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起的阿斗：蘇聯養15年，中國養20多年，為何至今仍窮困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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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置身于首都地拉那的街巷，抑或深入南部吉諾卡斯特的丘陵村落，目光所及之處，皆是密布如麻的灰白混凝土碉堡。它們并非靜默的歷史殘片，倒更像大地表皮上突兀隆起的硬結，如今功能令人唏噓：有的成了無家可歸者的臨時棲身之所，有的被牧人鑿開缺口，權作羊群躲避風雪的簡易圍欄。

然而回溯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每一座直徑僅數米的鋼筋混凝土工事，建造成本高達250美元。彼時這筆款項足以在阿爾巴尼亞購置一套兩居室住宅；若折算為今日歐洲物價，則勉強夠三五人于中檔餐廳享用一餐精致晚餐。

正是在這片總面積不足2.8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國土上，時任領導人恩維爾·霍查主導掀起了一場空前絕后的防御工程狂潮——累計建成碉堡數量介于17萬至70萬座之間，相當于每三至四名國民就“分配”一座，整體投入逾1.75億美元。

倘若這些資金被用于興辦學校、鋪設道路或擴建電廠，今日的地拉那或許早已擺脫城鄉接合部式的雜亂面貌。真正刺目的并非單純的資金錯配，而是這筆巨款的真實出處——當時阿爾巴尼亞人均口糧尚難保障，財政幾近枯竭，根本無力支撐如此浩大工程。全部經費實則源自中國與蘇聯提供的無償援助。

1961年，是中國遭遇極端困難的一年：天災頻仍疊加政策偏差，全國多地出現嚴重饑荒，民眾被迫采食樹皮、吞咽觀音土充饑，浮腫病在農村大面積蔓延。

就在這樣的危急關頭，中國政府動用極其稀缺的外匯儲備，遠赴加拿大緊急采購數十萬噸優質小麥。

這批本可挽救中原腹地千萬饑民性命的救命糧，卻未運抵河南、安徽等重災區，而是經遠洋航行，最終卸載于阿爾巴尼亞都拉斯港的碼頭之上。

按常理推斷，如此雪中送炭之舉理應贏得真誠感激。現實卻截然相反。因運輸節奏過快、到貨過于集中，阿方倉儲設施嚴重超負荷，竟將整袋整袋的小麥露天堆放在港口空地任其日曬雨淋。

部分糧食被直接投喂生豬，部分散落田間引鳥啄食，余下大量小麥在連綿陰雨中霉變腐爛。這并非技術短板所致，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輕慢心態——既非自產，便無需珍視；既屬無償，便可肆意揮霍。

此類援外物資遭濫用的現象，在此后二十年間反復上演。1969年，中國駐阿大使耿飚實地調研時目睹一幕令其震怒的場景：路邊照明所用燈桿，竟是中方專供的高標號合金鋼管。

這類鋼材系中國國防工業壓縮日常開支、從戰略儲備中艱難擠出的稀缺資源，原定用于阿方石油勘探與輸油管線建設，卻被隨意截斷、粗暴插入泥土充當普通電桿。同樣令人痛心的是，中方援助的高效氮肥，亦被敞口堆放于曠野田埂，經風雨侵蝕后養分盡失，化為烏有。

更有甚者，是精心設計的“棉花—成衣”循環套利模式：中方出資購入原棉運抵阿爾巴尼亞，對方加工成成衣后，再以畸高價格強制返銷中國國內市場。此舉早已脫離正常經貿范疇，實為披著貿易外衣的二次索取。

綜合核算，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對阿援助總額約達100億元人民幣。彼時國內人均年收入尚不足100元，這筆巨資若平攤至當時阿國約200萬人口，相當于每人獲贈4000元現金紅包——這在當年堪稱難以想象的巨額饋贈。

人們不禁追問：中國緣何甘愿承擔如此沉重負擔？根源在于阿爾巴尼亞嫻熟操演的一套“地緣政治索求術”。時任總理穆罕默德·謝胡曾毫不掩飾地表態：“我們不找你們要，還能向誰開口？你們擁有的，我們也必須擁有。”

此番邏輯本質即是一種強橫綁架：只因冠以“同志”“兄弟”之名，便天然享有索取權；只因自稱“反修前哨”，便理所當然應獲供養費。

這套手法早已爐火純青。其最初對象正是蘇聯——斯大林與赫魯曉夫主政時期，蘇方向阿爾巴尼亞傾注全套工業母機、成套設備，并派遣數百名專家駐點指導。僅上世紀50年代末期，蘇聯承諾援助額即高達6.5億盧布。

然而1960年，霍查認定赫魯曉夫路線“蛻變”，旋即與莫斯科決裂，致使蘇方全面撤資、中斷技術供給。幾乎同時，他們迅速轉向正亟需國際盟友背書的新中國，實現援助鏈條的無縫切換，繼續以“革命需要”為由索取資源。

霍查的政治認知存在嚴重病理傾向——他長期沉浸于被害妄想之中，先后認定美、蘇乃至后期的中國均圖謀顛覆其政權。遍布全國的碉堡群，與其說是抵御外部威脅的軍事屏障，不如說是阻隔民眾接觸真實世界的物理高墻。

他將整個國家塑造成一座信息孤島，國民只能透過官方濾鏡觀察外部世界。長達數十年的封閉治理與單向“投喂”，系統性摧毀了該民族自主積累資本、組織生產、創新發展的內生能力。

1978年，中方終于清醒認識到阿爾巴尼亞已成無法填滿的無底深淵，果斷終止一切援助項目。霍查反應如預料般劇烈：前一日仍在《人民之聲報》頭版高呼“中阿友誼牢不可破”，次日便公開斥責中國為“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國家”，并授意搗毀中方援建的發電廠控制面板與紡織機械。

外援驟停并未倒逼阿國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反而加速其經濟社會系統的全面解體。這種結構性癱瘓延續至90年代，催生出一場席卷全民的荒誕鬧劇——既然無法再向外國伸手，轉而開始欺騙本國同胞。

1996至1997年間，阿爾巴尼亞爆發史無前例的全民金融騙局。各類冠以“金字塔投資”“陽光基金”之名的空殼公司如雨后春筍涌現，許諾月收益率高達30%甚至100%。此類明顯違背基本經濟規律的騙局，在任何具備基礎金融素養的社會中，存活周期絕難超過72小時。但在當時的阿爾巴尼亞，連總統薩利·貝里沙都親自出席推介會，盛贊其為“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生動體現”。

最終，全國約三分之二家庭卷入其中，有人抵押祖宅、變賣耕地換取所謂“投資本金”。整個社會陷入集體幻覺：堅信無需勞動、不事生產，財富即可憑空增殖。這恰是連續四十年依賴外援生存留下的精神后遺癥——既然昔日可倚仗“兄弟國家”供養，今日為何不能靠“復利魔法”永續致富？

1997年初，泡沫轟然破裂。憤怒民眾不再滿足于和平示威，轉而暴力沖擊軍械庫。短短一周內，逾百萬支步槍流入民間，全國監獄大門被強行撞開，2000余人死于武裝沖突，國家治理體系徹底瓦解，退化至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狀態。

站在2026年的時空坐標回望，當年震耳欲聾的槍聲雖已消散于巴爾干山風之中，但阿爾巴尼亞社會肌體的深層創傷從未真正愈合。直至今日，其人均GDP仍穩居歐洲末位；大量青年寧可冒生命危險偷渡至英國、意大利從事地下勞工，也不愿留守故土。這個曾經對中國援助挑三揀四的國家，如今仍在布魯塞爾門外長久徘徊，翹首等待一張遲遲未至的歐盟入場憑證。

這段沉痛歷史留給世人最深刻的警示在于：比物質貧困更危險的，是精神層面的索取慣性。當一個國家的存續邏輯完全錨定于“獲取”而非“創造”，當一個民族的尊嚴被量化為援助支票上的數字，縱使為其修筑百萬座鋼筋堡壘，也無力阻擋內在價值體系的全面坍塌。

當年被中國小麥喂養肥碩的豬群，早已化為塵土；但那種“我弱故我有權”的思維幽靈，是否仍在科孚海峽上空盤旋不去？凝視那些唯余青苔攀附、再無其他功能的混凝土碉堡，答案或許早已隨阿爾巴尼亞山間的季風，飄散在時光深處。

值得補充的是，阿爾巴尼亞并未放棄自救努力：2009年正式加入北約，將國防安全托付于跨大西洋聯盟；2024年與歐盟啟動入盟談判，期待借力一體化進程拉動經濟復蘇。但歐盟方面明確指出，阿國最早須待2030年后才可能滿足全部入盟標準。

當前經濟雖呈現一定回暖跡象——2024年人均GDP升至約1.1萬美元，主要依靠旅游業擴張與海外僑匯支撐——但基礎設施短板依然突出：全國鐵路運營里程僅330余公里，電網供電穩定性差，工業結構高度單一，制造業集中于低端貼牌代工，技術含量與附加值極低。

客觀而言，阿爾巴尼亞本具備更優的發展潛質。倘若當年能審慎對待中蘇援助，將資金物資切實投入交通網絡、基礎教育與裝備制造領域，而非耗費巨資構筑防御工事、放任物資霉爛流失，今日斷不至于陷入仰賴偷渡收入與外部輸血維生的窘境。

遺憾的是，一個習慣伸出手掌的民族，一旦失去外部“哺育”，往往喪失重新站立的勇氣與能力——這正是阿爾巴尼亞付出最慘烈代價換來的歷史教訓。

還需指出，1997年龐氏危機絕非孤立事件。東歐劇變后，阿爾巴尼亞倉促推行激進私有化改革，國有資產被低價瓜分，銀行信用體系崩塌，民眾對正規金融渠道徹底喪失信心。而長期形成的“援助依賴心理”，則為非法集資提供了溫床，使騙局得以如野火燎原般席卷全國，最終釀成系統性災難。

時至今日，該國農業仍以傳統人力耕作為主，機械化率不足20%，農產品質量與標準化程度難以對接歐盟準入門檻；外貿長期處于顯著逆差狀態，民生必需品高度依賴進口維持供應。

其發展路徑仍未掙脫“依附性”陰影，不過是將依賴對象從昔日的北京、莫斯科，悄然置換為今日的布魯塞爾與海外僑社。

歸根結底，國家真正的底氣，永遠源于自身不懈奮斗所鑄就的實力，而非他人善意饋贈所能賦予。阿爾巴尼亞的悲劇正在于：它將國際友邦的慷慨誤讀為理所當然，把持續索取內化為生存本能，最終親手葬送了所有自我成長的歷史機遇。這一記沉重警鐘，值得所有主權國家長久聆聽與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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