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軍事史上的偉大奇跡：外國人筆下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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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隊伍里就有不少外國人的身影，其中一些親歷者還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錄（如勃沙特的《神靈之手》）。長征結束后，以埃德加·斯諾為代表的外國進步人士進入“紅色中國”，撰寫了一批反映中國革命真相的紀實作品，關于長征的報道通常是其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其代表作有《西行漫記》（埃德加·斯諾）、《紅色中國內幕》（海倫·斯諾）、《偉大的道路》（史沫特萊）等。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外國作家、記者、學者都對長征情有獨鐘，有的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重走長征路，重寫長征史，創作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兩個人的長征》（李愛德、馬普安）等紀實經典；有的博采史料深入研究，留下了《一九三五年長征：中國共產主義生存斗爭的史詩》（迪克·威爾遜）、《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楊炳章）等學術力作。外國人筆下的長征，雖然也有一些失真失實之處甚至污蔑詆毀之詞（如李德的《中國紀事》），也有一些不恰當不準確的表述，但總體而言，大都對長征的歷史壯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所表現出來的革命情懷和無畏精神表達了由衷敬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國人筆下的長征敘述，既是長征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也是長征精神財富的特殊呈現，具有重要歷史價值。

西方“介紹長征第一人”：勃沙特與《神靈之手》

說到外國人筆下最早的長征記錄，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其實，瑞士籍英國傳教士勃沙特所著的《神靈之手》，出版時間比《西行漫記》還要早一年，它的作者更是為數不多的親身經歷長征的外國人之一。因此有專家指出，勃沙特的《神靈之手》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價值的長征原始文獻，勃氏則是西方“介紹長征第一人”。

勃沙特（R·A·Bosshardt，1897-1993），出生于瑞士，25歲時受英國基督教會派遣來華傳教，因仰慕中國文化，自名薄己，字復禮，取“克己復禮”之意。1934年10月，時任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派駐貴州鎮遠教堂牧師的勃沙特等一行數人，在貴州舊州偶遇轉戰中的紅6軍團并被扣留。時任紅6軍團軍團長的蕭克，在50多年后回憶當時的情況時，坦率地指出扣留勃沙特主要是從軍事需要的角度考慮的：“因為我們西征以來，轉戰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于無藥醫治。我們知道這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于是，我們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和經費。”此后由于紅軍在艱苦的轉戰之中，各方聯絡不暢，加上各種阻撓，致使勃沙特在紅軍隊伍中滯留長達18個月之久，輾轉貴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近萬里，在外宿營達300多處，直到1936年4月才在云南昆明近郊被釋放。

勃沙特后來這樣回憶最初對紅軍隊伍的印象：“這些人都戴著相同的帽子和佩帶著紅色標志，帽子的頂很大，有點像西方賽馬騎師帽。他們穿的衣服則很混亂，簡直一人一個樣。”紅軍則把勃沙特等人視為帝國主義派到中國的文化侵略者。不久之后的一天，發生了一件給雙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紅軍對勃沙特的看法。當時紅軍在舊州教堂內找到一張近1平方米的貴州地圖，但標識的是外語，蕭克派人把勃沙特請來幫忙。勃沙特認出是一張法文地圖，而他專門學過法語，于是兩人連夜合作翻譯，勃沙特講，蕭克記，把地圖上的重要內容都注上中文。對勃沙特的這次幫助，蕭克一直念念不忘，認為他在紅軍最困難的時候幫助解決了一個大難題。1936年4月的一天，蕭克告訴勃沙特：“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同中國沒有訂立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在中國設立租界，所以，我們決定明天就釋放你。”蕭克特意擺了一桌酒席為勃沙特餞行，并親自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令勃沙特十分感動。

◆1936年英文版《神靈之手》。

離開紅軍長征隊伍后，勃沙特到了昆明，僅用3個月時間，便在他人的幫助下寫出了回憶錄《神靈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直譯為《抑制的手——為基督在中國被俘》）。該書在西方主要出版了英法兩種文字共4個版本。1936年8月，扣留勃沙特的紅二方面軍尚在長征途中時，《神靈之手》由倫敦哈德爾斯托頓公司出版發行，從而成為西方最早介紹紅軍長征的著作。該書共12章，約15萬字（英文），附有部分原始照片和地圖。12月，該書在英國脫銷，很快發行了第2版、第3版。1937年初，該書被譯成法文，由瑞士艾莫爾出版社出版。1978年，勃沙特應出版社之邀，依照1937年法文版用英文重寫出版該書，書名改為《指導之手》。不久又被譯成法文，書名為《導手》，由瑞士教會出版社出版。新版本仍為12章，并增加了勃沙特離華后的一段附錄文字，但全書篇幅有所縮減，英文原版所附照片和地圖也未收錄。

1985年，在山東濟南原廣智院圖書館發現了1936年英文版《神靈之手》。1989年，嚴強、席偉據此翻譯的第一個中文版本，以《神靈之手——一個被紅軍釋放的外國傳教士見聞錄》為題在《貴州文史叢刊》連載。2006年，黃河出版社以《神靈之手——一個西方傳教士隨紅軍長征親歷記》的書名正式出版了該書。此外，1989年昆侖出版社以《一個被扣留的傳教士自述》的書名，出版了張國琦翻譯的勃沙特回憶錄，2006年又以《一個外國傳教士眼中的長征》的書名再版，其中勃沙特隨紅軍長征的內容占有較大篇幅。

在談到勃沙特和他的長征記述時，蕭克寫過這樣的話：“薄復禮從傳教士的角度來觀察紅軍、理解紅軍，記下了他的所見所聞以及感想，的確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對于我們研究紅軍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他不可能講我們更多的好話，但只要他講的東西是真實的，有史料價值，揭了我們的短處又有什么關系呢？逝者不可追，但來者可鑒。”這番論述，無疑是對勃沙特著作歷史價值的客觀評價。

報道中國革命真相的不朽經典：斯諾與《西行漫記》

美國進步記者和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堪稱外國作者報道中國革命和紅軍長征的經典名著。近90年來，該書以近20種文字翻譯出版，幾乎傳遍了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它則以《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長征二萬五千里》等譯名，一再翻印重版，廣為流傳，成為享有盛譽的報告文學作品。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1928年到達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擔任美國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1936年夏，經中共上海地下黨安排，渴望了解紅色中國的斯諾進入陜北蘇區。斯諾和一同到蘇區的美國醫生馬海德，在陜北、甘肅、寧夏等革命根據地進行了3個多月的采訪，對紅色政權下的邊區進行了全面考察。在保安城的窯洞里，毛澤東用沉穩平靜的語調，向兩位年輕的外國采訪者講述了中國革命的真相，特別是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史實。隨著毛澤東的娓娓道來，一幅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的紅軍長征畫卷，徐徐展現在斯諾的眼前。他決心要把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個人類軍事史上的偉大奇跡、空前絕后的驚人壯舉，宣傳到西方國家去，宣傳到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去。

◆1937年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正式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

1936年10月，斯諾結束了對紅色根據地的訪問，帶著記得滿滿的16本筆記、30個照片膠卷和電影膠片，以及沉甸甸的紅軍報紙、雜志和文件，從陜北回到了北平。斯諾和夫人海倫夜以繼日地整理采訪記錄，仔細閱讀那些鮮活的第一手資料，全力以赴地投入緊張的寫作之中，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和有關紅區各方面狀況的一篇篇特寫報道，很快轟動了中國的知識界。斯諾還將發往英、美《每日先驅報》《太陽報》等報刊的電訊報道原文也一并及時提供給中國友人、愛國青年王福時。1937年3月，由王福時主持并與郭達、李放等共同編譯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斯諾與海倫夫婦熱情無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出版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可以說是《西行漫記》的雛形本。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正式出版，立即產生了轟動效應。該書在兩個月內再版4次，發行量達十幾萬冊。1938年2月，由上海地下黨組織，胡愈之籌劃，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體承譯，用“復社”名義出版的第一個“紅星”全譯本在上海問世。為便于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發行，書名有意隱晦含蓄地譯作《西行漫記》，內容也作了部分修改。《西行漫記》在短短的10個月內就印行了4版，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至于將《西行漫記》第四、五兩章以“抽印本”形式獨立出版的（即將《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和《長征》分別更名為《毛澤東自傳》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更如雨后春筍，數不勝數。斯諾在1944年、1968年和1971年，也曾多次對《紅星照耀中國》進行修訂。1979年12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由著名翻譯家董樂山根據原版翻譯的中文本，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本初版的原貌。

長征在《西行漫記》中雖然只占了1章約1.8萬字的篇幅，但它同毛澤東的自述《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一樣，是全書最重要的篇章,《大渡河英雄》等更是全書最精彩的章節之一。在這一章中，斯諾幾乎完整地寫出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全部過程，既用大筆觸勾畫了長征的歷史圖景，又用詩一般的語言描寫了長征的艱險與紅軍戰士的堅韌、勇敢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認為：“不論你對紅軍有什么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由于斯諾離開陜北時長征還沒有結束，許多史實還沒有采訪，因此他寫道：“我們現在已經寫到紅軍在西北的會師”，“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

歷史已經印證了《西行漫記》經久不衰的魅力，也印證了紅軍長征的永恒價值。斯諾與《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的名字，注定彪炳于長征歷史的卷冊。

軍事顧問的歪曲敘述：李德與《中國紀事》

參加過長征的外國人中，職務最高、影響最大者首推李德。李德（Otto Braun，1900—1974），原名奧托·布勞恩，曾用名華夫，生于德國慕尼黑，早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8年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后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中國。1933年初，李德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博古對他十分依賴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了他。李德推行軍事教條主義，導致紅軍作戰接連失利，引起一些紅軍官兵的不滿。在遵義會議上，李德的錯誤受到了嚴厲批評，但他堅持認為自己作為顧問只是提提意見，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而“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這次會議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揮權，但一直隨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走完長征全程，尤其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時，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堅決抵制分裂，維護黨的決議和統一。他在《中國紀事》中認為：“我確實也是一個忠實支持者，盡管我對遵義會議持有保留意見。”彭德懷也認為李德在關鍵時刻“表現很好，站在正確的方面”。

1939年秋，周恩來赴蘇聯治病。李德接到中央臨時通知，批準他同機返蘇。就這樣，李德結束了他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李德返回蘇聯后，受到共產國際批評，不允許他再過問中國事務。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國定居，主要從事翻譯工作。1961至1963年，李德曾擔任東德作家協會第一書記。60年代中期，李德一反常態，開始大談中國問題，并對毛澤東進行點名攻擊。1964年5月27日，作為德國黨主要喉舌的中央機關報《新德意志報》發表了李德的署名文章《毛澤東以誰的名義講話？》，該報在同一天刊發了記者對李德的訪問記，標題是《奧托·布勞恩——一位參加過（中國）“長征”的人》。1969年李德又在《地平線》周刊第23到28期連續發表了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在對這一長文進行補充修訂的基礎上，1973年由迪茨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單行本《中國紀事（1932-1939）》。

在《中國紀事》一書中，李德對當年尤其是長征時期的一些史實進行了歪曲敘述，并對一些中共領導人進行攻擊、誹謗。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德此舉并不是他個人的自發行動，也不僅是為了泄私憤，更是當時的一種政治需要。1980年，現代史料編刊社作為“供內部參考”的秘密資料編印了《中國紀事》一書（2004年東方出版社亦曾作為內部資料出版），很快受到各界關注。為澄清歷史事實、消除不良影響，1981年《紅旗》雜志以伍修權的署名發表了《遵義會議的光輝不容玷污——駁李德對遵義會議的污蔑》一文。作者說：“我作為李德當時的翻譯和遵義會議的列席人員，有責任和義務，用確鑿的歷史事實，駁斥李德對遵義會議的種種誹謗，以正視聽。”文章通過大量史實指出，李德竭力歪曲遵義會議前的形勢，竭力否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硬說（毛澤東、洛甫、王稼祥）這是“宗派”，攻擊遵義會議討論解決軍事問題，把遵義會議以后的軍事戰略方針說成是錯誤的等等，都是“拙劣的歪曲和卑鄙的攻擊”。這篇文章應該是中共對李德《中國紀事》僅有的一次正式公開駁斥，文中雖對該書一字未提，但所引材料和觀點全部出自該書。伍修權在后來接受索爾茲伯里采訪時說，李德想通過自己的回憶錄“粉飾自己的過失并詆毀毛澤東等反對他的人是徒勞的”。

應該看到，李德在《中國紀事》中不時流露出對中國人民、共產黨和紅軍的敬重之情、贊佩之言，采訪他的記者對此也有感受：“他克服了艱難險阻來到中國人民軍隊中，并隨同這支軍隊一起長征。直到今天，當談到中國的那些戰士時，他依然懷著崇敬的心情。例如，他曾高興地回憶起，中國戰士如何在一次令人敬佩的行動中勝利地通過了瀘定鐵索橋……”這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長征路上寫長征：索爾茲伯里與《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50年后，斯諾的這一未竟事業和美好愿望由他的一位同胞和朋友實現了。斯諾的這位同胞，就是美國著名作家和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這部繼《西行漫記》之后西方人寫作的又一經典長征敘事，就是《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1908—1993），被譽為美國20世紀最杰出的記者之一，在新聞界奮斗60余年，獲1955年普利策新聞獎，曾任《紐約時報》副總編輯。他曾深入到蘇聯衛國戰爭前線，遍訪二戰的許多重要戰場，以犀利的眼光和鮮明的觀點揭露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列寧格勒被困900天》等都已成為蜚聲世界文壇的經典作品。索爾茲伯里早在1938年就讀到了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二戰期間又與斯諾同在歐洲前線采訪，同斯諾的多次交談加深了他對長征的興趣。創作一部反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作品，是他的一個夙愿。1972年，索爾茲伯里向周恩來請求，批準自己來華重走長征路，并采訪健在的長征干部，把這部歷史寫出來。1983年，中國政府正式批準了索爾茲伯里的請求，他“長征路上寫長征”的計劃終于得以實施。

1984年3月，已經76歲高齡的索爾茲伯里飛抵北京。在北京，索爾茲伯里聯系和采訪了許多親歷長征的健在者，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級將領，下至當年的紅軍男女戰士以至知情的普通百姓，均在采訪之列。同時，他在好友謝偉思的協助下，走訪了中共黨史、軍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及檔案管理人員，認真查閱了長征的有關檔案文獻資料。在美國親友和中國專家及翻譯人員的陪同下，踏上了重走長征路的艱難旅程。索爾茲伯里一行選擇按中央紅軍的長征路線行進，并酌情尋訪了紅2、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戰斗過的部分地區。歷時74天，途經七八個省份，行程1萬余里，從江西一直到達陜北。索爾茲伯里考察體驗了長征路上的復雜地理環境和惡劣氣候條件，通過與老紅軍、老船工、老牧民們的交談訪察歷史和現狀，了解風俗民情，遍覓革命遺跡，博采軼聞趣事，從歷史與現實的相交點上，深切感受長征的艱難困苦和偉大意義。

“長征”歸來，索爾茲伯里轉入了深入研究和緊張寫作之中。1985年10月，《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由美國的哈珀與羅出版公司出版，立即引起轟動，《時代》周刊等作了大量報道。該書很快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廣為傳播。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翻譯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994年、2008年分別再版并多次重印。2015年，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了朱曉宇翻譯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此外，該書還有《長征秘聞》《長征新記》等不同中文譯本。陪同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的人員中，其夫人夏洛特著有《長征日記：中國史詩》，秦興漢著有《讓世界都知道紅軍長征：陪同索爾茲伯里踏訪長征路》，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索爾茲伯里中國之行和長征敘事的背景及意義。

1993年，索爾茲伯里因心臟病復發去世。根據他的遺囑，他在踏訪長征路上隨身攜帶的心臟起搏器送給中國，現收藏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斯人已逝，佳作流傳。1986年3月，索爾茲伯里曾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文版寫過一篇序言，在這篇自序的最后，他借斯諾說過的話表達了對長征及長征精神的理解：“它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我想，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索爾茲伯里續寫長征故事的感人事跡，又何嘗不是長征精神的生動體現呢？

填補學術空白之作：楊炳章與《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

長征是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國外學術界的重要研究對象。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外對長征還談不到真正的學術研究，以《紅星照耀中國》等為代表的著作也還限于紀實敘述的層面，但為后來的研究積累了寶貴的歷史資料。二戰后較長時間里，國外對長征的關注度相對不高。以美國為例，1950至1979年間美國出版的對長征涉及較多的中共黨史著作約有25本，其中只有1本專門研究長征的專著，即迪克·威爾遜的《一九三五年長征：中國共產主義生存斗爭的史詩》，這也是第一部研究長征的英文專著。日本原橫濱國立大學教授、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員岡本隆三分別于1965、1969年出版了專著《長征——中國革命鍛煉的記錄》和《中國革命長征史》。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國外的長征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不僅在紀實性敘述方面有了新突破，而且在學術研究上有了新發展，如本杰明·楊和陳志讓曾以《中國季刊》為陣地，圍繞遵義會議的相關問題展開過“回合式”學術論爭。本杰明·楊《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路上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書的出版，則成為西方第一部嚴謹的、全面研究長征的學術性專著，填補了國外長征研究領域的空白。

本杰明·楊（Benjamin Yang,1945—），即楊炳章，1981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獲博士學位后留任哈佛費正清中心研究員，1997年回國任教，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政治和中美關系研究。《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路上的中國共產黨人》（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a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是楊炳章在費正清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時期，研究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毛澤東在黨內崛起的一部學術著作，1990年在美國出版后，很快引起中外史學界高度關注，被公認為研究長征和毛澤東革命思想的英文權威之作。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郭偉翻譯的中文版，書名為《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作為該社“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的一種。2013年，該社以“典藏本”名義再版了《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

◆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共有10章，作者運用政治學的方法，構架了一套獨特的研究體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來解釋中國共產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考察了這一轉變過程中共產主義逐步政治化的過程。作者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資料查閱和個人訪談，使用了大量國內外檔案文獻和第一手口述資料。由于掌握了豐富的史料，因而糾正了一些以往研究中的偏差和訛誤，比較準確地反映了紅軍長征前后的歷史。對中國共產黨內部權力關系變化和政治策略轉變的深入考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作者肯定了毛澤東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對毛澤東的評價更為客觀和公允，對歷史的把握也更為深刻和全面。此外，作者還就一些具體歷史問題（如毛澤東和李立三的關系、長征的起止時間、革命和政治的定義等）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由于研究方法的獨特性，該書的一些觀點與傳統觀點不盡一致，然而這也正是該書的特色與價值所在。

該書扉頁上寫著：“敬獻給我的父親，一名為革命而犧牲的老共產黨人。”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寫道：“既然書是獻給父親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碼我自己心里這樣要求。其內容是以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為題材討論毛澤東路線的權威的確立，以及中國政治和中共革命的關系。我腦子里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國內最高水平，一個是國外最高水平。”作者在自序中也坦承了書中一些錯誤的判斷和結論，但該書的學術價值并不會因此受到大的影響，它必將在長征學術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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