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書中的吉林市·衙署街路篇之御史公署

在吉林市的老城肌理中，曾短暫存在過一座特殊的衙署——御史公署。它雖非地方行政序列中的固定衙門，但作為自上而下、臨時派駐行使國家監察權力的臨時衙署，卻也在城市的官署格局中留下了獨特的印跡，映照著清代吉林軍政體系演變中的一段特殊歷史。

“御史”是中國古代主要的監察官員，其核心職責在于監督百官、巡查地方政務及檢舉彈劾不法行為，相當于今天的紀檢部門。清代沿襲明制，設立都察院，并以此為中心構建起系統的巡察御史體系。該體系中，針對地方的巡察御史主要分為三類：

一是常規巡察。清初曾設各省巡按御史，代表中央對地方政務進行綜合性巡視（職能近似今之中央巡視組），后因其與清代確立的督撫體制及密折奏事制度在功能上重疊沖突，且由于巡察地方御史地位顯赫，易對地方行政形成過度干預，于順治后期逐漸廢止。康熙朝，因吏治整頓需要，曾時斷時續地派遣巡察御史，但未成定制。直至雍正朝，為強化中央集權、填補監管空當，系統性地恢復常規巡察。

二是專項巡察。如巡鹽、巡漕、巡倉御史等，負責監管重要經濟領域。

三是邊疆特派。在東北、蒙古等實行軍府制統治、未建立標準行省體系的地區，創設了獨具特色、年度輪換的“值年御史”，旨在監督駐防將軍、都統等滿蒙大員，稽查旗務、邊貿及皇室特產地（如人參、貂皮），防止邊疆大員做大與資源流失，是皇權直接嵌入邊疆治理體系的特殊安排。

吉林御史即屬第三類——邊疆特派御史。其設立與雍正朝大力整飭吏治、強化中央集權的國策緊密相連。康熙后期吏治漸趨松弛，為整頓官場、鞏固統治，雍正皇帝采取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改革措施，其中一環便是加強對地方（尤其是邊疆要地）的直接監控，正式在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地設置“值年御史”，實行一年一輪換，避免御史和地方官員形成利益關系，互相包庇。此制度旨在打破邊疆軍政大員可能形成的封閉體系，通過中央特使的常態化巡視，直接稽查旗務、邊貿及人參等皇室特產資源，從而將皇權監督嵌入邊疆治理結構，成為中央直接介入并掌控邊疆事務的一項制度化利器。

《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職官二》載：“雍正間，置巡察各省御史，江寧、安徽一人，湖北、湖南一人，山東、河南一人。巡視吉林、黑龍江科道，滿洲二人。”《盛京通志》卷三十九《官職一》則更明確記載了吉林御史的設置、官員編制、性質和基本職責：“雍正元年，于寧古塔、黑龍江并設值年（“值”是當值、輪值，“年”指一年）御史，一年而更。在寧古塔者，滿漢各一員。四年，設稽察奉天各衙門御史一員。七年，裁寧古塔漢御史缺。”當時派出的御史職數為：盛京、黑龍江將軍駐地各派出一名滿洲大臣御史，寧古塔不僅派出一名滿洲大臣，還另配備一名漢大臣。直至雍正七年（1729年），才裁撤漢大臣值年御史一職。

《盛京通志》卷三十九《官職一》中關于吉林御史設置的記載

為安置好御史，各將軍衙門均籌建巡察御史府邸，小心謹慎地進行接待。如，成書于光緒年間的《吉林通志》卷二十五《輿地志十三·廨署》記載：“御史公署，十五間，雍正六年設（《盛京通志》四十六）。今廢。” 同期，“打牲烏拉御史公署，二所，在城東門外。”“齊齊哈爾御史公署，在城內東南，共九間，雍正元年設，乾隆十二年裁。”

《吉林通志》卷二十五《輿地志十三·廨署》中關于御史公署的記載

此類御史公署并非常設的地方衙署，而是中央欽差巡察時的臨時駐所與辦公場所，兼具執行公務、接見官員及供奉詔命等功能。

吉林城御史公署的具體位置，現存志書均無明確記載。若遵循清代駐防城“內城置衙署”的普遍布局原則，則可做合理推測：吉林城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建成后，形成內、外城格局，內城通常為軍政衙署集中區。作為中央特派的監察機構，為便于履職并與最高軍政長官（吉林將軍）保持聯絡，其所在地極可能與吉林將軍署相去不遠。

于吉林實行的一年一值御史制度延續到乾隆時期。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朝廷對巡察體制進行改革，《盛京通志》卷三十九《職官一》載：“盛京等處巡察官員，每屆三年，該衙門將衙門應否差員之處請旨。”乾隆四十年（1775年），朝廷對御史任期再次做出調整，“嗣后巡察盛京、吉林、黑龍江著于五年奏派一次，著為令”。巡察盛京、吉林、黑龍江官員的任期一再延長。至乾隆四十年改為五年一奏派。

《盛京通志》卷三十九《職官一》中對御史制度的記載

但這種特派御史在執行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弊端。《吉林外記》卷八《雜記·查城》記載：“東三省向例，五年星使按臨各城，查閱錢糧、倉庫、點驗軍裝、器械、馬匹，總在冬季往返跋涉，不勝其累。不但驛站疲于奔命，而各城供給，竟至一二年不能彌縫其闕。嘉慶二十三年，將軍富俊條奏：以各城即有虧空計，值巡閱之年，早為借備齊全，盤查成為故套，勞兵傷財，于公事無益，請停止。責成三省將軍隨時稽查，不拘年限，出其不意，欽派盤查，庶得實濟。奉旨：向例每屆五年，派京卿一員，巡查奉天，由盛京五部侍郎內奏派二員，巡查吉林、黑龍江。因思派員巡閱，原以慎重官守，稽查懈怠。然定例年限，則期可預知，即有弊端，不難先期掩飾，于事仍無裨益。嗣后，該三省屆期巡查之例，俱著停止奏派。朕酌量應查閱之處，特旨派員前往，以昭核實。欽此。”

《吉林外記》卷八《雜記·查城》中關于巡查御史的記載

由《吉林外記》記載可見，嘉慶年間東北地區“五年巡查制”的廢止，根源在于該制度在實踐中已完全背離設計初衷。按舊例，朝廷每五年冬季派遣御史（“星使”）巡查東北各城，盤查錢糧、倉庫及軍備，卻因執行僵化衍生出兩大積弊：一是御史長途巡查與地方超規接待，不僅拖垮驛站系統，更造成“一二年不能彌縫其闕”的財政窟窿；二是監督機制失效，即使各地官府錢糧賬目有虧空，一聽說五年一次的大檢查要來，就提前找人借錢、把賬面做平。所以這種固定時間的巡查根本查不出真問題，只是走過場。于是嘉慶三年（1798年）吉林將軍富俊建議停止定期巡查，改為由三省將軍平時負責稽查，同時朝廷可不定期地突然派遣官員進行突擊檢查。皇帝采納了此建議并下旨：今后停止固定的五年巡查慣例，改為由皇帝根據情況，親自特派官員前往需要巡查的地方進行突擊檢查，以確保實效。于是嘉慶四年（1799年），巡察盛京、吉林、黑龍江等三省御史停止差遣。

御史停止定期差遣后，專門為巡察御史設立的“公署”就失去了制度基礎和實際需要。因此，“御史公署”最有可能的結局，是被新的官署、民宅或商業設施所取代，從城市地圖和公共記憶中徹底消失，最后凝固于《吉林通志》“今廢”二字的歷史記載之中。

來源 吉林市發布

責編 張添奧 實習生楊子闊

二審 丁美佳

終審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