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2月的平壤,政治日程以一種高度儀式化的方式推進。朝鮮勞動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閉幕之際,金正恩在工作總結報告中對朝韓關系作出新的表述:將韓國視為“徹底的敵國、永遠的敵人”,并宣稱不再執著于被證明“不科學、不現實”的對話與合作路徑。措辭之強烈,引發外界對半島局勢走向的再度關注。半島政治長期在緊張與緩和之間擺動,而每一次語言層面的重估,往往不僅是修辭變化,更是政策信號與安全邏輯的外顯。核心問題由此浮現:當“同族敘事”讓位于“敵國定位”,區域安全結構將承受怎樣的再平衡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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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問題的歷史縱深,使任何單一事件都難以脫離背景而被理解。停戰機制延續至今,和平條約始終缺位;軍事對峙與政治對話交替出現,信任累積卻屢屢中斷。冷戰遺產與現實地緣政治交織,使南北關系既承載民族情感,也深嵌安全博弈。過去數十年,半島曾多次出現緩和窗口:高層會晤、軍事熱線、經濟合作設想。然而,窗口的開啟與關閉,頻繁受制于安全事件、國內政治周期以及大國關系波動。語言的升溫與降調,成為各方政策調整的前奏與注腳。
此次表述之所以具有分量,在于其對關系性質的重新界定。將韓國排除在“同族類別”之外,意味著象征層面的身份重構;將南北關系定位為“最敵對的國家與國家關系”,則觸及制度與戰略層面的根本邏輯。身份與制度的雙重調整,往往預示著政策工具箱的變化:對話優先級的下降、威懾權重的上升、軍事與外交節奏的重排。措辭并不自動轉化為行動,但它為行動設置了新的解釋框架,也為未來互動劃定更窄的空間。
成因層面,需要在安全、政治與戰略三條線索中尋找交匯點。安全維度上,長期的軍備競逐與演訓互動,使威脅感知不斷被強化。任何一方的軍事動作,都可能被對手納入最壞情境進行解讀。政治維度上,國內合法性敘事與政策連續性要求,促使領導層在關鍵節點通過強硬表述凝聚內部共識。戰略維度上,大國競爭結構的變化,持續影響半島各方的安全選擇與對外姿態。當外部環境趨于不確定,政策制定者更傾向于依賴可控性更高的威懾與自助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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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風險由此呈現出擴散效應。對南北關系而言,強硬定性將進一步壓縮溝通渠道與互信積累的可能。危機管理機制若缺乏維護,誤判概率隨之上升。對區域安全而言,軍事存在與聯盟安排的再評估或被提上議程,安全困境循環可能加劇:一方以威懾為防御,另一方以對等反應為回應,彼此的防御性舉措在對手眼中卻被理解為進攻性信號。對經濟與社會層面而言,長期緊張預期將影響投資信心與民間交流,進而反過來削弱緩和的社會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半島局勢的穩定從未單純依賴力量對比。制度安排、溝通機制與政治意愿,共同構成風險緩釋的關鍵變量。歷史經驗表明,即便在高度對峙時期,維持最低限度的對話與熱線機制,仍有助于避免局勢滑向不可控。語言的強硬若與溝通的中斷疊加,往往放大危機烈度;語言的強硬若與機制的維持并行,則可能被限定在可管理范圍內。政策空間并非非此即彼,而在于如何在威懾與接觸之間尋找動態平衡。
理性判斷需要區分“姿態信號”與“政策落地”。強硬表述可能服務于威懾與談判籌碼的雙重目的,其實際影響取決于后續行動與各方回應。外部觀察者容易將語言變化等同于局勢定型,但國際政治的復雜性在于多層互動:國內政治、軍事態勢、大國關系與偶發事件相互牽引。過度解讀或低估風險,均可能導致政策誤配。更可取的路徑,是關注機制韌性、溝通渠道與危機管理能力的現實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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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半島安全結構將繼續在不確定中調整。威懾邏輯與對話需求并存,競爭與克制交織。各方若以零和框架理解對手意圖,緊張將更難降溫;若在底線清晰的前提下維持溝通,局勢仍存在被管理的可能。區域國家與相關大國的政策選擇,將對風險曲線產生實質影響。穩定從來不是自然生成,而是制度建設與政治克制的結果。
語言塑造預期,預期影響行為,行為反過來固化結構。當“敵國”成為主導敘事,最需要被守護的,恰是那些不顯眼卻至關重要的溝通機制與風險控制安排。歷史的經驗一再提示,安全困境并非命運,而是選擇的累積;緊張并非必然升級,而取決于理性的堅持與制度的耐心。半島的未來,仍懸于這種微妙而艱難的平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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