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絕對是繞不開的三大巨頭。他們雖然同屬儒家陣營,大方向上高度一致,都主張教化育人、維護社會秩序,但在一個核心問題上,卻各執一詞、分歧拉滿——那就是“人性到底是什么樣的”。
先說說儒家創始人孔子,他對人性的解讀最溫和,也最接地氣。孔子嘴里的“性”,說白了不是指人性的善惡,主要是指人的才性、才能。他最經典的一句話就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簡單來講就是:人天生的才能、資質都差不多,沒有太大差別;而后來人與人之間變得不一樣,有的優秀、有的平庸,全是后天學習和環境影響的結果。
到了孟子這里,直接給人性定了調——性本善。他和孔子不一樣,把“性”直接和“善惡之心”掛鉤,認為人從出生起,骨子里就帶著四種與生俱來的善心,這就是著名的“四端心”:惻隱之心(就是同情心,看到別人難會心疼)、羞惡之心(知道什么是羞恥,做錯事會愧疚)、辭讓之心(懂得謙讓,不與人爭)、是非之心(能分清對錯,明辨善惡)。在孟子看來,人性本善,這是天生的,后天只要好好守護這份善心,就能成為君子。
可到了戰國晚期的荀子,卻直接唱起了反調,提出了和孟子完全對立的觀點——性本惡。荀子認為,人的本性就是好利惡害的,天生就喜歡追求利益、貪圖享受,討厭吃苦受累。如果放任這種本性發展,不加以約束,人與人之間就會為了爭利益而互相爭斗、互相殘害,最終讓整個社會陷入混亂。
但荀子并不是悲觀主義者,他認為人有主觀能動性,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說,人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不是被動聽從天命。他主張“明于天人之分”,也就是分清天和人的不同職能,天有天的規律,人有人的職責,不能混為一談;同時他也反對“舍后王而道上古”,意思是不能一味照搬古代的做法,既要借鑒古代賢王的經驗(法先王),也要學習當代君主的有效治理(法后王)。
更特別的是,荀子打破了儒家“重禮輕法”的傳統,把“法”提升到了和“禮”同等重要的地位,主張禮法并用,靠禮來教化,靠法來約束。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弟子里才出了李斯、韓非這樣的法家大佬——這在儒家弟子里,算是非常特別的存在了。
回到人性論上,荀子明確說,“性”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惡端”,比如天生的好利之心、貪圖耳目享樂的欲望,這些都是人性本惡的證明。在他看來,人天生只有動物性,根本不具備社會性;我們所說的善性,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通過教育、培養,慢慢養成的。
這也正是荀子大力提倡“勸學”的原因——他認為,人只有通過不斷學習,接受禮義的教化,約束自己的惡念,才能摒棄動物性,養成善性,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人,社會也才能正常運轉、安定和諧。
其實說到底,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論,看似針鋒相對,本質上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找到人性的本質,從而制定出合適的教化和治理方式,讓社會變得更好。孔子講“習相遠”,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性;孟子講“性本善”,強調守護本心;荀子講“性本惡”,強調后天約束與教化。三人各有側重,卻共同豐富了儒家思想,也讓我們對“人性”這個永恒的話題,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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