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嘉靖三十八年的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杭州城的官巷口外設了法場，奇怪的是法場卻沒有圍觀的看客。就連死囚也是特別的奇怪，居然是被一個八人的小轎抬上刑場。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凈海王”，史書記載是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中國新生的民間海洋資本力量在這片刀光下沉寂了。
很難想象到很多年后再翻開正史中，文字里只有一個橫行中國沿海，燒殺搶掠的“倭寇首領”，而令后人唏噓的是他始終不承認任何的罪名，即便是被囚禁的日子，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
他在獄中還寫了一份《自明疏》，委婉地將自己表達為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的百姓，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兇”。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跡之外，還向朝廷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這份“辯詞”被明朝的文臣們認為巧言令色的開脫之辭，所以死亡對他來說是必然的結局。縱觀王直一生的行為和胸襟，他沒有必要在這份上疏中委曲求全地美化和包裝自己。
王直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到底是“海神”還是“倭寇”？在大明中興的年代里，中國的新型海洋貿易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究竟是怎么枯萎的？
沒有明確的官方或者民間的任何資料記載王直的出身，僅僅知道他是徽州府歙縣人。誘捕他的大明官員胡宗憲的幕僚謝顧，在后來的回憶錄里記錄著王直的生平。
“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在禁錮人口流動的大明朝來說，很難相信王直能安安心心地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做個順民，或者是做個能左右逢源、上下打點的生意人。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所以出兩種人，要么做了狀元，平步青云；要么做了商人，金銀滿缽。所以徽州向來是徽商的大本營。
謝顧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之所以如此問，是因為王直做的生意是下海經商，干的就是九死一生的買賣。命里注定是天星下凡，要干的本就不是小事，那一年是嘉靖十九年。
自此他開始走向大海，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一位海洋商人。
而倭寇肆虐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間已經有了，而嘉靖時代的倭患開始則是來源于嘉慶二年所發生的日本朝貢船“勘合符”事件，嘉靖二十年的禁海派撤銷市舶司，中日貿易徹底結束。對于貧瘠的日本來說，失去正常貿易途徑，唯一能使用的方式就是走私。而陷入“戰國時代”的日本流民四散，民不聊生，搶劫似乎成了最好的生存之路。
而此時的王直還只是個小商販，選擇南下廣東出海到東南洋和日本，剛剛賺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催生了無數以獲利為目的的走私商人，這些人是中國第一批新興的海洋貿易型資本主義。究其來源，不過是嚴厲的戶籍制度下需要果腹生存的農民轉化，王直就是其中一位。
提到海洋走私貿易和倭寇之患則不能不提起一個重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