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長安玄武門發生的那場流血政變，改寫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秦王李世民親手射殺兄長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死于亂軍，隨后控制宮禁、迫父皇李淵退位，開啟貞觀之治。
一千三百多年來，這場政變始終是聚訟紛紜的焦點。
有人以儒家倫理指斥李世民“殺兄逼父、骨肉相殘”，將其釘在道德恥辱柱上；也有人簡單歸結為帝王野心膨脹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拂去倫理敘事，回到初唐的現場，還原李淵的偏私、李建成的迫害、李世民的絕境，以及他對大唐開國的奠基之功，就會發現：
“玄武門之變不是李世民主動挑起的權力掠奪，而是退無可退的自保之舉。”
用脫離時代的道德標尺苛責一位在絕境中自救、最終開創盛世的帝王，不符合歷史事實，也背離歷史客觀。
一、江山誰打
后世批判玄武門之變，常陷入“嫡長子繼承”的倫理陷阱，認為次子覬覦儲位就是僭越。但歷史的真相是，李唐王朝的建立與統一，推動者并非李淵與李建成，而是李世民。
沒有他的謀劃、征戰與決斷，就沒有大唐開國基業。
隋末天下大亂，群雄并起，李淵身為太原留守，雖有割據之心，卻始終猶豫畏懼。是李世民看清天下大勢，聯合劉文靜、裴寂等人反復勸說，最終促成晉陽起兵。
《大唐創業起居注》、《舊唐書》均明確記載，起兵首謀出自李世民，李淵最初多次拒絕，是在李世民的堅持下才下定決心的。可以說，沒有李世民，李淵大概率固守太原，淪為隋末亂世的配角，李唐政權根本無從誕生。
起兵之后，統一全國的硬仗幾乎全部由李世民率軍完成。
李淵登基后，立李建成為太子，居深宮理政務，無需親臨戰陣；而李世民以秦王之身，扛起平定割據的重任，先后指揮四場決定大唐命運的關鍵戰役：淺水原之戰，擊敗薛舉父子，平定隴西，鏟除西部最大威脅；擊滅宋金剛、劉武周，收復河東，鞏固北方防線；虎牢關之戰，以三千五百精銳阻擊竇建德十萬大軍，生擒竇建德，迫使王世充投降，一戰而定中原；平定劉黑闥，肅清余部，完成疆域統一。
每一戰都關乎李唐生死，李世民親冒矢石，身先士卒，橫掃群雄。
大唐開國后，李淵封李世民為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之上，特許開府置屬、開設文學館招攬賢才。
然而，李淵既依賴李世民的功勛鞏固政權，又堅守嫡長子繼承制，立無開國戰功的李建成為太子；既想安撫李世民，又縱容李建成、李元吉打壓秦王勢力。
從功勞與禮制的匹配度看，李建成從未參與開國重要戰役，僅憑長子身份占據儲君之位，坐享李世民打下的江山；而大唐的實際締造者卻要屈居人下，這本身就是違背功勛匹配的不合理格局。
后世以僵化的嫡長子倫理批判李世民，忽略了他對大唐開國的貢獻。
二、退無可退
如果說開國功勛與儲君之位的不匹配是玄武門之變的根源，那么李淵的偏袒、李建成與李元吉的持續迫害，則是將李世民逼上絕境的直接原因。
從武德五年開始，李建成聯合李元吉，在李淵默許縱容下，對李世民展開全方位打壓，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直至性命堪憂。
首先是政治孤立與詆毀。李建成自知功勛不及李世民，便結交李淵后宮嬪妃，通過枕邊風不斷詆毀李世民。
李淵本就對李世民功高蓋主心存忌憚，在嬪妃蠱惑下日益猜忌疏遠，多次拒絕李世民建言，轉而偏袒李建成集團。
朝堂之上，李淵默許李建成拉攏裴寂等重臣，形成太子黨勢力，排擠秦王府官員，讓李世民政令難行，地位日降。
其次是兵權剝奪與親信剪除。
武德九年，突厥入侵，李建成向李淵建議由李元吉掛帥出征，將秦王府尉遲敬德、程知節、秦瓊等精兵猛將全部調歸李元吉指揮，徹底剝奪李世民兵權。
這一招釜底抽薪，讓李世民失去軍事支撐。同時，房玄齡、杜如晦被強行逐出秦王府，禁止與李世民見面；長孫無忌、高士廉等親信也受排擠。團隊被拆解，李世民陷入孤立。
最致命的，是多次赤裸裸的生死謀害。
其一，酒宴下毒。李建成在酒中投毒，李世民飲后吐血數升，險些喪命。其二，馴馬加害。李建成送烈馬欲摔死李世民，李世民憑騎術脫險。其三，昆明池伏殺計劃。李建成、李元吉密謀，在李元吉出征、秦府精兵被調走之際，于昆明池設伏刺殺李世民，同時坑殺秦府所有猛將。
這一計劃被李世民安插的眼線王晊得知，連夜密報，李世民此時才明白：對方已定下斬盡殺絕之計，自己的死期近在眼前。
在一系列迫害中，李淵的態度至關重要。作為父親與皇帝，他本應居中調和，制止兄弟相殘，卻偏袒太子，對李建成、李元吉的迫害行為視而不見，甚至默許縱容。
李世民多次告發，李淵要么敷衍，要么偏袒，從未真正保護。
李淵的偏心與優柔寡斷，讓李建成、李元吉更加肆無忌憚，也讓李世民徹底看清：依靠父親調解毫無希望，退讓只會死路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