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海:“四村”調查的緣起與感悟

回想起來，我對湘西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傳承的關注，緣于1985年我調任吉首市代理市長那個階段。

當時,吉首一些苗族老同志和學者，建議我閱讀即將整理出版的苗族學者石啟貴先生專著《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

石啟貴先生是吉首乾州仙子營人，新中國成立前就讀于湖南群治法政大學，長期從事苗鄉教育和苗族社會文化研究。1933年，他協助來湘西苗區調查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專家凌純聲、芮逸夫，在乾城（現吉首市）、鳳凰、永綏（現花垣縣）三縣苗區，作了3個月的田野調查。1940年，石啟貴先生將調查資料整理編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報告書》。1982年，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與吉首市檔案館，將該書與石啟貴先生1951年寫作的《湘西兄弟民族介紹》，整理編輯為《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

讀了石啟貴先生的專著，其調查的詳實和學術功力使我折服，加深了我對湘西苗區歷史文化、經濟生產、民間風俗的了解。

1986年，湖南省苗學會指導吉首市舉辦苗族“四月八”活動期間，老紅軍、擔任多年湘西州州長、時任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石幫智，曽任貴州省委副書記、時任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吳向必、湘西州民委主任龍庭光，苗族學者龍文玉、伍新福等同志，對苗族民俗文化的熱愛與執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當時由于年輕、工作繁忙，沒有時間關注這些。調離湘西后，節假日回吉首看望老人，開始參加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下鄉入村的民俗攝影活動，培養了這方面的興趣愛好。在調研、拍攝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統村落保護過程中，著名畫家黃永玉先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王朝文，鼓勵我做好湘西民俗文化調研這件事。

2015年，在調研湘西面上傳統村落保護狀況后，發現近代以來，系統記錄湘西單個村落的圖片與文獻資料不多，我萌生了跟蹤調查幾個有一定代表性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的想法。經龍頌江、張謹等同志推介，我先后選擇鳳凰禾若、吉首坪年、永順撈莊、古丈曹家四個傳統村落，嘗試用老一輩學者田野調查的方法，做為期10年較為系統的深入調查。

調查以湘西扶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為切口，客觀記錄近十年來這四個村落的重要節點事件和發生的變化。通過存世老人與村民口述史追溯新中國成立前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鄉村社會經歷的經濟社會發展、生產關系變革、民俗文化傳承、鄉村基層治理等流變情況。

我調查的對象主要是村組干部、能工巧匠、產業帶頭人、貧困戶、村醫、教師、非遺傳承人及后代，兼及所在鄉鎮掛村干部、上級下派的駐村工作隊員、鄉鎮負責同志。采取現場采訪、座談、個別訪談、參加村里及家庭、家族活動等形式，記錄村民的生產生活生存現狀，了解他們的生產、打工就業、收入、消費、婚育、子女教育、就醫、風俗習慣、參與村里文化活動和基層治理等情況，以及他們的認識、感受和喜怒哀樂。對年歲大、經歷豐富的村寨長老和有一定代表性的村民，作了口述史專訪，聽他們介紹其親歷的村寨、家庭和社會變故。還采訪了從村寨走出的國家干部、返鄉創業的鄉村能人，了解他們對農村建設、改革的看法。對采訪人員及活動場景，作了影像拍攝和文字記錄。同時，收集、拍攝了一些反映新中國成立以來鄉村社會發展、變遷的證書、圖片等物證資料。

四個村落的調查，根據地域特點和村寨產業、民俗、社會治理特色，各有一些側重。禾若的苗族巫儺文化及歷史沿革、坪年的苗鼓傳承和茶葉產業、曹家苗寨的產業帶頭人與駐村扶貧、撈莊土家村落治理與風俗流變，著墨多一些。村民是村落史的主體，我把調查重點擺在村民及其家庭、家族的生產生活狀況上。

在“四村”調查過程中，村組干部和村民，向我反映村里一些情況與訴求，我盡量聯系匯報，通過省直部門和州縣同志，幫助村里解決一些傳統村落申報、保護及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問題。

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讀圖時代的到來，使鄉村受眾的閱讀習慣發生改變。我選擇年輕一代容易接受的影像調查加文字采訪方式，每次下村確定一個大致方向，以專題形式進行記錄、表述。有時碰巧，一次下村兼顧調查兩個方面的專題。圖片、文字編排，一般按時間順序整理集成。

調查村民家庭收入和消費，花費精力較多。這四個村落，外出打工是村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發展產業、開店經商、承包工程、跑運輸、做手藝，順手的賺了錢。近幾年由于經濟周期影響，打工收入和產業增收，出現波動。村民為生計辛苦勞作，掙錢不容易。從總體看，農村吃穿住行等生產生活條件，改善明顯。建檔立卡貧困戶受益較多，多數脫貧，少數納入了社保兜底戶。已經脫貧的農戶，遇大病來襲或創業失敗，也有陷入困境的。勤勞肯做、有技術、有門路和會經營劃算的家庭，積攢了存款和財產。村民的家電、通訊、小車、新建住房與購買商品房的消費，增長較快。用在子女教育上的開銷，占了家庭支出較大比重。部分村民家庭存款不多，日常消費仍然節儉。

隨著少子化時代來臨與大齡光棍增多，農村的生存、發展壓力，傳統的生兒育女觀念，養家糊口、為父母、為家族爭口氣的念想，仍是多數年輕人讀書學習、打工創業的主要動力。

對村落民俗文化的調查，存在一些爭議。像土家族、苗族民間流傳下來的祭祀、娛神、消災、喪葬等習俗，部分受黨教育多年的老同志認為，有些習俗帶有封建迷信色彩，不宜過多宣揚。這些民間信仰、禮儀、藝術，是土家族、苗族遷徙、生存、繁衍過程中流傳下來的，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近些年興起的鄉村旅游，恰恰需要展示某些場景與文化元素。外地游客來看神秘湘西，除觀游秀麗山水外，主要是看湘西的地域文化差異，看少數民族文化表達內容與方式的不同。國家陸續建立的文物（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統村落遺產保護三大體系，不僅為研究、傳承民間民俗文化的學者、愛好者提供了政策依據，也表明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緊跟時代步伐，在增強包容性，展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文化自信上，邁開了堅實的一步。湘西土家族、苗族民間遺存的風俗文化，以其鮮明特色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多姿多彩與博大精深。

個人觀察，農村留存的婚喪禮儀與祭祀、娛神習俗，前者體現了父母對子女的呵護和子女對老人的孝心，同時也有人情往來的因素。后者更多地寄托了民間心誠則靈的信仰和祈求安康的精神慰藉。

有些同志關注的農村宗族、宗教勢力影響、把持基層治理的情況，這四個村落尚未出現。縣（市）、鎮兩級黨委，在撤鄉并村及村支兩委換屆選舉中，兼顧了合并村的村民意愿和村主干的合理分布。村主干的產生和村落治理，堅持在黨組織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在村落有較好的覆蓋。土家族、苗族民間形成的自然、圖騰、祖先崇拜及多神信仰，使單一宗教對這四個村落的影響，不太明顯。年輕一代的宗族觀念，在外出打工中逐漸淡化。

從農村投入觀察,這些年的意見主要在扶貧駐點村與非駐點村之間的投入懸殊差距。有些前期滾動投入，如農村沼氣、人畜飲水、村組道路、電網、村小、村部的新建、改造，在那個階段促進了農村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改善。后來的提質升級或廢棄利用，適應了時代發展要求。這當中，有規劃和管理不善帶來的損失浪費。

村落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基本單元，當代以來村落的經濟文化與社會演進，內涵及其豐富，變革風起云涌。調查過程是我重新學習、重新熟悉農業農村工作的過程。歷史何其相似。一些反復出現的問題，帶有規律性。正如前些年對傳統村落保護現狀的調查，深化了我對舊時村落文明的認識。我覺得，傳統村落的農耕文明輝煌和留存下來的鄉村建筑遺產，是鄉紳與能工巧匠、農民群眾共同創造的，應該珍惜并好好保護，使之不在我們這一代人手里失傳。近十年的入村調查，刷新了我過往的認知。由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信息化催生的城鄉歷史巨變，很大部分是國家規劃與政策制定、資本運作、市場融資和農民工的付出、企業家的創造加鄉村干部與村民的努力，相互交織促成的。而鄉村產業發展、生產關系變革、精神文化傳承、村莊建設、基層治理面臨的新情況、新挑戰，有的是老問題累積，有的是新問題不斷冒出來。

相比解決溫飽階段，農村整體脫貧和實現全面小康后，進一步發展面臨的問題和矛盾其實不少。這幾年出現的經濟波動，干部躺平、內卷，部分負責干部公信力下降，行政成本走高，基層負擔加重，脫貧機制脆弱，數據失真等等，有的關乎體制機制，解決起來難度較大；有的涉及公平正義，化解有個長期過程。

以大歷史觀考察，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多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在推進農村生產關系變革、產業發展、農民增收、動員農民群眾改造底層社會，再造、完善基層治理上，進行了革命性探索，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市場經濟改寫著傳統鄉村發展軌跡和資源配置規則，鄉村產業、文化的興衰，呈現此消彼長態勢。鄉村發展在某個時段、某些方面出現波折甚至反復，放緩前行步伐，符合唯物辯證法。一些村落加速振興，一些村落走向衰微，農村的差異發展，在暴風驟雨、激流勇進后，難以避免。鄉村發展與整個經濟走勢、與國家涉農政策密切相關。湘西這四個村落近年發生的變化，是中國當代社會轉型期農村發展、變革的真實寫照。

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我采訪過多位外出打工農民，他們在掙錢養家中，用青春年華和長達數年、離鄉背井的辛勞與奔波，為國家現代化，作出了平凡而杰出的貢獻。我對他們懷著深深的敬意。這十年，我調查的鎮村干部，有的換了幾撥，他們中多數同志為村民服務、認真做事的印象，深刻在我心中。有的基層干部扛著不順與委屈，埋頭履職。經過多年革命、改革與建設的洗禮，人心向善仍然是鄉村風氣的主流。

我黨領導波瀾壯闊的革命從農村起步，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在解放區分給農民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建設基層民主，有過成功嘗試。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生產關系幾經變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行了多輪探索，黨和政府謀求的是農村發展安寧，農民富裕幸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近些年對扶貧攻堅的巨大投入，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這些客觀事實，就是持不同意見的人，也不得不承認。

黨和政府的農村政策，一直在不斷改進、完善。地方黨政領導重視“三農”工作的力度，不大可能回到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全黨大辦農業時期。因為時代不同了，面臨的任務不一樣。推進城鎮化，發展工商業，推動企業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參與國際經濟市場化競爭，可以擴大國家以城帶鄉、以工補農能力，領導精力自然會跟隨工作重點轉移。隨著城鄉交通、通訊條件的改善，要求縣鎮干部駐鄉駐村開展工作，也應實際一些。但無論怎樣與時俱進，堅持我黨長期倡導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關心群眾疾苦和冷暖安樂的優良傳統與作風不能丟掉。為農村基層干部勇于擔當、放手做事、服務農民，創造寬松環境的取向，不能改變。從基層和農民群眾中吸取滋養，認真聽取多方面的意見，不斷改進決策制定、執行機制，尊重和照看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使執政為民的要求落到實處的理念，要繼續堅持。這是我們黨奪取政權，執政興國的精神命脈，也是新時代共產黨人應該自覺踐行、為之奮斗的初心使命。

從“四村”實踐看，建設現代農業，防止貧困代際傳遞，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實現農民穩定和較高質量的就業，以及在城市打工就業的農民市民化，尚需國家持續發力。而城鄉經濟的融合發展，鄉村基礎設施的后續管理、維護、建設，公共服務的進一步提升，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任重道遠，還靠久久為功。

村落調查引發我的思考。在傳統的農耕文明社會向工業文明、城鄉融合發展社會轉型過程中，專家、學者面向“三農”的調查和學術研究，不僅要做宏大敘事的政策宣講、解讀，更應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深入研究解剖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提出或提醒解決問題的辦法。引導科學、健康、持續發展，建設公平、和諧社會，對農村基層行穩致遠尤為重要。

這四個村落的調查，對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歷史唯物觀教育。力求客觀真實，向調查采集資料具有學術性、文獻性的方向努力，使調查成果能反映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規律，從而對國家正在進行的鄉村振興，提供一些有益啟示，這既是老一輩學者從事田野調查的基本要求，也是支持“四村”十年調查的領導、基層干部和村民的期盼。由于本人學術涵養、理論水平、實踐深度、拍攝技術都有諸多欠缺，整理匯集的這本《鄉野尋根--湘西“四村”調查圖文紀實》，與上下的要求，在思想深度、專業水準與學術支撐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較難反映“四村”近年發展、變革的全貌。因為路途較遠和條件所限，作者真正駐村調查的時間不多，田野調查的標準不高，只能說是一場持續時間較久、較為深入、帶有專題性質的影像調查。有的史實深入采訪、核實不夠。有些由于受訪者存在顧慮或記憶不準，或有差誤。一些拍攝圖片質量不高，編輯文字說明不夠精煉，采訪記錄與圖片文字說明個別地方尚有重復，使以圖片加文字說明紀實為主的成書，品位受到影響。作者留下一些遺憾，讓專家、同仁和農業農村工作者去指導、評判。但愿此書出版，能為鄉土中國向現代化中國轉變過程中，從事“三農”研究及關注農業農村發展的同志，提供一點思考、探索的空間，給世人留下中國鄉村發展一個時代斷面的記錄，個人的努力和大家的幫助，算沒有白費。

（2025年5月20日）

作者系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