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入伍來到石家莊高級步兵軍校，3年后被授予少尉軍銜

1961年深秋的一個傍晚，石家莊城里起了風，街邊的白楊葉子簌簌往下落。那天，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門口，路過的市民會看到一隊年輕戰(zhàn)士排著整齊的隊列從校門里跑步而出，皮鞋擦得锃亮，步伐干脆利落。對很多人來說，那也許只是軍校學員外出訓練的普通一幕；可對當時剛滿十八歲的河北青年來說，這樣的隊伍，意味著一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要理解1961年入伍這件事，繞不開時代背景。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全國還在三年困難時期的陰影中艱難前行，城鄉(xiāng)生活都不富裕，糧票、布票是家家離不開的寶貝。1943年出生的農(nóng)村青年，大多已經(jīng)在地里干了好幾年農(nóng)活，肩膀上常年壓著擔子，心里卻都有一筆自己的小賬：能不能跳出土地，能不能干點“更長遠”的事，能不能讓父母少操一點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1年7月，一紙入伍通知，把一個河北定州青年帶到了“京字320部隊”——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的大門口。

一、從新兵到骨干：軍校大門外的“第一課”

1961年7月的軍校大院，并不寬裕。宿舍是普通的營房，操場是黃土飛揚的大操場，水泥路不多，跑起步來塵土迷眼。但對剛到的新兵來說，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整齊的隊列，統(tǒng)一的口令，緊張的節(jié)奏，還有那身剛領到手、多少顯得有點寬大的四個兜軍服。有人悄聲對同伴說了一句：“穿上這身衣裳，可得爭口氣。”這種樸素念頭，在那一代青年心里非常普遍。

新兵連的日子，一點也不“軍官學校化”，就是實打實當兵。起得比雞早，睡得比雞晚，跑步、隊列、體能、內(nèi)務，樣樣不能拉。訓練場上，一遍又一遍地齊步、正步、跑步交替，很多人腳上磨出了水泡，夜里翻身時疼得直吸冷氣。新兵連排長盯得緊，誰偷懶、誰動作不標準，一眼就能看出來。那時候，誰都知道，表現(xiàn)就是機會，掉隊就等于被時代甩在后邊。

有意思的是，新兵們累歸累，心里卻憋著股勁。礦工的兒子、莊稼人的孩子、手藝人的徒弟，被分到一個班里，吃同一鍋飯，睡一間大通鋪。誰動作做得快，誰打背包扎得好，誰內(nèi)務最整齊，很快就一目了然。那個來自定州的青年，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把一句“不辜負父母的期望”默默撐成了每天的行動：搶著干重活，訓練從不偷懶，連里組織比武，主動往前站。時間久了，連隊干部一看名單就記住了他，把他列入“培養(yǎng)對象”。

新兵結業(yè)后，下到勤務連隊。很多人以為勤務連就是打雜，其實不然。在軍校里，勤務連要承擔大量保障和服務工作，說瑣碎也瑣碎，說重要也重要。擔水、打掃、搬運、警戒，粗活累活都少不了。能不能在這種看似平凡的崗位上做出樣子，很考驗一個人的心性。有些人覺得“沒前途”，干得漫不經(jīng)心；也有人明白，軍隊用人，看的就是平時的姿態(tài)，不是嘴上說得多漂亮。

正是這種日積月累的堅持，讓他在連隊很快冒了頭。軍事技術過硬，作風踏實，遇事能沖在前面，連隊開會時，指導員點名表揚，一次多過一次。慢慢地，“骨干”兩個字落到了頭上。1960年代初的解放軍，戰(zhàn)士能被稱作“骨干”，含金量不低，往往意味著下一步會被重點培養(yǎng)。

不久，他被抽調(diào)到集訓隊，專門搞排戰(zhàn)術演練，又被選去代表學校參加北京軍區(qū)組織的軍事大比武。那是個難得的機會，各單位頂尖戰(zhàn)士云集，誰也不敢掉以輕心。日夜訓練，反復模擬，戰(zhàn)術動作、槍械操作、協(xié)同配合，都要做到幾乎條件反射。有人悄悄說：“這回表現(xiàn)好了，日后前途就不一樣。”聽上去有點現(xiàn)實，卻符合當時很多人的心理狀態(tài)。

事實證明，機會確實是留給有準備的人。1963年底，學校準備在全校范圍內(nèi)招收一批新學員，組成“軍事教員隊”，為軍隊培養(yǎng)未來的連排干部和教員。各連隊推薦“干部苗子”，一張張名單送到上級手上。那位定州青年和另外七名戰(zhàn)友，被選入第二大隊六隊，從普通戰(zhàn)士轉為學員，真正走進了“軍官搖籃”的課堂。

二、課堂與操場：軍官搖籃的“日常磨礪”

進入“軍事教員隊”，意味著生活節(jié)奏完全變了。但有一點沒變，緊張。這種緊張，不只是體能訓練的累，而是時間被安排得幾乎分毫不差。一日生活制度在這里執(zhí)行得異常嚴格，起床、出操、早飯、上課、午休、晚自習，每個環(huán)節(jié)都有統(tǒng)一口令，學員私下說：“一天八節(jié)課，大腦和身體輪流‘超負荷’。”

課程分兩大類：政治和軍事。這在當年的高級步兵學校，是鐵定的主干內(nèi)容。政治課主要講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毛澤東著作等。對于很多從農(nóng)村、工礦來的青年，這類理論起初挺抽象，聽起來有點“繞”，但上得多了，就會發(fā)現(xiàn)，它在解釋很多現(xiàn)實問題。教員并不只是照本宣科，會結合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中的事例來講，毛澤東著作里的理論和實際戰(zhàn)例一一對應，聽得時間長了，學員們開始慢慢“聽懂”，也慢慢把“為什么而戰(zhàn)”這件事想得更清楚。

軍事課則更加“硬核”。毛澤東軍事思想、十大軍事原則、三大條令這些內(nèi)容，是理論部分的支柱。配合各種實際操作課程，形成完整的教學體系。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土工作業(yè)，被稱作“五大技術”，一項項安排得極其細致。

射擊課要求很嚴，從半自動步槍一、二、三練習，到手槍一、二、三練習，動作要領、呼吸節(jié)奏、瞄準點，教員盯得仔細。學員趴在射擊訓練場的土坎上，身下常常是硬土甚至泥水，一趴就是一上午。有人趴久了，肩頭被槍托磨得淤青，卻一句怨言也不敢多說，因為靶紙是最直觀的評判標準，彈孔說話，誰也沒法蒙混。

投彈訓練里，“35米及格，40米良好，45米以上優(yōu)秀”這條標準刻在很多人記憶里。訓練場上，站姿、擺臂、出手角度，教員一一糾正。個子瘦小的學員剛開始怎么也過不了40米，急得團團轉。有人下訓后自己抱著石頭練擺臂，直到胳膊累得抬不起來。冬天時，鐵制手榴彈殼被冷風一吹，冰得發(fā)涼，捏在手里就像握著一塊冷鐵，但大家都知道，戰(zhàn)時沒人會看你冷不冷，只看你能不能把彈扔到位。

刺殺課更是磨人。先練基本動作，預備用槍、突刺、防左、防右，再到對刺。剛開始對著草靶練習，學員們揮汗如雨，草靶被刺得碎屑亂飛。待到戴上護具對刺時，場面就沒那么“溫和”了。雖然有護具，但長時間對刺，手臂發(fā)麻，小腿抽筋是常事。有學員下場后半天直不起來腰，只能靠在墻邊緩緩氣。

爆破課的內(nèi)容則更考驗細心。如何在雷管中準確放置導火索，如何把接好導火索的雷管放進炸藥包里，每一步都容不得半點馬虎。教員一再強調(diào)：“爆破不怕慢，就怕亂。”當年的軍校對爆破訓練抓得扎實，因為前線部隊需要懂得這門技術的基層軍官，而這類技能一旦掌握，對日后作戰(zhàn)指揮相當關鍵。

軍體訓練中，有一個動作讓很多學員“頭疼”了幾個月——單杠屈伸上。看起來簡單：雙腳一蹬，雙手正握單杠，身體借擺動的慣性翻上杠面，最后在杠上站穩(wěn)。說來輕巧，做起來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很多學員練了一遍又一遍，先是懸在半空上不去，接著手心磨出水泡，再到手繭結得一層又一層。能夠順利一氣呵成完成動作的那一刻，不少人從杠上跳下來，背后已經(jīng)被汗水浸透，嘴里卻憋著笑——這種進步帶來的成就感，外人很難理解。

緊張訓練之外，軍校還保留著一項“固定節(jié)目”：勞動。每周至少半天時間，學員要在學校大院里種菜、鋤草、整理環(huán)境。菜地里的蔥、白菜、蘿卜，往往直接端上食堂餐桌，這樣的安排既是減輕后勤壓力，也是教育學員懂得勞動價值。擦槍、班務會、晚點名，則是每天的必修課，哪一項都不能省。

周日成了學員們最盼望的日子。那時，一周只留這一天天由自己支配。學校規(guī)定，外出比例控制在三分之一，早飯后自由活動，一般只開兩頓飯——上午八點和下午四點。有人留在宿舍看書，有人趴在桌上給家里寫信，還有人三五成群上街看電影、買日用品。石家莊城不大，但對第一次離開家鄉(xiāng)的青年來說，哪怕多走幾條街、多看幾家店，也算是開了眼界。

戰(zhàn)友之間的感情，就是在這種緊湊又單調(diào)的節(jié)奏里慢慢積累出來的。誰家里來信說情況不太好，大家會湊上前問問，安慰幾句；誰身體不舒服，別人會偷偷幫他多拿一點菜、多舀一勺湯。有人遇到感情上的困擾，也會在熄燈后悄悄和同鋪戰(zhàn)友低聲聊幾句，把心里的郁結慢慢說開。有意思的是，這種交流既真誠又含蓄，很多話說到一半就停下，但彼此心里都明白。

那幾年，有一篇題為《情同手足》的小稿曾被石家莊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寫的就是軍校戰(zhàn)友間互相關心的點滴。稿件本身不算長，卻抓住了一個細節(jié)：冬夜野外訓練，天下起了小雪，學員們趴在地上進行“潛伏”訓練，身下是雪水泥水，身上也落滿了雪。到了深夜，肚子空得咕咕叫，又不能出聲，不能亂動。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有戰(zhàn)友用胳膊輕輕碰了一下身邊的人，把一個冰涼的半個饅頭塞過去。黑暗中大家不能說話，只能默默接過，再用胳膊肘傳給另一個同伴。那半個饅頭，最后傳到誰手里已經(jīng)說不清了，但每個人都記得，那一刻心里的那股暖意。

三、結業(yè)與授銜：從學員到少尉的關鍵一步

時間往往在最忙碌的時候過得格外快。進入“軍事教員隊”后不到一年，1964年11月，原本要用更長時間完成的課程被提前全部學完。那段時間，教室和操場幾乎連成了一條線，白天聽課、訓練，晚上復習、消化，很多學員眼睛里都是血絲。到了結業(yè)會考階段，緊張氣氛更重，大家心里都清楚，這一次會考，是邁向軍官崗位前最重要的一道關口。

12月初，結業(yè)考核結束，成績匯總，畢業(yè)鑒定逐一審定。六隊進行點名時，86名學員全部通過，具備結業(yè)條件，準備迎接軍區(qū)的統(tǒng)一授銜。那天晚上的宿舍，氣氛明顯不同。有人坐在床上發(fā)呆，有人翻來覆去看自己的筆記本，有人輕聲哼唱當年的流行歌曲。對于平均年齡二十出頭的他們來說，接下來的授銜儀式，意味著身份的改變，也意味著責任的加重。

授銜儀式在學校大禮堂舉行。那天，大禮堂早早就布置完畢，主席臺前擺上了桌椅，臺上方懸掛著標語，四周整齊滿掛紅旗。各隊學員穿著嶄新的軍服，皮鞋擦得發(fā)亮，軍帽戴得端正，按隊列整齊就座。主席臺上的首長們身著筆挺軍裝，肩章、領章在燈光下格外醒目。

在正式儀式開始前，各大隊之間有一個“拉歌”環(huán)節(jié)，場面熱烈。有人帶頭唱《團結就是力量》，有人喊起調(diào)子唱《咱當兵的人》，歌聲在禮堂里此起彼伏，掌聲、口號聲一浪接一浪。那種氣氛，很容易點燃年輕人的情緒。坐在隊列中的學員心里都明白，自己已經(jīng)不再是剛進校門時的生澀新兵，而是即將走上連排干部崗位的軍官。

當佩戴少尉軍銜的那一刻，很多細節(jié)后來都成了難忘的畫面。對一個出生在礦工家庭的普通青年來說，能通過軍校這個“熔爐”，走上軍官崗位，是當時很多家庭想都不敢想的改變。少尉是軍銜中的起點，卻也是另一段軍旅生涯的開端。有人低聲對身邊戰(zhàn)友說：“從今天起，咱就是真正的軍官了，可得干出點名堂來。”這句話簡單，卻代表了那一代年輕軍官共同的心氣。

授銜結束后，新的命令很快下達，各學員分配去向陸續(xù)明確。有的被調(diào)往四川的工程兵部隊，準備參與國防工程和重大基建任務；有的去了軍區(qū)機關，進入?yún)⒅\和管理崗位；有的直接下到野戰(zhàn)部隊，走進更為艱苦的第一線；還有一部分，留在了原校任教或從事訓練管理工作。原本朝夕相處的同學，各自打起背包，收拾行李，在校門口一次次握手道別。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以后能不能再碰頭，就看各自的造化了。”話雖輕松，眼里卻有些濕潤。

比較特別的是，那位定州出身的少尉留在了學校。他的軍事基礎扎實，訓練成績突出，又有集訓和比武經(jīng)驗，學校決定把他留作教員和基層干部人選。這種安排在當時不算多見，卻很有代表性。軍隊需要一批內(nèi)行的教員，把戰(zhàn)術、技術、作風一代代傳下去，軍校留人的標準，往往更看重綜合素質。

四、軍旅與轉身：從軍校走向更廣闊的人生

從1961年踏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到1964年授銜走上軍官崗位，再到后來幾十年的人生軌跡，這條線拉長看，會發(fā)現(xiàn)軍校那三年在整個經(jīng)歷中占的分量并不算最長，但影響卻異常深遠。

授銜之后，許多同學在部隊一線長期摸爬滾打，隨著時間推移，有人成長為營、團職干部，有人晉升到師、軍級崗位，也有人在合適時機轉業(yè)地方，開啟新的職業(yè)生涯。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軍校三年的訓練和磨礪，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印跡，卻高度相似：遇事沉穩(wěn)、不輕易退縮，講原則、講紀律，對工作較真，對自己也較真。

那位留校的少尉，在后來的軍旅生涯中，先后干過參謀、助理員、科長等職務。參謀崗位看似“不上前線”，實際上很鍛煉綜合分析和統(tǒng)籌能力，很多作戰(zhàn)方案、訓練計劃，都需要參謀部反復推敲。助理員則要深入連隊、深入官兵，把上級精神傳達下去，把基層情況反饋上來，是連接“上面”和“下面”的重要一環(huán)。科長崗位則更考驗組織協(xié)調(diào)和執(zhí)行力，責任大，事情雜，不少人剛接手時都明顯感覺壓力。

1982年，這位經(jīng)歷了二十多年軍旅生涯的軍官，帶著軍校的底子和部隊的歷練，轉業(yè)到石家莊地方工作。那一年，他已經(jīng)三十九歲。與許多同批轉業(yè)干部一樣，他面臨的是全新的環(huán)境：從營房到機關，從軍裝到便服，從口令到文件，從訓練計劃到社會事務。不同體系的工作節(jié)奏、規(guī)則和人際關系，都需要重新適應。

在地方，他先后擔任檢察員、街道黨委書記、法院副院長等職。每一個崗位的性質不同，但有一點頗為一致：對紀律性、執(zhí)行力、責任心要求極高。檢察工作需要嚴謹細致，面對案件和材料，不能有半點馬虎；街道工作則要與廣大群眾直接打交道，協(xié)調(diào)方方面面的利益訴求；法院副院長更要秉公辦事，依法裁決。在這些崗位上，軍旅和軍校生活留下的那套作風——嚴謹、守紀、堅持原則——起到了不小作用。

2003年，到了依法退休的年紀，他正式離開工作崗位。回頭看，從1943年出生，到1961年入伍，1964年授銜，1982年轉業(yè)，再到2003年退休，一條清晰的時間線串起了個人的一生。不同階段的身份在變化，軍校那段經(jīng)歷卻始終沒有褪色。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與他一同在軍校就讀的同學，后來也在各自崗位上走出了不同的道路。有人一直在部隊干到離休，以軍人身份把整個人生奉獻給了國防事業(yè)；有人早早轉業(yè)，在地方單位默默耕耘；也有人中途因各種原因提前退伍。幾十年過去，再回頭看，很難用“成功”或“不成功”去簡單評價誰的人生更好，但有一點很難否認：軍校里打下的那點底子，無論在戰(zhàn)場、機關，還是在民間單位，都發(fā)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1961年那次入伍，如果沒有三年軍校生活，也就沒有1964年的少尉軍銜，沒有后來的參謀、科長生涯，更不會有1982年后的那一連串地方職務。這些節(jié)點看起來是機會，實際上背后是長期訓練、多次考驗，和一代青年共同成長的時代背景。

許多當年的軍校學員，晚年提到這段經(jīng)歷時，并不刻意拔高，也不喜歡過多抒情，只是淡淡地說一句：“那幾年，吃了些苦，但很值。”在他們看來，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不僅僅是一所教戰(zhàn)術、講條令的軍校，更像是一個嚴厲卻公正的師傅，用最直接的方式，教會一代年輕人什么叫擔當，什么叫規(guī)矩，什么叫在關鍵時刻扛得住事。

從這個角度看，1961年走進石家莊軍校校門的那個夏天，以及1964年佩戴少尉軍銜走出禮堂的那個冬日，不只是個人命運的轉折點，也是那一代青年在國家建設進程中，穩(wěn)穩(wěn)接過一段歷史責任的時刻。軍校生活的細節(jié)，也許會隨著時間淡化，但那套經(jīng)過戰(zhàn)爭檢驗、在和平時期繼續(xù)延續(xù)的軍隊作風，早已融入他們此后的每一步選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