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經濟增長是奇跡？他們連工業化的門還都沒摸到！

本文共924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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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西特·伊納尼 張夏準

編譯|龍風穆

編譯審核| 張謙和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 |單敏敏 江怡

編者按

作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發展經濟學家之一，張夏準的核心主張可以概括為：發展中國家必須依靠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與制度建設，實現生產能力躍遷，而非依賴自由市場自發完成工業化。在此次采訪中，他對印度經濟的分析與其理論高度一致。張認為，印度經濟的根本癥結在于始終未真正實現工業化。制造業基礎薄弱，金融資本主導資源配置，研發和技術投入不足，增長成果又難以惠及普通民眾，導致其經濟表面擴張卻缺乏產業根基與社會包容性。即便是被視為優勢的現代服務業，也因長期處于價值鏈低端，面臨被人工智能技術替代的風險。基于此，他開出針對性“藥方”：以產業能力建設為核心，約束金融資本逐利沖動，引導資源投向設備采購、研發創新、技能培訓和能源基礎設施；同時通過制度安排改善收入分配，推動更加包容的增長路徑。他還特別為印度當前的兩項爭議性政策“正名”。一是產業保護和貿易壁壘。張認為，發展中國家基礎薄弱，理應通過選擇性簽署自貿協定和貿易保護措施，保護本國幼稚工業。二是打造“國家冠軍企業”。韓國的例子表明，冠軍企業事實上能整體帶動國家出口，推動工業化進程，但前提是國家建立明確的獎懲機制，只支持真正擴大出口、加強研發、帶動產業鏈升級的企業。總體而言，張夏準強調，印度仍需堅定推進工業化，以長期國家戰略落實產業升級，而不能停留在政策口號層面。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以供讀者批判參考。

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圖源：《印度教徒報》“前線”專欄

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于2025年4月2日宣布實施“解放日”關稅（“Liberation Day” tariffs），顛覆了延續數十年的全球經濟秩序。為重振美國制造業并減少貿易逆差，特朗普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的基礎關稅，并針對特定國家追加額外關稅。印度最初面臨27%的關稅稅率，隨后在2025年8月被提高至50%，原因是特朗普指責印度購買俄羅斯原油，間接資助了俄烏戰爭。

盡管印度商務部長皮尤什·戈亞爾（Piyush Goyal）向企業和出口商承諾，將很快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以降低關稅，但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指出，這遠遠不夠。

在“前線”專欄對張夏準的獨家專訪中，任教于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著有十余本關于全球發展與產業政策書籍的張夏準，深入探討了印度長期經濟發展、工業化失敗的原因，以及在自動化、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和人工智能威脅背景下，印度仍可能實現工業化的路徑。

?“前線”專欄記者：2026年早些時候，針對特朗普的“解放日”關稅，張夏準在接受《雅各賓》雜志（Jacobin magazine）采訪時曾表示：“不應再回到自由貿易。” 對于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以及過去三十年在印度和亞洲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而言，自由貿易與全球化曾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那么，為何世界不應重返這一模式？

?張夏準：這其中存在一些術語上的混淆。開展國際貿易、能夠向全球市場出口，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作為發展中國家，你需要進口先進技術——無論是以機器、中間產品還是技術許可的形式——而這些必須用外匯支付，因此必須賺取硬通貨。沒有國際貿易，就無法實現經濟發展。

但這并不等同于“自由貿易”。即使存在一定水平的貿易壁壘，仍然可以出口。例如，20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占GDP比重的增長速度遠超80年代——而后者正是大規模貿易自由化的時期——因為貿易壁壘只是決定貿易水平的諸多因素之一。

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無法通過自由貿易實現發展，這一點既有歷史依據，也有理論支撐。20世紀60年代初以前，韓國還只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1961年，印度的人均收入為88美元，韓國為94美元，兩者發展水平基本相當。但韓國決心在汽車、造船、電子等高科技產業中成為重要參與者。當它剛開始發展這些產業時，必須給予極其強有力的保護，否則就會被徹底擊垮。

例如，當韓國開始生產自主設計的汽車時，最大的生產商是現代汽車。1976年，現代僅生產了1萬輛汽車，而同年福特生產了190萬輛，通用汽車接近480萬輛。如果當時韓國實行汽車自由貿易，現代汽車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因此，直到1988年，韓國政府不僅設置了高額關稅，還全面禁止外國汽車進口；直到1998年，才解除對日本汽車的禁令。同時，政府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間接補貼。這就是所謂的“幼稚產業保護”。韓國正是通過類似措施，發展起了汽車、電子、造船等關鍵產業。

?“前線”專欄記者：印度在1991年經濟自由化之前，也曾實行強有力的保護主義政策。那么，為何印度的做法未能奏效？

?張夏準：因為在印度，直到20世紀80年代，貿易保護政策主要用于維護現有生產者的既得利益，而非幫助它們積累生產能力、走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以印度汽車行業為例，政府曾認為生產優質汽車是迎合西方消費主義的表現，因此長期堅持生產老款奧斯汀大使車型。20世紀50年代，這種車尚可接受，畢竟當時全球都類似；但到了80年代，仍然堅持生產該車型已顯得荒謬可笑。印度最終不得不引入鈴木及其他日本制造商來的更好汽車。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是無效的。只有當貿易保護政策被用來培育本國幼稚產業，使其具備全球出口競爭力時，才真正發揮作用。

?“前線”專欄記者：但印度在完成初創產業保護階段后，并未進入制造業的良性循環。這種情況確實沒有在印度出現。

?張夏準：的確，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歷了所謂的“過早去工業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但我要指出的是，印度甚至從未真正實現過工業化。20世紀60年代初，印度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14%，到2000年代一度上升至18%，而如今這一比例已回落至12%至13%。

以巴西為例，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其制造業占GDP比重約為35%，如今卻已降至約10%，這正是“過早去工業化”的典型表現。

而印度更令人擔憂的是，它甚至未能維持2000年代所達到的較低水平的工業發展。

?“前線”專欄記者：盡管如此，印度仍抱有成為全球制造中心的雄心。政府為此已推動了二十年，2014年莫迪總理更是推出了“印度制造”倡議。然而，印度始終未能成功，錯過了兩次從中國轉移出的制造業投資浪潮，這些投資最終流向了東南亞地區。為何印度屢次工業化失敗？

?張夏準：我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經濟結構。印度的商業精英并不真正支持深度工業化。這些精英要么集中在金融領域，要么即便身處工業領域，也與金融資本保持緊密聯系——而金融資本并不青睞工業化，因為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投資回報率。

從短期來看，若要建立堅實的工業基礎，就必須經歷一段金融被抑制的時期。如果股東持續要求分紅，企業便無法留存足夠資金用于再投資。

可以說，最著名的印度企業之一——盡管我不確定它現在是否在法律上仍屬印度——是鋼鐵制造商安賽樂米塔爾（ArcelorMittal）。但拉克希米·米塔爾（Lakshmi Mittal）是通過精明的并購而非技術創新建立起這家企業的。印度的精英階層不愿等待10到15年，也不愿犧牲短期財務回報來培育長期的生產能力。

工業化需要對工人技能、基礎設施以及研發（R&D）進行持續投入。我查閱了印度最新的研發數據，其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僅約0.6%，遠低于經合組織（OECD）國家3%的平均水平，更無法與韓國5.2%的投入相比。

我擔心，印度并未真正致力于發展制造業。早年印度雖建立了部分制造業，但當時并無融入全球經濟的雄心；而后來政府和企業雖口頭上表示要發展制造業，卻并未采取實質性舉措，因為他們不愿放棄短期利益，去換取一個更具活力、以工業為驅動的長期經濟前景。

2025年8月14日，旁遮普邦（Punjab）一家工廠鋼材加工生產線上的工人。圖源：《印度教徒報》

?“前線”專欄記者：金融過度化與股東資本主義將資本從生產性能力中抽離。疫情后，印度經歷了一場金融繁榮，但這一繁榮似乎日益脫離實體經濟。你的研究指出，投資占GDP的比重是實現持續工業化的核心指標：中國超過40%，韓國為33%，而印度——盡管仍處于較低的發展階段——卻僅勉強達到30%。你如何評估這一現象？

?張夏準：經濟成功的秘訣并無神秘之處，最關鍵的指標就在于你是否在投資。從這一點來看，印度的表現并不算太差。

但更重要的是，你投資的領域是否正確？你需要將資本投入基礎設施、教育、技能培養、機械設備以及技術許可等領域。缺乏這些投資，就不可能出現所謂的“魔法式”經濟增長。印度是一個人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相對貧困國家，但其體量龐大、資本充足，完全有能力在少數關鍵產業中培育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工業體系。它擁有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與科學家。然而，為何這些潛力未能轉化為現實？因為政府并未做出真正嚴肅的努力。

?“前線”專欄記者：在你的研究中曾提出，國家應在發展的各個階段更積極地參與資本配置。那么，政府如何在不引發市場恐慌的前提下，將資本配置從金融市場重新引導至生產性領域？

?張夏準：當金融化程度過高時，這一過程將極為困難，因為金融市場追求短期收益，對任何可能削弱其回報的舉措都會做出負面反應。應對之道在于雙管齊下：一方面，適度約束金融行業的過度權力；另一方面，采取有說服力的溝通策略。

你必須讓公眾明白，對金融部門的限制雖會在短期至中期降低金融利潤，但將開啟企業轉向機器設備與研發投資的新趨勢。當政府派遣人才赴海外學習工程時，必須確保他們學成歸國，而非流向美國或英國的咨詢公司與投資銀行。

你必須采取行動，證明“等待是值得的”。部分金融從業者目光短淺，但即便在金融界，也有許多人意識到：擁有一個更大經濟體中較小的份額，遠勝于在一個小經濟體中占據巨大份額。如果金融部門的多數人相信，印度經濟戰略改革將提升長期增長前景，他們也會認為，這一新路徑同樣有利于自身利益。

2014年9月25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德里出席“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啟動儀式。圖源：《印度教徒報》

?“前線”專欄記者：私人部門投資在印度長期滯后。財政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多次敦促企業加大投資。2026年早些時候，她指出：“企業資產負債表狀況良好，卻將可投資金閑置，而非用于產能擴張。”

?張夏準：這正是關鍵所在。私營部門必須投資。政府能做的終究有限。政府需要設法引導私營部門投向正確的產業——無論是通過國有銀行體系掌握的金融杠桿，還是通過構建有說服力的敘事來激勵投資，或是促成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社會契約。每個國家都需探索適合自身的路徑，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必須投資正確的領域。

?“前線”專欄記者：特朗普的“解放日”關稅政策沖擊令懷揣工業化夢想的印度政策制定者。印度原本希望利用關稅套利機會，但樂觀情緒很快消退。面對這種貿易不確定性，各國政府該如何應對？

?張夏準：特朗普的做法不可能長久。在美國，關稅的最終決定權屬于國會。他通過《國際經濟緊急權力法》繞開國會實施關稅，但這一做法已遭挑戰，目前案件正由最高法院審理。未來幾個月內，該政策可能被推翻，屆時局勢將發生劇變。

即便如此，美國2027年還將迎來中期選舉，國內通脹壓力也在不斷上升。特朗普在此事上表現得相當愚蠢：若真想遏制中國，本應聯合印度、韓國或日本，宣布“我不會對你們征稅，但將對中國征收100%關稅”，從而讓這些國家取代中國。但他卻對所有國家加征關稅，樹敵眾多，導致美國自身通脹持續攀升。

一種可能的情景是，通脹迅速加劇，到2026年夏季，共和黨陷入困境，被迫向特朗普施壓以緩和保護主義政策。即使這種情況未發生，我們也應清醒認識到：特朗普并非君主，不應將其政策視為永久狀態。2026年印度面臨50%的關稅，但2027年很可能不再如此，四年后幾乎肯定不會維持這一水平。

?“前線”專欄記者：印度還能實現工業化嗎？盡管GDP增速保持在6%至7%之間，位居全球前列，但考慮到其龐大的年輕勞動力群體和持續存在的失業問題，這種增長仍顯乏力。在數十年未能實現制造業可持續發展之后，如今又面臨人工智能、自動化以及特朗普關稅的多重沖擊，印度是否仍能將工業化作為通往繁榮的道路？

?張夏準：?堅決地回答：能。?沒有一個國家能在缺乏實質性工業化的情況下實現高水平的生活質量。卡塔爾等資源型國家是少數例外，但即便是常被稱作“服務業主導繁榮”的瑞士和新加坡，若以人均制造業增加值衡量，仍位列全球最工業化國家之列。瑞士的人均制造業附加值居世界首位，新加坡常年位居第二至第四。它們之所以擁有強大的服務業，正是因為背后有繁榮的制造業支撐——高附加值服務如工程、研發、設計咨詢、金融等，主要客戶正是制造業企業。

其次，印度常被視為“服務業主導發展”的成功案例，但與過去25年中國取得的成就相比，這一模式相形見絀。印度在部分出口導向型服務領域表現不錯，但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較低的環節，如后臺處理、呼叫中心和基礎軟件編碼，未能實現產業升級。印度有像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這樣的全球性企業嗎？有麥肯錫（McKinsey）級別的咨詢巨頭嗎？

我并不認為AI將在未來五年徹底改變世界，對此我持高度懷疑態度。但有一類產業將受到AI嚴重沖擊，恰恰就是印度目前所依賴的服務業。例如，AI已能勝任基礎編程工作。印度將成為AI沖擊下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它必須盡快轉型，必須走上工業化之路。

2025年11月23日，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納迪亞（Nadia），一名農民正在芥菜地里噴灑殺蟲劑。圖源：《印度教徒報》

?“前線”專欄記者：印度前央行行長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曾多次表示，印度已經錯過了制造業的發展機遇，無法再效仿亞洲工業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發展路徑，原因是工廠自動化趨勢日益增強，最終將抵消其低成本優勢。他認為，印度應將服務業作為主要增長模式。這種觀點正確嗎？

?張夏準：?不正確，這一判斷存在嚴重偏差。首先，如果拉詹擔心的是自動化（包括人工智能）對產業的沖擊，那么他更應擔憂的恰恰是印度當前依賴的服務業。AI最先取代的正是數據處理、基礎編程、呼叫中心等低附加值服務崗位——而這正是印度服務業出口的核心領域。相比之下，制造業雖然也受自動化影響，但其產業鏈長、本地化需求高、技術溢出效應強，反而更具抗風險能力和升級空間。其次，全球范圍內，制造業的重要性并未下降。過去50年，制造業在全球產出和就業中的占比基本穩定，變化的只是地理分布——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制造業并未消失，而是重構。

更關鍵的是，制造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要載體。在美國、英國這類制造業僅占GDP 9%-10%的國家，60%至70%的研發活動仍集中在制造業領域；在德國、韓國等工業強國，這一比例高達80%至90%。一旦放棄制造業，國家整體的技術進步速度將顯著放緩。

我真正擔憂的是，像拉詹和如今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這樣的經濟學家，正在誤導發展中國家，使其誤以為“工業化已過時，僅靠服務業就能實現繁榮”。這是一種危險的錯覺。

?“前線”專欄記者：面對當前工廠自動化、AI沖擊、貿易壁壘上升和西方保護主義抬頭的現實，若印度仍決心推進工業化，有哪些可行的政策選擇？

?張夏準：印度將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國內需求。它是一個大國，中國也是如此。中國之所以大力發展出口，原因如我前述——你需要出口，以維持進口更先進技術的能力。但像印度這樣的大國，必須為國內市場發展一些基礎制造業。這聽起來不如為美國醫院解讀MRI掃描那么光鮮；但人們需要吃飯，需要家用電器，需要這些基本生活物資。

?“前線”專欄記者：印度必須為國內市場生產更多的鞋子、牛仔褲、紡織品和消費類電器嗎？

?張夏準：是的！如果無法為普通民眾提供這些基本生活所需，經濟增長和發展又有什么意義？印度在某些領域，如制藥業，已具備世界級能力。為何不借此推動未來產業的發展？若要實現增長，還需要大量能源，那為何不發展綠色能源產業？有許多并不困難的事，都可以用來推動工業化。

?“前線”專欄記者：迄今為止，印度對特朗普關稅的應對方式是，努力多元化其失去的美國出口市場份額，并加快與英國、澳大利亞、阿曼、新西蘭等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這足夠了嗎？

?張夏準：短期內這或許并非壞主意。但如果你持續與更發達的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你將削弱自身培育幼稚產業的能力。例如，若你與澳大利亞簽署自貿協定，你就難以發展采礦設備產業——而澳大利亞正是該領域的全球領先生產國之一。印度企業將持續從澳大利亞購買這些設備，而你無法對其設置貿易壁壘。

這些自貿協定或許能讓你更深入地進入海外市場，但別忘了，它們也會將你的經濟狀態“凍結”在當下。這只是一種短期的緩解措施。

2018年2月21日，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在勒克瑙（Lucknow）舉行的2018年北方邦投資者峰會上致辭，印度總理莫迪出席了此次會議。圖源：《印度教徒報》

?“前線”專欄記者：莫迪的標志性政策之一是打造像阿達尼集團（Adani Group）這樣的“國家冠軍企業”。人們常將其與韓國的財閥（驅動經濟增長的大型家族企業集團）相提并論。但考慮到印度的政治經濟環境，這是否會冒著加劇權貴資本主義的風險，從而導致經濟停滯而非加速增長？

?張夏準：我認為創建并支持這些大型企業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即便不能立即實現，但最終有望成為全球競爭者。

但在嘗試創建和支持它們時，必須設定前提條件。如果我們利用納稅人的錢為這些公司提供各種保護和補貼，它們就必須在生產力、就業和出口方面有所作為。這正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過去非常擅長的。例如，它們會要求外商在投資某個行業時，必須與當地企業成立合資公司，以此產生動力和強制力來促使外資公司轉移技術、培訓工人等等。但作為回報，合資公司需要（按計劃）提高國產化率，比如在10年內從55%提高到85%。

你需要各種各樣的條件，而且這些條件因行業而異。作為政府，你不能只是把錢撒出去，然后寄希望于它們不知怎地就能出成果。有些企業會成功，但有些不會。你必須明確這種支持是有條件的——如果公司在比如10年內表現不佳，你（政府）就會撤銷支持。

?“前線”專欄記者：但在印度目前的發展階段，財富集中程度似乎非常嚴重。南非為其G20主席國任期委托的一份報告發現，在2000年至2023年間，印度頂層1%人口的財富飆升了62%，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53%。

?張夏準：從長遠來看，你需要讓民眾相信這個體制是在為他們服務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會看到像特朗普這樣的人當選——他們并無意幫助普通民眾，卻通過聲稱體制已經失效并喊出“我是為你們而來”來獲得權力。不幸的是，一旦他們當選，所作所為往往會傷害窮人。

因此，印度頂層這種廣泛的財富集中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在一個仍有數百萬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國家，你需要一種能為這些人帶來福祉的發展戰略。我明白這比宣傳口徑中描述的要有限，但莫迪先生之所以變得受歡迎，是因為他確實提供了一些基本保障，如廁所和供水。即便你屬于精英階層，分享一部分財富給社會貧困階層也符合你的長期自我利益。因為否則的話，他們會摧毀這個體制。

?“前線”專欄記者：對政府數據的分析發現，盡管印度在過去十年見證了強勁的GDP增長率，但農村實際工資的增長卻一直處于停滯狀態。整整持續了十年。

?張夏準：這讓我十分驚訝。

?“前線”專欄記者：在各國的經濟史以及國家發展的進程中，你是否發現過類似的情況？印度的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一個非常令人費解的趨勢”。

?張夏準：這就是人們過去常說的“飛地型增長”（enclave growth）。已故美國經濟學家蘭斯·泰勒（Lance Taylor）曾在1976年寫過一篇關于巴西的論文，題為《“比林迪亞”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Belindia）。當時，印度還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他的論點是，巴西就像是疊加在印度之上的比利時：富人聚居的小島周圍環繞著大批窮人。今天的印度正在變成（泰勒筆下的）“比林迪亞”。這種增長模式從長遠來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續的。

想想東亞國家，盡管當時發生了各種糟糕的事情——軍人主導、一黨統治、壓制工人權利等等——但它們維持了增長軌跡，是因為它們與窮人分享了增長成果。這些國家都進行了土地改革，而且盡管它們的福利國家規模很小，但對弱勢群體有很多保護措施。

例如，直到20世紀90年代，韓國還對大型零售店設有嚴格限制，以保護小零售店不被大型競爭對手吞并。它還為中小企業保留了一些特定行業——制作豆腐就是其中之一；大公司不能生產豆腐。如果你是在這些“受保護”部門經營的小公司，你的生活水平可能不高，但至少能讓你維持生計。

最終，隨著快速工業化，所有這些非正規就業的人員都被吸納進了正規經濟。對于一個富裕國家來說，韓國目前的非正規就業比例依然較高，但至少不再像20世紀60、70年代那樣——當時約50%的人是農民，30-40%的人就業于非正規經濟部門。

印度必須創造一種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前線”專欄記者：最后一個問題，這與我們剛才討論的話題無關。2026年，你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將經濟學教育稱為“思想界的俄羅斯航空”（Aeroflot of ideas）。在你看來，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張夏準：許多經濟政策實際上并不是由經濟學家制定的。這取決于所在國家或地區，但如果你去中國大陸或中國臺灣，所有高層決策者都是工程師和科學家。在現實世界中，經濟學并沒有看起來那么重要。

當今經濟學的問題在于，它基本上被一種特定的理論——新古典主義理論——所統治。正如所有其他理論一樣，它在某些方面很擅長，但在其他方面表現糟糕。新古典經濟學最初是為了解釋發達經濟體中在所有基礎制度完備情況下的市場交換。如果你試圖用它來理解經濟發展，那是行不通的。所有理論都是如此。凱恩斯主義理論可能非常擅長理解宏觀經濟波動和金融危機，但當你試圖組織產業發展時，它就沒那么有幫助了。

不同的理論為不同的目的而開發。我們需要一個多元化的環境，讓不同的理論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貢獻。遺憾的是，到處只應用一種視角是行不通的。

新古典經濟學家還形成了一種理解現實世界的極其狹隘的方式。一切都必須關乎數據。一切都必須制成這樣或那樣的指標，而對歷史、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因素等的理解，充其量被視為裝點門面，最壞的情況則被認為毫無用處。學生們畢業時具備了處理數據的能力，但他們不了解歷史背景、政治環境以及許多在現實世界決策中至關重要的其他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注定會給出并不具有現意義的政策建議。

作者簡介：

張夏準（Ha-Joon Chang），韓國發展經濟學家，長期任教于劍橋大學，研究領域集中于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政策與全球經濟治理批判。他是當代“發展型國家”理論與產業政策復興論的重要倡導者之一。 羅西特 · 伊納尼 （ Rohit Inani ） ，常駐新德里的獨立記者，報道領域涵蓋經濟、商業和政治經濟學。

本文編譯自《印度教徒報》“前線”專欄2025年12月25日文章 ，原標題為

India hasn’t even experienced 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Ha-Joon Chang

編輯：宋可馨

審核：陳玨可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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