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天中午，我端著餐盤排隊打飯，打菜師傅舀了一勺紅燒肉遞給我時，我的心臟突然漏跳了一拍。
不是因為紅燒肉太香，而是因為他遞勺子的動作——手腕內翻，小指微翹起，像是在彈奏一個無聲的音符。
這個動作我見過。
三年前，在莫斯科的一家咖啡館里，一個男人用同樣的姿勢端起咖啡杯。那時候我還是個剛入職的菜鳥分析員，負責整理監控錄像。那段畫面我反復看了不下兩百遍，因為那個男人在喝完咖啡后的四十分鐘內，我方三名潛伏特工全部暴露。
我們內部給他起的代號是：千面。
"同志，后面還有人排隊呢。"打菜師傅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
我抬頭看他。五十歲上下，國字臉，眉毛濃密，嘴角有一道淺淺的疤痕。這張臉我從未在任何檔案里見過。但那個動作，那個該死的動作，像一根刺扎進我的腦子里，怎么也拔不出來。
"謝謝。"我接過餐盤，故作鎮定地走向角落的座位。
坐下后，我沒有動筷子，而是用余光觀察著打菜窗口。師傅繼續給后面的同事打飯，動作麻利，笑容和藹，偶爾還跟熟悉的人開兩句玩笑。看起來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食堂大叔，在這里工作了很多年的那種。
但我知道，千面之所以叫千面，就是因為他可以是任何人。
我叫陳默，今年三十二歲，在國安局情報分析處工作了八年。追蹤千面，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漫長的一場馬拉松。三年來，我們只知道他存在，卻從未真正接近過他。他像一條泥鰍，每次我們以為抓住了他的尾巴，他就從指縫間滑走，只留下一串嘲諷般的氣泡。
這幾年，我推掉了所有聚餐，錯過了妹妹的婚禮，連母親生病住院都沒能好好陪護，支撐我的，就是抓住這個藏在暗處、不斷竊取國家機密的幽靈。
而現在，他可能就在我們的食堂里，每天給我們打飯。
這個念頭讓我后背發涼。
我強迫自己吃完那頓飯，每一口都味同嚼蠟。離開食堂前，我特意繞到窗口，假裝去拿紙巾，近距離看了師傅一眼。他正在擦灶臺，察覺到我的目光，抬頭沖我笑了笑："小伙子，飯菜還合口味吧？"
"挺好的，謝謝師傅。"
他點頭，繼續干活。那一瞬間，我幾乎要懷疑自己是不是神經過敏了。一個打菜的動作而已，能說明什么？全世界可能有幾百萬人端東西的時候小指翹起來。
但我沒辦法說服自己。
回到辦公室，我沒有聲張，而是悄悄調出了食堂工作人員的檔案。那個師傅叫王建國，五十三歲，本地人，二十年前從部隊退伍后就在機關食堂工作，一直干到現在。檔案里有他的照片、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社會關系，一切都清清楚楚，干干凈凈。
太干凈了。
干凈得像是被人精心打掃過一樣，簡直找不到一點點的破綻。
我開始了秘密調查。每天中午和晚上，我都去食堂吃飯，每次都排在王建國的窗口。我觀察他的一舉一動，記錄他跟不同人說話的方式，甚至偷拍下了他的照片，用最新的面部識別系統進行比對。
結果什么都沒查出來。
王建國就是王建國，一個在食堂干了二十年的老師傅，老婆是附近醫院的護士，兒子在外地上大學，每個月按時給家里打錢。他的生活軌跡簡單得像一條直線，從家到單位，從單位到家，偶爾去菜市場買菜，周末跟老戰友喝兩杯。
我開始動搖了。
也許真的是我想多了。這些年追蹤千面，我已經變得疑神疑鬼，看誰都像間諜。處長不止一次提醒我，別把自己逼得太緊，該休息就休息。
就在我準備放棄的時候，意外發生了。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去食堂吃夜宵。食堂里幾乎沒人，只有幾盞燈亮著。我正準備泡一碗方便面，突然聽到儲藏室里傳來輕微的響動。
我屏住呼吸，悄悄靠近。
門縫里透出一絲微光。我貼著墻壁，慢慢探頭往里看。
王建國背對著我，蹲在地上，手里拿著一個巴掌大的黑色設備。那設備我認識，是一種高頻信號發射器，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傳輸大量加密數據。
我的心跳幾乎停止了。
就在這時，王建國突然開口了："陳分析員，進來吧，門口風大。"
他甚至沒有回頭。
我僵在原地，大腦飛速運轉。他既然知道我在這里，就一定有后手。叫人？手機在辦公室，這里沒有信號。
"別緊張，"王建國站起身，轉過來面對我，臉上的表情很平靜，"我等你很久了。"
我深吸一口氣，推門走了進去。
儲藏室里堆滿了米面油鹽，空氣里彌漫著一股陳舊的味道。王建國把那個設備收進口袋，靠在貨架上，像是在等我開口。
"你就是千面。"我說。
他笑了笑："這個代號，我已經很多年沒聽人叫過了。"
"你在這里潛伏了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