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想入常，全民仍瘋狂，當整個社會成為軍國主義的“人肉土壤”

20號這天，聯合國會上傳來一聲擲地有聲正告。當地時間2月20日，聯大舉行關于“安理會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員數目增加問題”及與安理會有關其他事項的政府間談判。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大使在發言最后重申，小本子拒不反省侵略歷史罪行，公然踐踏戰后國際秩序，干涉別國主權，為地區和平和穩定帶來新的威脅。這樣的國家根本沒有資格要求成為常任理事國。

我們的傅聰大使說得解氣，用小鬼子能聽得懂的語言正告他們，先正面現實，懺悔侵略罪行吧。本子軍國主義思潮沒有刮干凈，侵略野心依然還在膨脹。在這個時候居然還想入常，真的是奇葩到家了。明話今天想深度解析一下，本子軍國主義思潮為什么總會死灰復燃？

（一）

如果我們將國際政治比作一場牌局，霉國是那個喜歡掀桌子但也會算賬的賭徒，東大是那個沉穩布局、計算概率的棋手，那么本子——這個我們不得不嚴肅審視的惡鄰——更像是一個患有間歇性賭癮的玩家。他不按牌理出牌，不看自己手里的籌碼，甚至不在乎賭場的規則，他只是單純地想“賭一把大的”。

這一次，隨著搞事老苗領銜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拿下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那個熟悉的賭徒身影似乎又回到了牌桌中央。我們習慣性地將目光聚焦于“搞事老苗”的瘋狂言論，將其視為一個孤立的極端政客。

然而，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將本子的右傾化歸咎于某個“老苗”的蠱惑，那就如同將1914年的薩拉熱窩刺殺僅僅看作一個青年的狂熱，而忽視了整個歐洲大陸早已堆滿的火藥桶。

真正令人背脊發涼的真相是：“搞事老苗”不是本子社會的病灶，她只是本子社會長期高燒后表現出來的一顆痘瘡。那個真正生病的，是孕育并狂熱追捧這顆痘瘡的——本子民眾。

（二）

反常的國度：從“實力邏輯”到“賭徒邏輯”。在安克雷奇，霉國人曾傲慢地宣稱要“從實力的地位出發”與東大打交道。這句話雖然霸道，但至少符合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性”：尊重強者，欺凌弱者。這是一種可以預測的、冰冷的邏輯。

但倭國本子卻不是這樣。

讓我們把歷史的時針撥回到那個風云激蕩的世紀之交。1894年，甲午戰爭，彼時的本子國力遠遜于清廷，GDP甚至不在一個量級，但他打了；1904年，日俄戰爭，在沙俄龐大的戰爭機器面前，本子依然像個瘦弱的賭徒押上了全部身家，他又打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面對當時已是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的霉國，本子更是瘋狂地選擇了“昨夜，我們讓霉國佬睡了個大耳光”。

這三場戰爭的共同點是什么？是本子從來都不是“從實力的地位出發”，而是從一種近乎病態的賭徒妄想出發。

霉國人是“打不贏就不打”，一旦發現實力不濟，比如在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吃癟后，他們會理性地選擇撤退或談判。偉人早就一語道破：霉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能不講理的地方，一定不講理，如果講一點理的話，那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這是一種可以被威懾的“理性之惡”。

但本子呢？當下的本子，GDP只有東大的四分之一，制造業增加值只有東大的六分之一，連霉國五角大樓針對東大的18次兵棋推演都次次慘敗。但就在這種情況下，本子卻在臺海問題上上躥下跳，瘋狂挑釁。如果按照霉國的邏輯，這叫“以卵擊石”，屬于腦子進水。

是的，本子就是吃錯藥了，而且這一吃，就吃了一百多年，未來或許還會吃上一百年。 這不是某個政客的間歇性狂躁，而是寫在這個兇頑殘暴民族基因里的持續性病理特征。

（三）

“兇手”即“土壤”：為何民眾比政客更極端？“搞事老苗”的大比分勝選，撕掉了我們很多人心中最后的一層溫情脈脈的幻想。

我們總以為，全球民眾是淳樸的、向往和平的，喜歡安寧的，討厭為戰爭去無辜送命的，政客是邪惡的、好戰的。但在本子國，這個公式要徹底顛倒過來。

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養毅因為反對關東軍吞并東北的激進計劃，被幾個海軍軍官槍殺在官邸。兇手落網后，本子民眾的反應是什么？是雪花般飛向法院的“請愿書”，要求釋放這些“愛國志士”。

有瘋狂的本子病夫，甚至切下自己的小指，連同血書寄給法官。如此血淋淋的場景，實在讓人驚悚。且隨后有幾十根小指頭也寄給法官。監獄里的兇手們每天收到堆積如山的慰問品，宛如凱旋的英雄。最后，這些殺害國家元首的兇手，居然全部在幾年內被特赦出獄。

1936年，“二二六”兵變，那些主張“統制派”穩健路線的老臣被一一刺殺。本子民眾再次用腳投票，為那些以下克上的青年軍官歡呼。從此，本子政壇再無一人敢提“和平”，直到1945年那片焦土。

今天的歷史何其相似？選舉前，反對黨組成的“中道改革聯盟”看似聲勢不小，但結果卻是“搞事老苗”的一黨獨大。這不是政客的強奸民意，這是民意的狂歡與暴走。

當社交媒體上，本子的年輕人像追星一樣為“搞事老苗”應援，將她強硬的軍擴主張視為“酷”和“強大”的象征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飯圈化”的政治癲狂 。

為什么會這樣？經濟“失去的三十年”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失落感。當一個社會陷入長期停滯，民眾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就必然在歷史中尋找幻覺。這群受篡改的教科書影響的，早就處于癲狂狀態的小鬼子們，將那個發動侵略戰爭的“大日本帝國”時代，幻想成了一個充滿榮光的烏托邦 。

他們需要有心懷鬼胎的政客告訴他們：你們窮不是你們不努力，是和平憲法捆住了你們的手腳，是東大的崛起搶了你們的飯碗，是霉國爹地管得太寬。而“搞事老苗”們，正是精準地投喂了這種“悲情毒藥”。

如果說當年的軍國主義是一小撮軍部狂徒的政變，那么今天的右翼復活，則是一場全民參與的“沉浸式劇本殺”。民眾不再是戰爭的被動承受者，而是主動的編劇和群演。

（四）

本子民眾當年對侵略戰爭的狂熱支持，并非零星個例，而是一種彌漫至社會底層的“舉國狂潮”。這種支持不僅是情緒上的歡呼，更是通過實際行動成為了戰爭機器得以瘋狂運轉的“燃料”。

一個極具沖擊力的案例來自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伊始，朝日新聞發布的影像資料記錄了這樣的畫面：數以萬計的倭國民眾涌向街頭，在震耳欲聾的掌聲與歡呼聲中，揮舞著太陽旗，狂熱地歡送出征的日軍。 官兵所到之處，皆能引起人群的轟動。

這種全民參與的“圣戰”狂歡，在當時本子社會并非孤立現象。從九一八事變到戰敗，每逢戰爭節點，本子都會出現“舉國一致”支持戰爭的狂熱場面。不諳世事的孩童、相夫教子的家庭婦女、退伍軍人，都通過“捐款”、寫慰問信、到神社祈禱等方式表達所謂的“愛國”情。

這種舉國性的瘋狂，根源在于軍國主義政府通過一套嚴密的“總體戰”動員體系，對民眾實施了徹底的精神絞殺與思想改造。

首先，政府開展了瘋狂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將侵略戰爭包裝為“圣戰”與“自衛”，利用“存亡危機”和“大東亞共榮”等偽“道”蒙騙國民，標榜戰爭的“正當性”。

其次，是對輿論的絕對管控。政府將媒體、作家等整合收編為“筆部隊”，嚴禁任何有損“皇軍”威信的報道。媒體隨之淪為“惡魔的吹鼓手”，系統性地美化侵略、掩蓋暴行，甚至將南京大屠殺期間屠殺后的慘景，擺拍成中國百姓“夾道歡迎”的親善假象，以此證明“皇軍”的“仁義”。

在這種信息繭房中，本子民眾根本無法獲知真相，反而在每年“支那事變紀念日”等活動中，通過講演會、展覽不斷強化著對“圣戰”的認同。

面對這股狂熱的洪流，并非所有本子人都是狂熱的支持者。日本共產黨等有識之士始終進行著艱難的反戰活動，如散發傳單、組織游行，但他們在軍國主義的殘酷鎮壓下動輒被捕入獄，聲音被完全淹沒。這恰恰反證了，當時本子社會的主流已被異化為侵略者的“共謀”。 這種自上而下編織的狂熱病態網絡，蔓延全國。

這一歷史事實警示我們：日本民眾絕非單純的戰爭受害者，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他們是侵略政策的狂熱支持者與受益者。 雖然戰后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堅持反省與道歉，但時至今日，日本社會仍有許多人因刻意遺忘或美化歷史，而無法真正理解曾被他們祖輩傷害的鄰國的憤怒。這深刻地證明，一個民族若不徹底清算自身的歷史罪責，就無法真正卸下歷史的包袱，更無法贏得世界的尊重。

（五）

醫治“百年病夫”：解藥不在神社，而在手術刀。面對這樣一個“吃錯藥”的鄰居，我們該怎么辦？傳統的威懾邏輯可能失效。

你用稀土卡他脖子？1941年霉國用石油禁運卡他脖子，他乖了嗎？沒有，他選擇去珍珠港賭命。這種賭徒心態，源于一種深層的民族心理結構：在危機面前，他們缺乏解決問題的“內省能力”，而傾向于通過對外施暴來轉移矛盾，尋求一種悲壯的、自我毀滅式的“解脫感” 。

這就是所謂的“自殺式沖鋒”文化在國際政治中的映射。無疑，這種惡毒的思想，仿佛已經刻進了倭國人的骨髓里。至于形成的根源，可能與它們狹長小島，惡劣的居住環境有關。

東大要做的，不能僅僅是1941年的霉國，只是被動地等待對方來咬鉤。我們要做的，是成為一臺精準的、冷酷的“心理手術刀”。

第一，我們要徹底認清“民眾”這個變量。 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認為只要我們對本子人民友好，就能瓦解右翼政權。

本子的民調顯示，年輕人對修憲的支持率超過70%，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歷過戰爭，他們接受的是一代比一代歪曲的歷史教育 。這塊“人肉土壤”如果不翻新，無論撒下什么種子，長出來的都只能是軍國主義的狗尾巴草。

第二，我們要用實力構建“絕對的絕望”。 既然本子民眾崇拜強者，崇拜那種“賭徒式”的悲情英雄，那么東大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強大到讓他們的賭徒心態變成純粹的絕望。

當他們的兵推結果顯示，一旦沖突，本子列島將在20分鐘內失去所有海空力量時；當他們的精英意識到，所謂的“小灣有事”只會導致“本子本島有事”時，那種基于妄想的狂熱才會被冰冷的現實澆滅。偉大說的好，對付不講理的，就要用讓他不得不講理的實力。

在這個方面，每一個人都應該立足自己的崗位，為祖國強盛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另外，不要動不動就說本子的東西多么精細，多么好用，多么具有工匠精神。實際上，這些產品我們國內早就甩他們幾條大街了。

也不要動不動就去為他們的旅游產業復蘇送“子彈”。要知道，資源相當匱乏的島子國，離開了咱們東大的大市場，真的什么都不是。

第三，我們要有“治本”的耐心與智慧。 本子的病，是百年的積弊。從霉國冷戰時期為了對抗蘇聯，而刻意縱容本子右翼、釋放甲級戰犯的那一刻起，這顆毒瘤就從未被切除 。

今天的本子，就像一個體內埋著隱性基因的病人，一遇到經濟危機、外部緊張，那個好戰的基因就會表達。我們不能指望一場選舉或一次制裁就讓他幡然悔悟。我們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他們搞突然襲擊，玩命一搏。

（六）

歷史的審判不會是“延期”，而是“加罰”。1945年，本子吃了兩顆原子彈，那是他們為全民狂熱付出的代價。1946年，和平憲法頒布，那是國際社會給他們開的藥方。然而，80年過去了，藥沒吃完，病又復發了。

這一次，“搞事老苗”們帶領著狂熱的民眾，再次站到了歷史的懸崖邊。他們以為這一次還能像賭徒一樣，靠梭哈贏回“失去的三十年”。但他們忘了，賭桌上的對手已經變了。對面的東大，不再是一百年前那個倉皇失措的龐然大物，而是一個手持核常兼備利劍、眼觀六路風云的棋手。

本子這道題確實有些偏，但東大人不得不做，而且必須做得比霉國人更徹底。霉國人當年出于冷戰私心，留下了病灶；而東大人要做的，是從根子上斷絕這種“吃錯藥”的慣性。不是在100年后再次做一遍，而是要讓這100年，成為本子作為“非正常國家”的最后紀元。最后用一首打油詩總結一下。

東瀛多魍魎，自古少倫常。

賭國輕生死，窺鄰妄跳梁。

民瘋催政癲，土瘠育稗莨。

若蹈當年轍，且看血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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