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黨員生涯：革命者的信仰底色與無悔堅守

1998年，一個87歲的老太太走了。她留下的遺愿只有一條：把骨灰撒在井岡山。

不要八寶山，不要北京，要回那座打過仗、生過孩子、送走過丈夫的山。沒有碑，沒有名字，就埋在小井紅軍醫院旁邊一棵樹底下。

這個女人，一生蒙受8次黨紀處分，送走兩任丈夫，親手把三個孩子送進別人家，卻到死都說——無怨無悔。她叫曾志。

1911年，湖南宜章，一個女孩子出生了，取名曾昭學。

父母給她訂了娃娃親，對方家里有錢，按那個年代的邏輯，這條路走得通。但她沒走。1926年，15歲的曾昭學考進了湖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曾志"——她說，就是要替女人"爭志氣"。

同年10月，她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再沒有"退路"這個選項了。

1927年，她和中共衡陽地委組織部部長夏明震結了婚。這段婚姻不是兒女情長，是兩個革命者并肩干事。但1928年3月，夏明震在湘南起義的"反白事件"中被打死，連尸體都沒能好好收。曾志沒有時間哭，因為她發現自己懷著他的孩子。

1928年4月，她跟著部隊上了井岡山。同年11月7日，在大井村的一間土屋里，她生下了這個孩子。是個男孩。

孩子生下來，部隊還在打仗。帶著奶娃上戰場？不可能。她把孩子托給了當地一戶姓石的人家，那戶人家的男人叫石禮保，是王佐部的副連長。孩子改叫石來發。

1929年1月，曾志隨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她走的時候，沒有回頭看。

這一走，就是約23年。

在井岡山，她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那時候的毛澤東，個子高，頭發中分，沒什么架子，坐下來就跟人聊家常。曾志后來說，與其說他是上級領導，不如說他像個大哥哥，說話風趣，肚子里裝著大量歷史典故。這個印象，在她心里刻了一輩子。

離開井岡山之后，曾志的人生進入了更復雜的戰場。

夏明震死后，她和第二任丈夫蔡協民結了婚，兩人一起赴福建開辟根據地。1931年，她在廈門生下第二個孩子。這一次，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直接把孩子送給了一個葉姓中醫。曾志后來得知，孩子活了二十多天，得天花死了。

1933年，第三個孩子出生，生下來13天，再次送人。

三個孩子，一個死了，兩個下落不明，而她始終沒有開口說"不"。

不是她不疼。是她心里那把秤，已經把"革命"放在了最重的那頭。

1934年5月，蔡協民被叛徒出賣，在廈門犧牲。曾志痛，但沒有倒下。就在這前后，她已經和陶鑄走到了一起。兩人最初是假扮夫妻搞地下工作，后來弄假成真。陶鑄，是她這一生里陪得最久、傷得最深的那個人。

1939年底，曾志被組織安排去延安，進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1945年，隨陶鑄赴東北戰場前，她做了一個外人很難理解的決定——在闌尾炎手術的同時，主動要求做絕育手術。她對醫生說："孩子生下來只會跟我受苦，我現在是完全屬于黨的。"

陶鑄的態度是："尊重曾志同志的意見。"

臨行前，他們去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聽完，說了一句話："這才是陶鑄和曾志！"

4歲的女兒陶斯亮，留在了延安保育院，托付給長征戰士楊順卿。曾志走的時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來。

1966年，歷史踩下了急剎車。

5月，陶鑄調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他的排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是當時中國政壇的"第四號人物"。同年9月，曾志到北京休養，陶鑄親自去機場接她。曾志后來說，這是他們結合三十多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

這種高光，只持續了幾個月。

1967年1月，陶鑄被打倒，被扣上"中國最大的?；逝?的帽子，軟禁在中南海。那段時間，連警衛員都可以對著他破口大罵。曾志一直守在旁邊，放下了所有的好強，給丈夫洗衣、做飯、端藥。

一個曾經在閩東指揮打仗的女人，就這樣蹲在灶臺前，守著一個被踩進泥里的丈夫。

1968年8月，一場有百萬人參加的批斗大會在天安門召開。有病在身的曾志也被拉去陪斗。陶鑄在臺上看到了她，當眾流淚——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哭出來。

1969年1月，陶鑄確診胰腺癌，做了手術。組織不允許家屬探視，曾志給汪東興寫信，苦苦哀求，只求每天能去醫院看護。她的女兒陶斯亮后來說，母親是那么堅強的人，卻在那封信里低到了塵埃里。

9月，陶鑄被疏散到安徽合肥。臨行前，他從枕頭旁邊掏出一張紙，遞給曾志。那是用鋼筆手寫的一首詩，題目叫《贈曾志》，最后兩句是："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曾志把這張紙卷起來，一針一線縫進了衣服里。

1969年11月30日，陶鑄在合肥病逝。

陶鑄走后，曾志被安置在陜西臨潼"休養"。

這個詞拆開來看就是：靠邊站。

她的戶口、口糧、工資、醫療、黨組織關系，分屬四個不同部門管，日子過得混亂。一般人遇到這種處境，多半忍了。但曾志直接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講的是生活安置問題，字里行間卻是她一貫的倔——你讓我靠邊站可以，但麻煩把事情安排清楚。

毛澤東批示了，汪東興來辦，給出兩條路：留在陜西，或者回北京恢復工作。曾志選了回北京。

1971年3月，她登上了北上的列車。對一個職業革命者來說，離開"場"，才是真正的死。

1980年，她又主導考察選拔了200余名中青年高級干部，按"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四個標準篩人。干活的方式還是井岡山那套——沒日沒夜地跑，找人談話，逐一核實。

就在她位居中組部副部長的這段時間，有記者去采訪她，然后發現了一個細節：她那個在井岡山當了幾十年護林員的兒子石來發（后改名蔡石紅），始終沒有沾她一點光。沒有"農轉非"，沒有調動，就在大井村種地、護林，始終是個普通農民。有人問她，曾志說，不能因為我的關系就給他特殊待遇。

也是在1998年6月21日，她在北京病逝。

遺愿只有一條：骨灰撒回井岡山。

不是八寶山，不是北京，是那座她十七歲爬上去、二十多歲離開、一輩子再沒真正離開過的山。那里埋著她的戰友，那里有她送走的孩子，那里有她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那個下午。

她在72年的黨員生涯里，挨過8次黨紀處分，其中3次留黨察看，5次撤銷職務，經歷了長達40年的政治審查。兩任丈夫先她而去，三個孩子送出去沒能要回來。

但她說過一句話，到死都沒有改口："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

這不是套話。這是一個把賬算得極清楚的人，算完了之后，心平氣和說出來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