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案件核心并非簡單的善惡二分法，而是對復雜機制的全方位檢視。回看禁毒戰爭，官方披露的數據已有近6000人死于非正常暴力，但人權組織卻認為實際死亡數字成倍高出。這種懸殊，立刻點燃了關于事實真相的激辯。代表檢方的高級審判律師朱利安·尼科爾斯所持的最大論據，即杜特爾特本人曾多次公開承認對行動“負責”，直接將矛頭指向最高領導層。如果說地面執行者的行為尚還有“命令行事”的余地，那么權力頂端的決策者究竟應負多大責任，就成了這場聽證會爭論的焦點。國際刑事法院在過往審理盧旺達、塞拉利昂等沖突案時，對“權力金字塔尖”的問責態度就極其明確，這一次菲律賓案例同樣沿襲了這種高度。
不可忽視的是，菲律賓2019年已正式退出ICC，但退約前發生的大規模違法行為仍在法院管轄權之內。這為案件審理平添一層政治色彩，不同派別、國際社會紛紛發聲，既有人呼吁穩定也有人期盼正義到來。關注點已不僅限于杜特爾特個人命運，還關乎司法獨立與跨國人權機制未來走向。國際刑事法院如果邁出進一步的審判，勢必掀起持續且龐大的法律與輿論風暴。
隨著確認聽證會落下帷幕，所有目光聚焦于預審分庭，郁結的答案將在接下來幾周揭曉。杜特爾特是否會成為繼南美、中非部分國家前首腦后，又一位因重大人權事件被國際法院審判的領袖？這個案件注定不是結束，而是一連串深層次討論的起點。公義與權力較量的劇本，在國際舞臺正徐徐展開，每一次審理都是對過去選擇的拷問，更是當下和未來民主正義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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