JP摩根都在預警集中度的加劇可能成為市場的關鍵風險。而此時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已經超過了國防開支，全球金融市場的龍頭，正在醞釀著下一輪金融危機……

通過對上文的簡短復盤，我們可以做出如下幾條推論：

一是本輪全球經濟遭遇的“動能瓶頸”，短期內看不到反彈回升的可能，這也將會是二戰以來最長的衰退周期。全球化1.0曾帶動相當一批國家取得過相當長時間的中高速增長，如今“由奢入儉難”，反差效應帶來的沖擊，會從基本面蔓延到大眾心理。當前民粹主義的抬頭，也正是這種現象傳導后產生的行為經濟學，再延伸到政治學、社會學的波濤滾滾。

二是本輪經濟瓶頸，對于青年沖擊很大，并且還將進一步加劇。大批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與培訓的人，在自己最具有活力的歲數，偏偏少了穩定的工作，看不到未來的方向，這將極大推高民粹主義的蔓延，并將被所謂的“深層政府”利用，與西方搞出來的選票政治產生奇妙化學反應，造成相關國家的政策更加喪失嚴肅性和持續性，喧囂的危險才剛剛開始。

三是本輪經濟瓶頸將會導致現行國際秩序遭遇“上下夾逼”。以往的危機大多可以通過大國協商、國際和區域組織協調來克服。但這樣的模式在如今已被大為削弱。最為強大的國家在資產泡沫、財政壓力、霸權衰減中已經帶頭搞民粹，圖謀顛覆國際秩序。中小國家的違約行為，如上文所述，正在以較快的速度上升。當“說謊者悖論”蔓延到契約精神，形成普遍棄約，其對于國際秩序的顛覆性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

“禮崩樂壞”的十字路口，敢于“出題”，才能命題

面對這樣的秩序震蕩，夾在中間的國家感知格外深刻，“舊秩序已死”成為了各國吐槽的高頻詞匯。

比如不久前的達沃斯論壇就變成了“訴苦大會”，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就說，二戰以來國際體系中的制衡機制“已經蕩然無存。”新加坡總統尚達曼表示：“過去80多年來建立起來的規范、慣例和信任正遭到蠶食”，世界正在陷入“滑向無序深淵的衰退”。德國總理默茨也在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宣稱，“基于權利與規則的國際世界秩序”已經終結。

單看口頭表述上，反思最為深刻的當數加拿大總理卡尼，他直言不諱以往“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本就帶有虛假色彩，“大國強權可以在需要時選擇無視規則，貿易準則的推行也并非公平一致。”“國際法的適用力度，也往往取決于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但是依托于規則的相對穩定性，以及從中獲得的安全保障，裱糊起了多數國家在過往秩序的“參與感”。可是如今，“當規則不再保護你時，你必須學會自保。”

上述人士的表態，只是近階段各國政要密集發聲中的幾條，秩序崩壞已經成為了國際社會的共識。并且舊秩序本身就已積弊叢生，如今的種種亂象在動蕩中徹底撕開了遮羞布，信任一旦摧毀，就不可能再重回過去。

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布的《2026年全球風險報告》在采訪了全球1500位相關領域專家后認為，多邊主義正在坍縮。信任衰退、透明度下降、對法制的尊重消退，以及保護主義的加劇，同時沖擊著國際關系、貿易和投資，并加劇沖突傾向。受訪專家普遍認為，地緣經濟對抗和國家間的武裝沖突，已經成為2026年最有可能引發重大全球危機的首要風險，遙遙領先于其他風險因素。

當前全球風險形勢。圖表來源：WEF

從近代到當代的國際關系理論，經歷了一個從強調軍力、資源、經濟實力等“結構性權力”，向塑造國際規則、議程和制度安排的“制度性權力”演進的過程。事實上，正如卡尼所指出的那樣，過往的國際秩序是張“二皮臉”，霸權主義國家依然依托自己的“結構性權力”，謀求凌駕于國際秩序之上，但也要形式上尊重自己參與締造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法安排，表現出行使“制度性權力”的形式。并且平心而論，在過往幾十年，這些國家也確實提供了一定的公共產品，夯實了相關制度性安排的基礎。

也正因此，當美國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漸成趨勢之后，不僅是敘事和權力應用的返祖，顛覆各國對現有秩序的信任，而且在實操中，由于美國正試圖把“美國優先”、唯我獨尊闡釋為“規則”，由此也打開了裱糊在原有秩序內的潘多拉魔盒，將會刺激各國利用自己手上的資源，也紛紛返歸“結構性權力”的應用。

其實對中國來說，這本不該是新鮮事，春秋“禮崩樂壞”就是這么來的。

去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里，中國國家領導人已經明確指出“今天，人類又面臨和平還是戰爭、對話還是對抗、共贏還是零和的抉擇。”

人類又一次來到了十字路口。

世界經濟論壇《2026年全球風險報告》的封面，峭壁之上，血色殘陽。

十字路口，從來是敢于出題者的機會。美國的“燈塔金身”也正是在什么“民有民治民享”“十四點倡議”“四大自由”中一次次被貼上泥胎的。

而中國的底色，遠比泥胎更為高級。

為什么我們必須去“出題”？

面對回不去的過往秩序，與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暫時還不會改變的可預見未來，當下的國際形勢倒頗有點魯肅所講的“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

魯肅當時給孫權開出的對策是“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后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要整合好自己的周邊地緣，進而打出自己的旗幟。

中國外交一貫主張“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我們不當超級大國，和當年羅斯福掌舵的美國一樣，我們愿意接受頭上戴個“禮帽”，讓國際秩序有個“上位”，從價值的角度說是促進公理正義，從實用的角度說是減少不必要的國際義務，這和封建割據時代的“建號帝王”是不一樣的。

但是有一點是相通的，面對“禮崩樂壞”，有作為的大國必須要打出旗號，不僅接受時代的課題，還敢于給全天下“出題”，劃出正邪黑白的，從來都是問題的性質，而非出題的行為。

不敢出題，那就打不出自己的旗幟，維權將大打折扣，整合更無從談起。

中國之所以能作為“出題人”，首先當然是實力已經具備。不久前翟東升老師在提到“新價格革命”時，提出了生產力、電力、運力、火力和算力五大決定性力量。中國已經在生產力和電力上實現了碾壓，運力和算力也已經“看到了天大亮，前景可期”。至于火力，筆者早在前年對于美國軍費的構成，以及去年初對我國“趕超到引領”的分析中，論證了軍事霸權已經成為美國霸權中最薄弱的一根，此消彼長也就在此十年之間。

前文已經反復分析過，我們的對手正在逐步喪失建設性，而我們則是全球最有建設能力的國家，這是我們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障。

IMF預估的2026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分布，美歐已是“偏安一隅”。

當此之時，我國的軟實力也在此消彼長，雖然在一些領域還存在眾所周知的問題，但是我們的基本盤已經得到了鞏固。2025年年初一場小紅書“大對賬”、年底一場“斬殺線”大討論，已經證明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無論在學識、風度、素養以及道路自信上，都無愧于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接班人，這將是我們未來塑造與擴展自己軟實力的真正源泉。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化，我國企業和個人的維權技能也在提升。僅以涉外訴訟為例，境內受理涉外民商事一審案件，由2013年的1.48萬件，增長到2021年的2.73萬件，2025年，更是達到約4萬件，同比大幅上升近五成。境外應對糾紛的能力也達到大幅提升，2024年以來，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知識產權訴訟勝訴率已經突破70%。

這充分說明，雖然時不時曝出對我國企業和公民的侵權案例，但是中國人正在逐步掌握規則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具備了“滿師畢業”、從答題到出題的轉變。

談完了可行性，就要說說“出題”的必要性了。

首先，當前國際秩序中，要么出現了不少新問題，要么一些約定俗成的安排又在棄約中泛起了老問題，大量問題要么是制度性缺失，要么是體系化病變，即使答題，也解決不了問題。

其次，就和科學領域提出問題者是在廓清研究方向一樣，針對國際秩序存在的真空地帶，能夠提出問題，就是在設置地緣政治博弈的戰場，誰能夠最先到達戰場、了解戰場、理出戰場的框架，進而引導他人聚焦和到達戰場，誰就在下一輪博弈中占據主動。

第三，出題與答題并不是完全割裂，站在出題者心態提出問題，何嘗不是在反問自己，這種“出題-答題（包括等他人答題和默默反問自己）”的循環，反而能夠更好地在他我、內外之間權衡比較，提出和完善更為切實的解決方案。

過去十年，我們先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并在去年9月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其穹頂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打破國強必霸的老路，走出大國崛起的新路，是我國對全世界的莊嚴承諾。如此大開大合的格局，也必然需要一個出題人的氣宇和能力，才能真正具備公信力，并在實踐中提升公信力。

以上三點只是理論上的推演，而在實踐層面，有更多的場景能夠看到作為“出題人”的必要性，可以劃分為內外兩個層面。

從外部形勢上，正如第一章所分析的，當前全世界正在普遍遭遇經濟增長乏力所刺激的資源型國家“棄約”，與相關國家民粹抬頭的傾向，帶有很強的投機心理，看碟下菜。這正是筆者基于投資行為學，在前文所分析過的“預期-杠桿-估值”投機決策路徑。如果咱們只回答對方的出題，收獲的只會是無窮無盡的答題卡。敢于出題的人才有籌碼，能夠用出題圈住對方老實回答，這才是“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真諦。

從內部發展需要來看，我們的現實發展也要求國家更進一步去出題。當前我們的產能需要穩定的雙循環去消化，而穩定的外循環首先要基于經貿關系的穩定和海外資產的安全，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該等著人家出題才去回答。

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盤活區域合作體系，構建穩定的地緣格局，光是做題不出題，旗幟不張、立場不明，應付不了層出不窮的新老問題，也贏得不了他國的信任。而正如前篇所說，有能力出題，并勒令包括超級大國在內的肇事方答題，這是充注我國“有為估值”的最為直觀的方式。

相當一批人還帶著過往的思想鋼印，機械理解“不干預他國內政”，忘記了“韜光養晦”后半句就是“有所作為”。筆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他們，咱做出題人，不是盲目出風頭，而正是基于當前形勢，要維護國家利益的必然要求，已經關系到對外開放的質量，關系到改革開放的成敗，關系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何去何從。

當此之時，舍我其誰？

我們又該怎樣去出題？

出題的本質，是中國針對現行國際秩序的機制性病變，和有關國家惡化病變的搗蛋，勇于提出議題，開展斗爭，以“出題”廓出場景，進而團結進步力量，去推動國際組織結合問題發起改革，去帶動相關各方結合問題創設多邊合作機制，去基于問題主導標準與規則的制定，形成我們的制度性權力，為國際社會充注確定性，穩定發展格局。

這個本質，劃出了中國式“出題”與如今美式“出題”的分野，我們出題的出發點是維護自身利益，但落腳點還在美美與共的建設性，我們基于現行秩序的漏洞與病變提出問題，最終不是一人吃飽，而是要亡羊補牢；我們針對包括美國在內的部分國家劫奪霸凌發起斗爭，不僅是兩方私斗，而是喚起各國齊聲干；我們完善現有國際組織、推動多邊合作，不是要謀取美國那樣的超國家地位，而是要實現“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也正因此，我們的“出題”也將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首先就是其突出的正外部性，維護的是發展格局的確定性。其次是致力于團結大多數，但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第三是既要發展強力兜底，卻又不迷信武力。第四則是遠交近攻，基于當前遠程戰略投送能力的缺失，優先整合內圈，逐步推廣到外圈。

去年貿易戰，我們搞過十幾箭齊發，從對等的關稅反制、到關鍵礦產“卡脖子”、再到航運博弈，捍衛了我們的利益，也由此形成了一個優勢戰場。基于上述四點，今年恰恰可以在其上繼續出題。

如今美國正在試探壓制我國轉口貿易的新方法，比如去年10月末，在與馬來西亞和柬埔寨簽訂的所謂“互惠貿易協定”中加入“毒丸條款”，宣稱美國有權判定馬柬是否“危及美國重要利益”，或“破壞本協議或以其他方式對經濟或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威脅”，進而終止協議。耐人尋味的是，美國之前與包括印尼在內的國家締約時，都沒有提出過類似條款，試探意味相當明顯。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6日，馬來西亞吉隆坡，泰國總理阿努廷與柬埔寨首相洪瑪奈共同簽署聲明。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出席簽署儀式。 IC Photo

這也是筆者多次提到不點名中國但又劍指中國的新圍堵。對此，釜底抽薪之法就是反向出題，先立下規矩：美國如果以此為由，對相關國家采取加征關稅或其他霸凌措施，也將視同霸凌中國，招致中國的對等反制。

須知同樣是在去年10月末，中國與東盟剛簽署了自貿區3.0版升級議定書，當時的新聞稿評價議定書是“充分體現了雙方共同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莊嚴承諾”。如今中國能否出題，首先就將關系到這份議定書、關系到中國與東盟貿易關系的穩定、關系到中國整合內圈的成敗。

這件事情還在提示我們，去年貿易戰的反制依然存在未盡之處，在后續的斗爭中要不斷開發2.0、3.0升級款。我們不僅要維護自己國土以內的權益，也要將合法合規的轉口/加工貿易、海外投資同步納入保護范圍，這樣必然會導致我們在這些領域的“出題”產生正外部性，惠及相關國家。而維權“出海”，正可以從馬來西亞或柬埔寨這樣的周邊國家開始做起。

圍繞整合內圈的“出題”還不止于此，譬如對于美國對臺軍售、美國議員策動對我國邊疆的干涉、日本在歷史問題與臺灣問題上的犯渾、日本對于北海道和琉球原住民的種族主義與文化滅絕……如何形成一套穩定的制度，在事件觸發后就啟動對始作俑者的制裁，并由此豐富我們《反外國制裁法》的內容，打通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關系，賦予行政干預以更為廣闊的司法執法場景。

這些在內圈的實踐，也正是對未來我國維權斗爭跑通場景，形成操作標準，進而跟隨軍事投送能力，逐步推廣到外圈，最終在“出題”中打造我國的全球維權體系。而隨著這套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我國的維權反制也將更加具有力度，維權體系與設置議題形成左腳右腳、相輔相成，最終走出一條中國出海的康莊大道。

而這套體系的構建，不只是國家的事情，一樣也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企業在海外的貿易與投資，為“出題”提供著最直觀的場景；運營、物流、投行、律所、審計、信用評級、行業協會同步深入其中，制定和推廣相關模式與標準，也同步發展我國的服務行業；學界需要從宏大命題中深入各個國家，從經濟發展、政治結構、利益格局到風土人情、思維模式，去開展更為深入的國別研究；媒體與自媒體能夠利用自己相對靈活的特點，緊抓“言論自由”敘事，跳入對方內部挖掘問題形成議題；教育系統與人才選拔機制能夠結合斗爭形勢，打造相關人才的培養機制；政府相關部門能夠在針對維權設立統一跨部門協調機制的基礎上，持續完善對廟堂以外的信息采集與經驗提煉，豐富決策與后續斗爭……

總之，我們需要為“出題”制造一種全民體制，發動一場特殊歷史時期不見硝煙的“全民抗戰”，并由此做大反制裁、反霸凌、反長臂管轄的統一戰線。我相信，這將是“投資于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個國家的戰略意圖，終究要受到其物質能力的約束，但適當的策略能夠間歇性打破約束，去局部重塑自己的預期和布局。中國已經保有了全球最厚實的實體經濟基礎，但在上層建筑上依然存在明顯的欠缺，圍繞規則和信息的議題設置與控場能力明顯不足。

不足所在，恰恰是潛力所在。“出題”，正是帶動我們以自己的優勢，去突破瓶頸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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