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外交部要求默茨，訪華之行該去就去，但去了必須對中國更強硬

早在春節前，就已經傳出德國總理默茨將在春節結束后訪華，隨著法國總統馬克龍，愛爾蘭總理米歇爾、芬蘭總理奧爾波、英國首相斯塔默等歐洲大佬陸續訪華后，這次默茨的訪華為2026年的訪華潮又添靚麗一筆。

在起飛前的柏林，氣氛卻冷峻得近乎割裂，就在出發前夕，默茨關起門來開了一場閉門會議，根據《明鏡周刊》披露的細節，會議的主題只有一個：如何在談判桌上逼迫中國按德國的條章辦事。

德國外交部那份措辭嚴厲的備忘錄還擺在他的案頭，建議總理在此次航程中務必展示出一種“強硬姿態”。

一邊是迫切需要訂單止損的工業巨頭，一邊是試圖維持政治自尊的教條主義。默茨兜里揣著求生的賬本，臉上卻不得不掛著博弈的冷面。

數據永遠比政客的口號更誠實，2025年，盡管柏林在外交辭令上極盡疏離，但市場的重力法則卻在瘋狂回擺。

那一年的中德貿易額鎖定在2518億歐元，實現了2.1%的逆勢增長；而曾經被寄予厚望的美國市場，貿易額卻縮水至2405億歐元，同比下滑了5%。

德國經濟在2023至2024年連續兩年萎縮后，整個2025年幾乎處于停滯狀態，所謂的“脫鉤斷鏈”沒能帶來預想中的大象轉身，反而讓德國引以為傲的制造業險些窒息。

大眾的工廠在等待復蘇，西門子的電氣設備需要市場消化，拜耳的生物醫藥研發更離不開供應鏈的穩定。

這30位高管之所以愿意在這個時刻集體出動，是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德國的工業命脈，依然深深刻印在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和供應鏈中心里。

這種求生本能，迫使默茨在基民盟黨代會上不得不承認，德國必須與全球發展關系，“當然包括中國”，所謂的“去風險”，在現實的報表模型面前，終究變成了一種極其昂貴的自憐。

默茨此番亞洲之行，將印度設為首站，這種典型的政治平衡術本意是向華盛頓表忠，以此分散所謂的“對華依賴”。

在不久前結束的慕安會上，默茨拋出了一句令世界側目的斷言：北京的軍事實力將在可預見的未來與華盛頓平起平坐。

尤其是當特朗普對北約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嫌惡，甚至開始公開覬覦格陵蘭島的資源時，柏林終于意識到，那個曾被視為避風港的美國，正逐漸變成一個不可預測的外部威脅。

德國之聲的報道可謂一針見血：默茨政權已經不再視美國為唯一的依靠，王毅在慕安會上提出的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主張，恰好擊中了德國戰略自主的軟肋。

當美國在保護主義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中國所維護的基于規則的貿易秩序，反倒成了德國企業眼中最后的一塊浮木。

默茨此行明確提出要重新討論中德“戰略伙伴關系”，本質上是在美國失焦后的全球變局中，為德國尋找一個新的定盤星，這不單是買賣，這是在進行一場關乎國運的地緣對沖。

德國人習慣了在歐洲扮演領頭羊，但在對華務實合作這條賽道上，默茨今年顯然跑得有點慢了，在他還在為國內輿論和外交部建議糾結時，英國的斯塔默早已帶著近60家企業代表完成了訪華。

斯塔默表現得極其務實——不搞無謂的政治對抗，不觸碰敏感紅線，最終抱回了數十億英鎊的真金白銀，更別提早已先于默茨一步的馬克龍、奧爾波，甚至是加拿大的卡尼。

這種對比是慘烈的。德國過去兩年的“政治正確”，代價就是其在華話語權的變相稀釋。當鄰居們已經通過平等對話拿到了未來門票，默茨才遲遲啟程，這讓他在北京的談判桌前少了幾分從容，多了幾分急功近利。

他迫切需要帶回一份足以支撐其執政底氣的成績單。可這種既想拿紅利、又想握籌碼的“既要又要”心態，真的能撬動中方的讓步嗎？

這種單邊博弈的傲慢邏輯，恐怕正是德國當下最大的軟肋，合作的誠意從來不是掛在嘴邊的，而是體現在底線的尊重上。

他們一邊希望在商務談判中求得中方的寬容與慷慨，一邊卻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反復橫跳。

這種政治投機行為正在讓兩國的信任余額迅速歸零，想靠“強硬姿態”來換取市場讓利，這不單是對中方的誤判，更是對基本商業邏輯的無視。任何一種穩固的關系都不可能建立在威脅與勒索之上。

默茨坐在北京的會議室里時，或許應該復盤一下斯塔默的成功經驗，在那套邏輯里，對抗沒有未來，平等才是敲門磚。中國的大門從未關閉，但也絕不會容忍帶著傲慢偏見的試探。

默茨訪華，是一次在經濟現實主義與政治虛榮心之間的極限搖擺，當30位工業大佬的生存訴求，遭遇冷戰殘余的政治規約，德國表現出的是一種近乎扭曲的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