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們得感謝司馬遷
《史記·陳涉世家》是太史公筆下最核心的篇章。短短幾百字里,金句頻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如以下幾句:
茍富貴,無相忘。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天下苦秦久矣。
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由此,“官逼民反”成為幾千年來中國統治階級默認的、平民百姓為數不多的一條“政治正確”,即便是馬踏匈奴拓疆千里的漢武帝也不得不下“輪臺詔”以安天下民意之沸,即使四方來朝尊號“天可汗”的李世民,也不得不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來告誡眾人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這不是因為孔夫子們教的好,也不是貴族老爺心善,而是歷史上的陳勝吳廣們、綠林赤眉好漢們、大賢良師和黃巾力士們,是那些的黎民一次次的起義、一次次廝殺,用自己的血和骨砸斷了鋼槍,用自己幾輩子的命為自己爭回來的僅有的一絲尊嚴;也讓高高在上手握刀槍的權貴,對來自底層的力量多了一絲畏懼。
這種刻在基因里的反抗精神,放在今日的美國,卻成了難以理解的奇跡。
近期,美國ICE(移民海關執法局)暴力執法愈演愈烈,無故抓人、濫殺無辜成了常態,底層民眾的苦難被層層加碼。就像牢A在內容中披露的那樣,有美國建筑工人為了養活孩子,靠吸強化劑緩解傷痛加班,妻子被迫站街謀生,可即便如此,發薪日的工資還是會被黑幫用槍頂著腦袋搶走,孩子營養不良到連牙齒都長不齊;還有人走投無路,卻連描述自己的困境都做不到,詞匯量的匱乏讓他們連申請補貼都無從下手,最終墜入絕望的深淵。
中國人看著這一切,滿是疑惑:“生而為人,不應該這樣”,可更令人費解的是,手握槍支的美國底層人,面對這般壓榨,既沒有揭竿而起的勇氣,也沒有團結抗爭的行動,只剩下下跪請愿、網上求助的卑微,甚至有人被問及“為何不革命”時,茫然地答道“革命是違法的”。
于是我們才幡然醒悟:他們就是單純的懦夫,骨子里就沒有中國人的堅韌不拔,剛正不阿; 因為我們贏過,所以我們相信我們能贏;北美懦夫從未贏過,他們自然不敢相信自己能贏。那么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擺在眼前:美國底層人生活如此困苦,為何偏偏不敢反抗,甘愿被貼上“北美懦夫”的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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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有些復雜,我嘗試從幾個角度來解析下。
一、制度設計:民主的幌子,鎖死反抗的出口
美國一直標榜自己是“land of the free”,號稱實行民主制度,四年一次的大選,被包裝成“不流血推翻前政府”的最佳途徑。可這種民主從來都是虛假的幻象——“民主選舉只是換一個資本代言人,而堅持自由的代價卻是變成債務奴隸”。
反觀中國,我們很早就完成了中央集權,政府從古至今長期以來負無限責任,一旦出了問題,民眾很清楚該向誰追責、向誰反抗;而美國政府僅負有限責任,底層民眾的苦難被輕易推卸為“個人不夠努力”,“民主”和“自由”成了政府推卸責任的工具,美國人只要還信仰這一套就只能自我閹割成懦夫。
他們以為投票能改變命運,卻發現無論誰上臺,底層的困境從未改變,最終陷入想反抗卻無目標,想改變卻無途徑的死局——反抗需要一面旗子,至于打什么旗那真的只有天知道。
二、意識形態:洗腦式馴化,瓦解反抗的認知
美國底層人的反抗意志,早已被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所瓦解。一方面,美國推行的“負債型快樂教育”,本質上就是愚民教育,讓很多底層人詞匯量匱乏,甚至無法描述自己的困境和痛苦,難以形成反抗的共識,更看不懂自己的苦難并非個人命運,而是制度設計的必然。
另一方面,經過長期的宣傳洗腦,共產主義在美國被污名化,“共產主義者”在美國等同于我們的“漢奸”,而這本是能拯救他們的途徑之一。更諷刺的是,他們被灌輸“革命是違法的”,將反抗與“犯罪”綁定,從思想上就否定了反抗的合理性,就像網友吐槽的那樣:“美國人最優先的是通過圖靈測試,而非鬧革命、上街游行等反抗行為”。
而中國人,從小就被教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被灌輸“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信念,這種思想高度,是美國絕大部分人一輩子都難以企及的,也讓我們始終保有反抗不公的認知和勇氣。
三、民族構成:族群割裂,無法凝聚反抗的力量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民族構成復雜,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人被分割在各自的封閉社區,比如穆斯林社區、黑人社區、唐人街等,形成了類似中國古代“塢堡”的格局。這些社區互不統屬,日常秩序依靠幫會、宗教等組織維持,而非美國政府。
這種族群割裂,讓底層民眾無法形成統一的反抗共識——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利益訴求,聯邦政府又無法協調,最終只能各自為戰、各自自保。更重要的是,美國上層精英都在極力維系家族力量,抱團鞏固階級地位,而底層民眾卻被鼓吹“極端個人主義”,連家庭這個最小的集體都難以維系,更談不上團結起來對抗強權。
因此美國人只敢將武力強加于更弱的群體,比如亞裔,比如原住民,卻始終無法凝聚起對抗精英階層和強權政府的力量,本質上就是族群割裂帶來的無力感。
四、歷史記憶:反抗無成功先例,磨滅反抗的信念
中國人的反抗勇氣,源于幾千年的歷史記憶——從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到劉邦、朱元璋布衣取天下,再到近代革命先輩前赴后繼,我們的歷史反復證明:弱者可以勝強,小民可以改天換地,反抗本身就是意義,不相信自己可以反抗成功就不去反抗?
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卻沒有這樣的歷史記憶。西方歷史上,底層反抗極少成功:英國農民起義被誘殺出賣,法國巴黎公社曇花一現即被血洗,沒有“反抗能勝利”的歷史記憶,形成了不敢反抗的集體潛意識。
更可笑的是,美國人的五月花祖先本就缺乏反抗基因,若有反抗精神,不會移民美國。這種基因里的怯懦,再加上歷史上一次次反抗失敗的教訓,讓他們從心底里認定“反抗就是送死”,即便生活困苦,也寧愿沉默認命,也不敢邁出反抗的第一步。
五、社會組織度:社會原子化,喪失反抗的根基
美國社會的極度原子化,是底層人無法反抗的另一個原因。美國極力推崇個人主義,鼓吹“孩子18歲后父母就不管了”,看似是培養獨立,實則是割裂家庭紐帶,讓每個人都變成孤立的個體——沒有家國情懷,沒有集體意識,一遇到壓迫,首先想到的是自保,而非團結抗爭。
這種原子化的社會結構,讓底層民眾形如散沙,即便有少數人想反抗,也只能是孤立無援。中國一旦聚集幾十上百人,政府就會緊張,而美國聚集上千上萬人,政府卻不怕,因為深知民眾不會真正造反——沒有組織、沒有凝聚,再多人的不滿,也只能是徒勞的抱怨。
在中國歷史上,從家庭到國家,“家國一體”的理念深入人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是口號,而是組織力的種子,一旦遇到不公,總能凝聚起強大的集體力量,這也是我們能一次次反抗成功的根基。
北美懦夫:不是不能反抗,是從根上就失去了反抗的勇氣和能力
縱觀這一切,美國底層人不敢反抗,甘愿做“北美懦夫”,最根本的原因從來都不是“打不過軍隊”,也不是“沒有反抗的武器”。
而是在于:他們長期被制度設計、意識形態洗腦和歷史記憶缺失所裹挾,既沒有明確的反抗目標(分不清敵人是誰),也沒有“反抗能夠成功”的歷史經驗和信念支撐,再加上民族割裂、社會原子化導致無法形成集體力量,最終被徹底鎖死了反抗意志。
千年前陳勝吳廣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今依然振聾發聵。它告訴我們,反抗從來都不是因為“必贏”,而是因為“不甘”——不甘被壓迫,不甘被奴役,不甘生來就低人一等。
而美國底層人,恰恰是失去了這份“不甘”,失去了相信自己能改變命運的信念,最終在困苦中沉淪,淪為了被強權任意宰割、不敢反抗的“北美懦夫”。這不是懦弱的偶然,而是多重枷鎖疊加下的必然,更是美國社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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