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之前給高市通電話，落地后大談人權，默茨高高在上的樣子還沒變

大家好，我是小漢。

2026年2月25日，默茨抵達北京，開啟他就任總理以來的首次中國之行。

隨行的是由大眾、寶馬、西門子、拜耳等30多家德企高管組成的豪華商務團。這是默克爾時代之后最大規模的訪華企業陣容。

表面看，這是一次典型的“經濟優先”外交：德國需要中國市場，中國企業也需要德國技術，雙方有合作基礎。

但就在專機起飛前幾個小時，默茨先撥通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電話，通話25分鐘，內容未公開，只稱“就地區形勢交換意見”。

而一落地北京，他又在與中方高層會談中明確表示，將提及“人權狀況”和“公平競爭環境”。

一邊帶著企業來要訂單，一邊不忘強調價值觀分歧。

這種操作，不禁讓人想問：這次訪華，到底是為了做生意，還是來上課的？

一、先打給高市，是協調還是站隊？

默茨訪華前主動聯系高市早苗，時機耐人尋味。

當時，中國剛對數十家日本軍工關聯企業實施出口管制，直接打擊其國防工業供應鏈。高市政府近期在臺海問題上頻頻挑釁，中日關系已跌至多年低點。

在這種背景下，默茨選擇與日本這位G7中最強硬的對華派通話，很難說是偶然。

日經中文網報道

德方稱，默茨在電話中強調“重視與日本在印太地區的合作”。

這話聽著像是例行外交辭令，實則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即便去中國談生意，德國也不會脫離西方陣營的對華敘事框架。

更現實的考量在于國內政治，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內部對華立場分裂嚴重。

外長瓦德富爾屬鷹派，多次指責中國“支持俄羅斯戰爭機器”；經濟部長賴歇則力主維持對華經貿紐帶。

默茨若不提前與高市這類“價值觀盟友”溝通，回國后極易被批“向中國示弱”。

這通電話成本極低，卻能同時達成三重效果：向美國和G7表明立場，安撫國內保守派，又為訪華保留回旋空間。

但代價是，把一次本可聚焦經濟的訪問，悄悄嵌入了地緣對抗的語境。

中方對此心知肚明，外長王毅此前已劃出紅線：合作歡迎，但別碰核心利益，尤其是一個中國原則。

二、談訂單時提人權，誰信？

默茨在北京的行程安排確實體現了一定誠意。

他出席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會議，還專門去了奔馳在華工廠和杭州的宇樹科技。

中方也釋放善意：宣布將向空客采購最多120架飛機，被視為對德企的重大利好。

但在這些務實互動之外，默茨并未回避“敏感議題”。

德方明確表示，他將在會談中提出“減少產業補貼”“保障原材料出口”“改善市場準入”，并“肯定涉及人權問題”。

這種“談生意不忘講人權”的模式，是西方對華交往的經典套路。區別在于，過去默克爾時期更多是私下溝通、低調處理，而默茨選擇在公開場合直說。

就在訪華前幾天，他在基民盟黨代會上直言：“不要對與中國的關系抱幻想。”

問題是，當德國車企在華市場份額連年下滑、機械制造商抱怨“被中國競爭逼到墻角”時，政界卻還在用一套抽象的價值觀評判對方。

2025年，寶馬在華銷量下降42%，奔馳降35%，而比亞迪、蔚來等中國品牌加速反超。

德國機械設備制造業聯合會（VDMA）警告：中國競爭可能導致德國制造業就業跌破百萬大關。

企業用腳投票，巴斯夫投百億建廠，寶馬增持合資股，西門子擴大在華數字化工廠。

可政界一邊依賴這些企業在華利潤支撐德國經濟，一邊又要求它們“降低對華依賴”。

這種矛盾，默茨并非不知。

但他仍選擇在高層會談中反復強調“制度性對手”的定位，無非是要在國內和盟友面前維持“強硬人設”。

三、摸底還是騎墻？

默茨此行被廣泛視為“摸底之行”。他自己也承認，這是首次訪華，目的是了解真實情況。但所謂“摸底”，更多暴露的是德國當前的戰略焦慮。

經濟上，德國離不開中國。2025年中德貿易額達2518億歐元，中國再度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長70%，創五年新高。

德國工商界93%的企業無撤離計劃，53%打算追加投資。這些數據說明，市場邏輯早已壓倒政治口號。

安全上，德國又無法擺脫美國。俄烏戰爭拖累歐洲財政，特朗普政府對歐加征關稅、干涉內政，甚至試圖控制格陵蘭島，讓柏林深感不安。

但即便如此，德國仍不敢徹底轉向戰略自主。默茨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宣稱“大國政治回歸”，將中國與俄羅斯并列為“競爭對手”，卻又在北京呼吁深化伙伴關系。

這種自相矛盾，恰恰反映了其騎墻心態。

更值得警惕的是話語雙標，默茨一方面稱希望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另一方面又將臺灣問題當成擋箭牌。

一方面承認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又暗示中國“擴張性威脅”。

這種表述，不是基于事實，而是基于意識形態預設。

德國波恩大學教授辜學武指出，默茨此訪本質是“走著瞧”。

他既想看看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比如宇樹科技），也想試探中方在貿易、供應鏈、俄烏等問題上的底線。

但只要德國政界仍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對手”，這種試探就難以轉化為真正的互信。

默茨帶著30家企業來華，本身就說明了一個事實：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變化，經濟理性終將主導大國關系。

德國需要中國市場，不是因為喜歡中國的制度，而是因為大眾、寶馬、西門子們的利潤和就業都綁在這里。

但問題在于，如果一邊伸手要合作，一邊又居高臨下地講人權、談規則，這種姿態只會削弱合作的誠意。

中方的態度很清晰：可以談公平競爭，但不能以“教師爺”口吻指手畫腳；可以討論分歧，但不能觸碰核心利益。

默茨若真想推動中德關系重回穩定軌道，光靠一場高規格訪問遠遠不夠。

關鍵看他是否愿意放下那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用平等而非說教的方式對話。否則，再多的訂單，也掩蓋不了信任的缺失。

畢竟，真正的伙伴關系，從來不是單方面設定條件，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同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