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由蘇州工業園區東方華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心血管醫學博物館位于蘇州金雞湖畔，本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根據既往資料和采訪內容整理而成
全文共約 10400 字，閱讀約需要25分鐘
謹以此篇祝賀石毓澍教授108歲生日快樂！
編者按：在百年中國的風云激蕩中，總有一些人，以個人之力，見證時代的潮涌與沉浮；也總有一些生命，在動蕩與磨難中淬煉出堅韌與清醒。
石毓澍教授，天津楊柳青“石家”之后，少年時經歷家道中落、姐妹早逝與父親離散；青年時輾轉戰火之間，遠赴法國求學；壯年歸國，親歷抗戰勝利后的社會復雜與醫療困局；中年投入新中國醫學事業，在心血管領域篳路藍縷；晚年又歷經政治風波，卻始終未改其科學報國之志。
他的一生跨越晚清余緒、民國動蕩、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革”與改革開放，既有個人命運的跌宕，也有學術道路的拓荒，更有家族興衰的縮影與時代更迭的印記。
本篇采訪以其自傳為基礎，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以問答形式還原石老百年人生的脈絡。這不僅是一位醫學家的成長史，更是一部濃縮的世紀回望。
采訪者：石教授，您的祖上是天津老八大家之一——“楊柳青石家”，您怎么看家族從興盛到衰落的變化？
石毓澍：我小時候，其實并沒有真正見過“楊柳青石家1”最興盛的樣子。我出生在1918年，那時所謂的“八大家”，已是余暉了。牌匾還在，田地還在，可那種氣勢、那種底氣，其實已經慢慢散了。
圖1 楊柳青石家大院宅邸，現國家4A級景區
老人們常說，我們祖上在運河上運糧起家，后來積攢了幾百頃田地。楊柳青在運河邊，是漕運重鎮，南來北往的船都要經過。石家幾代人勤勞經營，才有了家業。并不是一夜暴富，宮女帶珠寶來的故事似乎也是傳說。
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已經分成四門，人多了，產業卻沒有再擴大。家族的結構變復雜了，經濟基礎也在慢慢削弱。
不過，真正的變化，是時代變了。
清朝沒了，科舉沒了，漕運也沒落了。靠土地吃飯的模式開始動搖。你想想，一個家族幾代人習慣了收租、守田、維持名聲，可社會忽然換了規則，這種沖擊是很大的。
我父親是個敏銳的人。他在北京上過高等師范，看過新式教育，見識了新式社會。他知道守著田地不是長久之計。所以祖父母去世后，他不肯留在楊柳青，他看的更遠，與其在衰敗中慢慢耗盡，不如早點走出來，后來我們舉家也就來到了北京，父親在北洋政府中任職。
所以，你問我怎么看家族的興衰？
我不覺得那是簡單的“敗落”，那更像是一個時代的退潮。
采訪者：那后來在北京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石毓澍：起初還是很不錯的，我們住在宣武門外權盛里的一個四合院。父親在北洋政府2內務部做主事，家里有包月的人力車。那時候我還小，只覺得這樣安逸的生活是理所當然。
后來北洋政府垮臺，父親失業了。
那時我才真正看到家境變化，沒了收入，家里開始賣東西，舊家具、舊衣服，最難受的是賣書，書架慢慢空了。那種感覺不是心疼錢，是覺得家里的“氣”在散。
還有一次，學校催學費。我被老師叫到門口，說如果再不交，就不能上課。我回家不敢跟母親說。晚上母親看我臉色不對，問我怎么了。我如實告知，第二天她把自己一件稍好的衣服拿去當了，給我湊了學費。
再者，我三個姐妹相繼得了肺結核。先是大姐，接著二姐和妹妹小蒲都先后離世。釘棺蓋的聲音，一下又一下，一次又一次，母親的背也慢慢彎了很多。
家庭的衰落，不是一下子崩塌，是一點點耗盡。
不過，面對生活每況愈下，我們家并沒有大吵大鬧。母親不哭，不抱怨。她每天照樣做飯、縫補、分配食物。對我來說，那段經歷沒有怨氣，反倒是一種更早的清醒。
采訪者：您母親在那樣的打擊下，從未抱怨。您覺得她給您留下了怎樣的精神？
石毓澍：我母親，她是那種“默默撐住天”的人。
圖2 1946年，石毓澍（二排左一）、石毓澊、石揮（石毓濤）、石開（石毓潯）與母親在北海的合影
她一生沒有讀過什么書，也不會講大道理。可她的分量，是在沉默里。
父親由于失業去東北尋職。他在那里另組家庭的事，我們后來是從別人那里聽說的。母親知道后，臉色確實沉了幾天。但她沒有在我們面前指責父親，更沒有說過“他對不起我”。她只是更安靜了。
她每天早起，燒火做飯。煤球煙味嗆得人咳嗽，她也不說苦。冬天手凍裂了，用布纏上繼續干活。她給我們分窩頭，總是最后一個拿。我們問為什么她不吃，她就說：“我不餓。”
那時我年紀還小，不完全懂。后來想起來，她其實是把所有的苦都往自己身上壓。
母親給我留下了怎樣的精神？
我想那是一種堅強的心態，一種責任，一種活法。
采訪者：后來您是怎樣獲得去法國留學的機會的？
石毓澍：我初中畢業的時候，家里經濟很困難。但母親認為要掙扎出當前的困境，唯有得到更高一點的學歷，才好找到工作。但我們又沒有錢交學費，所以要想法找到收費不高的學校才好升學。恰好一位同學建議我和他一同去考中法大學高中3。那里學費不高,但教學質量很好。經母親同意,便去投考，我們都被錄取了。
圖3 原中法大學建筑群
1935年，我從中法大學高中畢業，報考了醫預科。因為醫預科只上兩年，而理工科要四年，家里無法承擔學費。預科兩年后如果考進前四名可直升入里昂大學醫學院。
1937年，預科畢業考的人很多，有一百九十多人，還有大學生來考，但名額只有四個。第一場是筆試，考完以后，我心里其實沒底。放榜那天，我擠在人群里看，榜上只列了八個人的名字，我排第七。
第七名，等于落選的邊緣。
我回到家，心里悶悶的，已經開始盤算別的出路了。口試也不想去了，覺得希望不大。那天下午我一個要好的同學得知我這情況，極力勸我“初試只是篩選，不是終局，如果我不去口試，就等于自己把門關上了。”這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動力。最終，我以第三名成功被錄取。
采訪者：在赴法留學的路上是否驚險重重，有哪些經歷讓您至今難忘？
石毓澍：現在回想起來，在國內那短短一個月的輾轉，真的是步步驚心，1937年夏天，我是從北平出發，經天津、青島、上海，然后登船離開中國。盧溝橋事變4發生在7月7日，我們出發就在那之后不久。局勢緊張，但還沒有完全失控。
在前往天津的火車上，車上人心惶惶，一路走走停停，原本兩小時的車程走了十幾個小時。出站時要接受日軍檢查，我誤打誤撞排錯了隊，竟然躲過搜查，稀里糊涂過了橋，才知道自己已經逃過一劫。到了天津我也不敢多花一分錢，在碼頭附近的難民帳篷住下，并睡在自己行李箱上，可到了第二天準備上船之際，才發現船早已滿員，船票也形同虛設。最后我是花了兩元錢請碼頭工人用繩子把我“吊”上船，稍有不慎就會掉入渤海中。
船行至青島，因淞滬戰事5爆發，所有船只改去香港。我當然不能去香港，只得退一半船費下船，我們一百多名北平學生聚在車站，人人身無分文，沒幾個人能買得起車票，可能真是上天眷顧，絕望之際，一列專列停靠——是憲兵送日本外交人員家屬回國的車。我們請求憲兵隊長允許搭車去南京，他竟然答應了。
列車一路幾乎不停，兩天后抵達南京。
到了南京后，買好了去上海的票，當晚準備出發。誰知正在等車時，突然響起空襲警報，我們提著箱子沖進樹林躲避。那一個多小時，我心里不斷地想：若是炸彈落下，我的一切努力也就此結束。
警報解除后，火車終于開動，第二天清晨抵達上海北站，當來到福開森路世界社6門口，我按下門鈴，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終于成功抵達目的地。
圖4 上海世界社舊照
這一路讓我明白：個人的計劃，在大時代面前是脆弱的。能夠順利赴法留學，本身就是一種幸運了。
采訪者：在法國留學又是怎樣的生活呢？起初是否有不適呢？
石毓澍：我到法國之后的生活，可以說是理想實現后的重新開始，但絕不是輕松愜意的日子。剛到里昂時，確實有不少不適應。
圖5 留法期間與同學合影，二排左起第五位石毓澍教授、第七位錢三強教授
1937年10月我們抵達法國里昂，住進建在炮臺山上的中法學院7。房間簡單，兩人一間，鐵床、書桌、書架，沒有什么多余的東西。十月的里昂已經很冷，而暖氣并不充足。第一晚躺在床上，我幾乎沒有睡好。一方面是寒冷，另一方面是思鄉。夜里教堂的鐘聲每十五分鐘響一次，在寂靜中格外清晰。
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語言，雖然在國內已經刻苦準備法語，甚至能看報紙，但教授的語速、醫學術語以及法國式的邏輯表達，與課本完全不同。第一堂解剖學課，我幾乎聽不懂。
我坐在階梯教室里，拼命記筆記，卻發現理解得十分有限。那一刻心里是有些發慌的：我是否真的跟得上？要知道法國醫學院一年只有一次大考，沒有補考機會，若連續兩年不及格就要被遣送回國，壓力非常大。
學習節奏也和國內完全不同。每天上午必須到醫院實習，下午到醫學院聽課，一周六天，沒有松懈的時間。解剖學既有筆試，又有口試和實際操作考試，其他科目大多是口試，當場抽題作答。用法語進行醫學邏輯表達，本身就是挑戰。起初答題時常常詞不達意，心里想得清楚，嘴上卻表達不完整，這種挫敗感很真實。
不過，法國同學待人友好，我也是強迫自己多開口，多請教，多討論。大約半年之后，我突然感覺法語“通”了。聽課能跟上，筆記能完整記下，口試時也能較為流暢地表達，這是一個質的轉折點。
采訪者：您在留法期間正值歐洲也處于二戰的陰影中。當時發生了哪些讓您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
石毓澍：在里昂讀書，戰爭是一步步逼近的。
當德國進攻波蘭，英法對德宣戰，消息傳來時，我們還在正常上課。無線電每天播報戰況，卻常常只是說：“戰場無可報告，有些炮擊。8”那種表面平靜、內里緊張的氣氛，讓人心里發緊。
而戰爭真正影響到我們，是從學院被征用開始的，隨后就是食品定量配給，挨餓成了法國的普遍現象。法國人多少還能靠農村親友接濟，我們這些客居他鄉的中國學生，卻只能依靠有限的配給。
不過我這一生有相當一段時間是在饑餓中度過的，所以對挨餓并不陌生。
讓我震動的，是法國的迅速戰敗。1940年德軍轉向西線，很快攻占比利時、荷蘭，隨后法國不支，在巴黎近郊簽署投降書。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夏天，學校剛考完試，德軍就進了里昂。我們站在窗前，看著摩托化部隊進城。街上幾乎沒有行人，一片寂靜。沒有喧鬧，沒有抵抗，只有沉默。
那一刻，我親眼見到一個國家戰敗的樣子。
采訪者：您提到法國留學是邊實習邊學習的，那實習期間有什么故事嗎？
石毓澍：對，前面說過，我們是上午在醫院實習，下午在醫學院學習。不過我也是在高年級階段，才算是真正進入臨床實習階段。我到里昂H?tel-Dieu醫院9，跟隨Croizat教授學習血液病，并開始做畢業論文，題目是關于出血后貧血所引起的骨髓變化。在那里，我第一次系統學習胸骨穿刺和骨髓檢查。
后來為了將來回國治療肺結核，我專門到巴黎Cochin醫院10學習肺科。在那里，我學習氣管鏡檢查，并接觸人工氣胸及粘連切斷術等技術。氣管鏡操作要求非常細致，既要熟悉解剖，又要有耐心。每當鏡子進入氣道，我都在心里默念步驟，生怕給病人帶來痛苦。
后來，我到法國中部城市訥韋爾的醫院做住院醫師。那是一家有五百張病床的大醫院，但因戰爭緣故，我到時竟只有我一個住院醫師在崗。我可以參加各種手術，但必須每天負責急診處理，工作十分繁重。有時夜里剛躺下，又被叫去急診室。戰爭時期醫療條件有限，但正因為條件艱苦，我學到的反而更多。
可以說，我是在病床邊成長起來的。
采訪者：抗戰勝利后，您是直接去到天津的嗎？當時國內醫院的真實狀況是怎樣的？
石毓澍：抗戰勝利后，我從重慶隨船北上，被暫委以“專員”名義去天津接收醫院。那時我們這些從海外歸來的人，心里還帶著一點天真，以為勝利了就能像法國解放后那樣，大家齊心建設國家；可在路上看報紙社論，從“接收淪陷區不要喪失人心”到“不要喪盡人心”，才慢慢意識到：現實遠比想象復雜，老百姓甚至把“接收”譏為“劫收”。
我回到天津后，衛生局分配我參加接收傳染病院。當時醫療問題還是很多的，比如我所在的醫院制度和工作作風參差不齊，更多還是靠醫生個人意志支撐，領導當時直接讓我一個剛留法回來的住院醫生全權負責內科的實際工作，我自己也覺得力不從心。但在那樣的局面里，哪里還容得你“準備充分再上崗”？只能邊做邊學，邊做邊把科室撐起來。
還有一些接收惡習，有人把接收來的藥品拿去賣，把醫院的焚化爐連同地皮都賣掉發財；聽說還有接收天津市政府的官員把接收來的樓房當作自家住宅。這是我在天津最早接觸到的一類“戰后現實”。
如果再把鏡頭拉遠一點，戰后天津醫院的底色其實是四個字：艱難潦倒。內戰很快又打得激烈，社會秩序和民生一起下滑。后來我在第三醫院工作時，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困難，醫院食堂“每人只供二兩米飯”；自來水里雜質多到“無法入口”，真是民不聊生。在這樣的環境里，醫生想“把業務搞好”，往往不是缺熱情，而是缺最基本的穩定與保障。
采訪者：您后來又是什么時候來到了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我看這張照片上寫的是您參與了反細菌戰的工作，這又是怎樣的經歷？
石毓澍：我是1951年11月1日來到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那一年我從昆明回到北方，先四處了解各醫院情況，我的心愿是進一家“有老大夫、有教學”的醫院，而不是被推到前臺去獨當一面。最后我選擇了天津醫學院，關鍵原因是有朱憲彝11教授領銜指導，附屬醫院又是原“中央醫院”，規模、制度、水平在當時國內都算很好的，我到天津面談、參觀后，當即談妥任主治大夫。
圖6 50年代天津總醫院心內科合影，前排左二石毓澍教授、左三周金臺教授
至于你提到的反細菌戰的工作是在1952年8月初，背景是朝鮮戰爭爆發后，1951年夏，我國方面認為美軍違反《日內瓦公約》，在朝鮮和我國東北投放細菌彈12，為此國家組織科學家去東北和朝鮮調查取證、做實驗室檢查，同時還組織國際調查來核實情況。
圖7 石毓澍教授參與反細菌戰工作照片
衛生部需要我當天就前往沈陽，參加相關國際科學調查工作的法文翻譯，在學習工作一段時間后，組織決定讓我參加反細菌戰代表團赴維也納出席世界和平大會13，出國前的會議上我們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宋慶齡副主席。代表團大約18人，我負責法文翻譯，在大會結束后，我們先后到前蘇聯、匈牙利、奧地利、捷克、民主德國等國家巡回宣傳反細菌戰。
采訪者：在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您開展了哪些心臟病方面的工作？
石毓澍：我真正走上心臟病這條路，要從1950年代初說起。朱憲彝院長考慮把大家按專業門類劃分，使臨床與研究更深入，我被分派專做心臟病，于是下決心在這方面多下功夫。當時設備落后，只有老式雙極心電圖機。我從國外雜志看到單極心電圖的新進展，買書自學，弄懂原理后，和電工一起把機器改裝成功，后來我還對單極導聯心電圖進行了一些推廣工作。
圖8 石毓澍教授在導管室開展工作
也是在上世紀50年代，我們在國內較早開展心導管檢查技術。當時國內并沒有現成的器械，我們用導尿管改制心導管，用自制玻璃管測血氧，用腦脊液壓力表測壓，在簡陋的30毫安X光機下完成檢查。正是依靠這項技術，我們在1956年配合心外科成功實施室間隔缺損修補術，使天津的心臟病診療一度走在全國前列。
1958年，我們又在國內首次以較大系列病例報告了急性心內膜下心肌壞死，對當時國內關于心肌梗死部位的認識產生了一定影響。
學科要發展，不能只等條件成熟，要自己創造條件。
采訪者：您的履歷上寫1974年-1996年的單位是?天津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后來又是如何重新開展工作的呢？
圖9 石毓澍教授在辦公室
其實這之前還有一段軍醫的經歷。 1971年我被調到北京部隊醫院，但是在1973年我已經56歲了，到了部隊退休的年紀，便轉業回到了天津。那時醫學院剛剛成立第二附屬醫院，我一心想著開發新的工作領域， 所以并未回到總院，而來到了第二附屬醫院。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14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同志在會上號召大家努力工作，把丟掉的時間奪回來！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我，深感自己責任重大。那時我已六十了，但熱血一下子又重新沸騰起來，多年來埋藏在我心底的實現科學報國的理想又死灰復燃了！
我終于又有了用武之地！
到了二院，我開始思索如何建立一個以高學位醫生為基礎的集醫療、教學及研究為一體的心臟病科室，正好醫院新樓落成，老樓空出一層，我向院領導申請建立心臟科，并明確提出：現代心臟病學一定要發展介入心臟病學，必須建立由心臟科掌握導管室。當時一臺新型心血管造影機價格高達上百萬美元，不現實。后來抓住機會，僅用25萬美元從香港購得一臺使用兩年的1200毫安C形臂X光機。設備運回后，我們自行改造房間，下挖地面、騰出空間、重新布線，幾個月后導管室正式建成。從此可以開展心導管檢查和介入性治療，學科水平邁上新臺階。
有了導管室，我又想到：臨床必須與科研結合。利用購機節余資金，并爭取市里支持，我們建成一座三層、約450平方米的研究樓，設立生化、病理生理、電生理等實驗室。這就是我們心臟病學研究室的雛形，后來發展為心臟病學研究所。
圖10 80年代天津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心臟科合影，二排左六石毓澍教授
回頭看，從改裝一臺心電圖機，到建立導管室，再到建成獨立研究樓，每一步都不大，卻層層遞進。這些靠的是集思廣益，大家的力量。
采訪者：您是我國心臟病領域的先驅，可以分享下您的一些研究內容與成果嗎？
石毓澍：前面有提到50年代開展心導管檢查等工作，到了70年代，我把精力更多集中在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領域。1974年，我與周金臺教授合作，成功開展埋藏式鋰碘電池心臟起搏器植入術，并在1995年獲授“中國開創心電生理學獎牌”，2017年獲得中華醫學會心血管分會“終生成就獎”。2021年，獲中華醫學會心血管分會的“鮐背獎”。
之前在留學期間，我不止是拿到了醫學文憑，也拿到了生理學、普通化學和生物化學的文憑，這對我在開展科研工作的幫助很大。80年代，我們建立了各類實驗室，率先開展心肌細胞動作電位、電壓鉗與膜片鉗技術研究，使天津在離子通道與心肌電生理領域處于國內較早、較系統開展的行列。從L型鈣通道到鉀、鈉離子通道電流，我們逐步把研究推進到分子生物學層面，實現了基礎與臨床的結合。
此外，我們團隊也長期重視RAAS系統、心力衰竭機制及基因多態性研究，強調基礎研究必須服務于臨床問題。我一直主張：醫生既要會看病，也要會做實驗，真正做到臨床與科研并重。
圖11 石毓澍教授與諾貝爾獎獲得者Yalow教授（右一）交流
采訪者：我們也了解到您的哥哥是有著“中國話劇皇帝”的石揮先生，您對他是怎樣的印象？
石毓澍：時常我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作為石揮15的弟弟，我對這位被譽為“中國話劇皇帝”的兄長，究竟有怎樣的印象？這既是一個外人關心的藝術話題，也是我內心深處極為復雜而深沉的情感回憶。
圖12 石揮先生（右一）《我這一輩子》劇照
我們小時候都叫他“氣哥”。他比我大三歲，我們家境衰落得很快，父親失業、姐妹早逝、生活困頓，在那樣的環境里，每個人都在為生計奔波，而氣哥卻始終保留著一種不甘平庸的氣質。他不是那種循規蹈矩、埋頭苦讀的孩子，讀書成績平平，卻對演戲有著天然的敏感和熱情。小學時在游藝會上，他就常被選出來表演，神情、動作都極為生動。那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愛演戲的少年，日后會在中國話劇與電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家庭遭遇變故之后，他曾在北寧鐵路當車童，又做過牙科診所學徒，生活在社會底層。這些經歷，對他影響極深。他真正了解普通百姓的疾苦，懂得小人物的心酸與尊嚴。這也是后來他在銀幕上塑造人物如此真實動人的原因。我始終認為，他的藝術是在生活的泥土中扎根、生長的。
然而，作為兄弟，我看到的不只是“話劇皇帝”的光環。我看到的是一個性情倔強而自尊心極強的人。他對父親當年的行為一直難以釋懷，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他在事業巔峰時期，也并非沒有苦悶與壓力。藝術家的敏感，使他更容易受到時代風浪的沖擊。后來政治風波中，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最終走向生命的終點，這對我來說，是終生難以釋懷的痛。
我常常想，如果沒有那個動蕩的時代，他也許還能創作出更多杰出的作品。可歷史沒有如果。一個人的命運，往往與時代緊緊糾纏。作為弟弟，我為他自豪，也為他惋惜。但無論如何，他已在中國戲劇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
采訪者：還有一個問題，您今年已經108歲了，是否有長壽秘訣或者固定的生活習慣？
石毓澍：我自己也沒想到能夠活這么久，倒也沒什么特別的生活習慣，就是好喝綠豆稀飯。
其他愛好也就是踢足球，當然現在就只能看足球、聽聽京劇了。其實，最好的秘訣就是心態，保持樂觀和對人寬容。與人為善是我做人的準則。
圖13 石毓澍教授煮粥（拍攝時間2023年，拍攝者：Who Does The Dishes欄目組）
采訪者：您親歷二戰、解放戰爭、“文革”、改革開放……百余年的經歷有哪些感悟可以分享？
石毓澍：百年回望，我常想，回憶過去，其實就是回憶生命。一個人行走時要向前看，思考如何穩妥抵達目標；可當停下來時，總會回頭望望風雨與陽光。只是過去終究已成過往，沉溺其中并無意義。生命不像房屋，壞了可以重建，逝去的歲月不會重來。
我親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經歷了解放戰爭的動蕩；在“文化大革命”中進過“牛棚”，也親眼看到改革開放后國家的復興與繁榮。時代如大江奔流，個人不過是其中一葉小舟。風浪來時，身不由己；風平浪靜時，也不可得意忘形。歷史的巨輪從不會因個人的喜怒哀樂而停步，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在每一個時代盡自己的本分。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我一生嘗盡酸甜苦辣，卻并不以苦為憾。所謂“苦盡甘來”未必處處應驗，重要的是在困頓時不失希望，在成功時不得意忘形。只要風暴過去而一息尚存，便依然坦然前行。
圖14 石毓澍教授與妻子張季鴻女士于澳洲家中（拍攝時間2023年，拍攝者：Who Does The Dishes欄目組）
結語
如果說口述歷史是一種回望，那么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往往不是宏大的歷史背景，而是那些細微而具體的瞬間。
是石毓澍教授母親典當衣物換學費的背影，是在碼頭被繩索吊上遠洋輪船的驚險，是戰時里昂清晨街頭駛過的摩托化部隊，是簡陋條件下改裝成功的第一臺心電圖機，是導管室里徹夜不眠的燈光……這些片段，并不喧嘩，卻構成了一個人持續前行的力量來源。
石教授的人生軌跡，沒有刻意鋪陳的豪言壯語，也少有戲劇性的自我渲染。他更像一位始終在“做事”的人，一步一步，緩慢而扎實。
農歷正月十二是石教授108歲的生日，回望訪談中的種種細節——那些關于家國、親情、學業與醫學的片段，此刻似乎都變得從容而平靜。百余年人生，本身已是一種見證。更難得的是，在這樣漫長的歲月里，始終心有所向、行有所守。
圖15 石毓澍教授在澳洲近照（拍攝時間2026年）
值此一百零八歲生日之際，謹祝石毓澍教授福壽綿長，身心康健，歲月安然。
參考資料
《世紀回眸—石毓澍自傳》
《天津醫大 60 年征程》
《成才之路銘記石毓澍老師的教誨與恩情》
https://whodoesthedishes.com/mr-shi-yu-shu-%E7%9F%B3%E6%AF%93%E6%BE%8D/
專家介紹
石毓澍（1918- ）
中國心血管病學專家
天津心臟病學研究所名譽所長，天津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心臟病學科創始人，天津醫科大學終身教授。1945年獲法國里昂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曾經先后擔任過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華醫學會天津分會會長、中華內科雜志副主編、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常委、中華心血管病雜志常務編委、天津市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主任委員、天津醫藥雜志主編等30余種學術職務。
20世紀50年代起，他主持改造心電圖機實現12導聯記錄技術（1952年），在國內率先開展心導管檢查研究（1955年）并完成首例先天性室間隔缺損檢查（1956年）。1958年系統報道心內膜下心肌壞死病例，改變國內心肌梗死診斷標準。60年代建立首個臨床電生理實驗室，提出充血性心力衰竭水電解質平衡理論。70年代牽頭研發人工心臟起搏技術，其團隊研制的鋰碘電池起搏器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78年）。主編《心律失常的診斷與治療》專著。
館藏文物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館藏·A0115——《醫峰玉樹》
注釋
1楊柳青石家 清代至民國初期天津地區的八大豪門巨富家族之一，后絕大多數都退出歷史舞臺。
2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 由北洋軍閥主導的中央政府，定都北京，實行總統制共和制，實際權力由袁世凱及皖系、直系、奉系軍閥輪替掌控。
3中法大學 成立于1920年，1950年多個院系并入北京工業學院（1988年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舊址位于東黃城根北街甲20號，現為中國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4盧溝橋事變 發生于1937年7月7日，是日本繼“九一八”事變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繼續和發展，也是中國全面抗擊日本侵略戰爭的起點 。
5淞滬戰事 又稱八一三戰役，是全面抗戰初期中國軍隊為保衛上海與日軍發生的一次大規模會戰。戰役自1937年8月13日始，至11月12日終，歷時三個月。
6福開森路世界社 1936年，由李石曾利用法國“退回”的庚子賠款創設，現位于上海市徐匯區武康路。
7中法學院 又稱里昂中法大學，是中國近代在海外設立的唯一一所大學。見證并記錄了中法兩國一段特殊交往史。
8戰場無可報告，有些炮擊 指的是在長達8個月的時間里，英法兩國對德宣而不戰，綏靖政策的延續，歐洲出現了“西線無戰事”的局面。
9里昂H?tel-Dieu醫院 里昂舊天主醫院是里昂一所具有歷史意義的開業醫院，建筑主體始建于1184年。
10 Cochin醫院 科欽醫院始建于1780年，由牧師為窮人所建的一所醫院。
11朱憲彝（1903年1月—1984年12月）， 天津人，臨床內分泌學家、醫學教育家。1930年畢業于北平協和醫學院，1936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行博士后研究。1951年創建新中國成立后首所高等醫學院校天津醫學院（現天津醫科大學）并任首任院長（任職33年）。
12細菌彈 也稱生物彈或四格彈，觸地后自動裂開釋放病原體，病原體包括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等10余種病菌，通過花蠅、黑跳蚤等昆蟲傳播。
13世界和平大會 又稱1952年世界人民和平大會，于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最終通過《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宣言》和《致五大國政府書》。
14全國科學大會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會上鄧小平著重闡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馬克思主義觀點。打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禁錮知識分子的桎梏，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15石揮 （1915年3月2日-1957年），原名石毓濤，中國著名演員、導演，被譽為“話劇皇帝”。代表作有《我這一輩子》《太太萬歲》等，表演風格細膩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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