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陳獨秀的兒子，建國后在窯廠做工，毛主席特批：可以照顧

1958年5月下旬，長江水位漸漲。毛主席的專列緩緩駛出安慶站，他臨窗眺望江面，忽然問身旁的地委書記：“陳獨秀的后人情況怎樣？”一句隨口提起，把在窯廠拉坯、滿手泥漿的陳松年重新拉進了人們的視線。

地委書記答得很實在，說陳松年如今在郊區磚瓦廠當工人，幾個孩子正上學，日子緊巴巴。毛主席沉吟片刻，只留下一句：“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安慶方面旋即落實，每月三十元補助，當月就送到陳松年手里。這筆錢不算多，卻讓一家人徹底松了口氣。

話題回到1910年。那一年，陳松年在安慶府西席子巷呱呱墜地，恰趕父親遠赴上海，母親高曉嵐獨自料理家事。短短三年后，袁世凱的舊部倪嗣沖搜捕“亂黨”，沖破靈堂，幼小的松年差點被帶走。鄰家大嫂急中生智，把他塞進澡盆，一邊搓背一邊應付士兵，才救下這條命。逃出后院的延年、喬年自此踏上革命之路，而松年的命運則被泥水與家計牢牢牽住。

1927年6月，大哥陳延年在滬被捕。姐弟二人踏著梅雨趕到上海，卻連最后一眼都沒能見到，只能在黃浦江邊燒紙。第二年5月，陳喬年犧牲，國民黨仍不準收尸。兩張白紙、幾柱香，這位三弟的悲慟埋在喉頭，沒喊出聲。接踵而至的噩耗擊垮了長姐陳玉瑩，她在精神錯亂中離世。至此，松年年僅十八，卻已接連送別三位至親。

1930年，高曉嵐纏綿病榻，臨終拉著幼子手臂囑托要守住家風，僅此一句就撒手人寰。兩年后，陳獨秀因“危害民國罪”被判十三年。彼時祖母尚在，家族老屋卻空空蕩蕩，靠松年一咬牙維系。那段歲月，坊間把陳家說成“人去樓空”，并非夸張。

抗戰爆發，安慶城危在旦夕。1938年夏，松年先把祖傳字畫與累贅家具埋進鄉間祠堂，隨即護著祖母、妻子竇珩光和幼女輾轉武漢，終于與獲釋的父親重逢。再折重慶，再赴江津，一家人安身于長江對岸的德感壩。兩口子在九中教書，一支粉筆、半袋米，茍且度日，卻不敢松勁。父親此時婉拒延安與重慶雙方邀請，名義自由，實際潦倒。陳松年常抬船過江，買最便宜的糙米，扛回屋頂漏雨的草棚。

1942年末，祖母辭世；1942年12月27日，陳獨秀因中風并發癥在江津去世。出殯那天，松年摸著空空口袋，只能用薄棺草席安葬，“等以后太平了再遷回故里”——這是他對父親的承諾，也是欠下自己的一筆心債。戰后，他托人在福建借到一副杉木棺，1947年春，把祖母與父親合葬于安慶獨秀山麓，總算了卻夙愿。

新中國成立，陳松年攜家回到安慶。一張教師資格證沒能解決溫飽，他只得輾轉在會計所、糧行、最后落腳郊外窯廠，手捏磚胚，腳踏泥水。有人替他抱不平，他擺手說：“我這點苦，算什么？”妻子竇珩光脾氣更硬。兩個女兒念到高中想去紡織廠，她拍桌子：非得上大學。為籌學費，她到窯場抬土，到修筑皖贛鐵路的工地推獨輪車，晚上還要縫補孩子的單衣。遺憾的是，熬到1954年底，竇珩光積勞成疾撒手，留下瘦弱的丈夫與四個未成年的孩子。

日子最難時，家里僅剩半袋高粱糠。正是這種當口，1958年的那聲“可以照顧”落到紙面。補助到手，學費有著落，老屋也能添張新桌。后來陳松年的三十元補助一直領到離世，鄰居打趣叫它“主席糧票”。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安慶成立市政協，老同學推舉他進常委。他還被吸收為市文史館館員，將家藏的父親手稿、《每周評論》合訂本等資料整理、上繳。1984年，江津方面請他回原址參與修繕獨秀舊居，他仔細核對尺寸，連父親曾坐過的藤椅位置都盡量還原，顫聲道：“就放這里，不能動。”

1990年夏末，八十歲的陳松年在晨練途中突發心絞痛，搶救無效。遺物中有一張寫于1950年的便箋——“守住家風，勿倦學業”——寥寥八字，像釘子一樣釘在紙面，也釘住了他一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