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吳玉章寫信向中央組織部說明：李之龍當年被捕后未叛變

信送出后，組織部隨即啟動調查。相關檔案被一次次調閱，黃埔一期同學、廣東老海軍、廣州地下黨幸存者陸續被訪談。陳舊的筆記本、泛黃的報紙、民國時期的電報碼，一件件物證把時鐘推回到1926年。

1926年3月18日，廣州。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接到“調艦赴黃埔”的口頭命令時，還在研究新購魚雷艇的技術圖紙。電話那端，歐陽鐘語速極快：“兩艦立刻出發，這是蔣校長親批。”李之龍趕往碼頭，下令中山、寶璧兩艦當夜起錨。就是這道命令，讓他被卷進了“中山艦事件”。

三天后，蔣介石以“陰謀劫持”名義宣布戒嚴，歐陽格被扶正為海軍臨時總指揮，李之龍則被戴上手銬。李被帶走前，對中山艦大副低聲說了一句：“別慌，公事能說明白。”這一句被后人反復提起，卻沒能改變他的命運。

此時的李之龍只有29歲，黃埔一期里最年輕的海軍中將。手握軍銜，卻身不由己。被捕當天夜里，他在國民政府衛戍司令部留下第一份口供，內容大抵是闡述接令過程，沒有觸及黨組織。次日，蔣介石公開講話：“此事與共產黨無關。”然而旋即又要求“凡在黨部工作的共產黨員一律聲明脫黨”。局勢詭譎，人人自危。

5月18日，《廣州國民日報》刊登《李之龍啟事》。啟事看似退黨，口吻卻含糊，僅稱“為避開糾紛，便利工作起見”。多年后，多份口述回憶指出：這是在蔣的壓力下的“統一格式”，所有黃埔系黨員皆照此辦理，真心與否外人難辨。調查組在檔案館找到同天的《蔣鼎文啟事》《劉峙啟事》，版本如出一轍，才算補上一個細節。

李之龍被釋放后，被撤掉海軍局一切職務，轉到中央人民俱樂部做戲劇宣傳。他沒有放棄兵運。1927年春，他撰文揭露“三·二〇事件”內幕，文章在武漢《人民日報》全文刊載，題目直指蔣介石。幾周后，“四一二”血雨腥風降臨。李之龍輾轉武漢、廣州、香港，策動軍艦起義未果；1928年2月6日，他剛踏上廣州碼頭即被捕，48小時后在黃花崗就義，年僅31歲。

圍繞李之龍的爭議，關鍵落在“是否叛變”四個字。1951年，遺孀潘慧勤申請烈士稱號，被中南行署以“曾退黨且出獄后與反動集團來往”為由駁回。同年民政局請示周總理、董必武，得到的答復仍是“情況未清”。于是，“未定性”在戶籍卡上烙下長達三十年的痕跡。

然而事實并未終結。1960年，聶榮臻寫信談及“李被捕后變節”；但四年后吳玉章的一句話重新掀開蓋子。組織部調查發現，當年的審訊檔案中，李只對艦隊調動做技術解釋，拒絕提供任何同志名單。負責審訊的馬文車報告說：“李態度強硬，無供出同黨。”這一份報告與當時的行刑記錄一并保存，成為推翻“叛變”說的證據鏈。

更關鍵的是同代人的回憶。原廣東區委秘書饒衛華、黃埔一期學員李奇中在1964年底先后提交書面說明：“若有退黨投敵，黨內不可能毫無風聲。”老同志的話語簡單，卻份量十足。組織部注意到另一個細節：李之龍被處決時，國民政府宣布的罪名是“策動海軍叛亂”，并非“共黨滲透”，恰恰說明蔣介石不能拿“叛黨”作實證。

調查持續到1982年。那年春天，聶榮臻寫信給廣州市委組織部：“1960年那封信撤銷。”同月，羅明、楊獻珍等人補充材料，證實李之龍“無投敵、無供詞、無特赦”。三“無”原則得到認可，同年年底，民政部批復：李之龍為革命烈士，家屬待遇按烈屬發放。

潘慧勤在廣州領取到證書那天，只說了一句話：“終算給孩子們一個交代。”她已花白的頭發在街角風里晃動，無聲卻有力。

至此，一個被塵封半個世紀的青年海軍將領重新立在史冊。他曾戴中將肩章，也曾被當作棄子。槍口與紙筆，陰謀與澄清，多重力量碰撞的結果，是一句被推遲的公正——“未叛變”最終蓋章確認。

有意思的是，中山艦也在那時經歷“翻案”。1997年1月28日，沉沒半個世紀的中山艦整體出水，艙壁彈孔與艦橋焦痕依然清晰。參觀者擠滿碼頭時，有老兵感慨：“船回來了，人該記得。”短短一句話，把人們的目光拉回海風與硝煙交織的年代。

歷史并不寬容，但它終究精準。李之龍的遺書里寫過：“希望孩子們繼承革命事業。”幾行模糊的鉛筆字，如今被裱在湖北沔陽紀念館的玻璃柜里。游客駐足，低聲讀出那一段囑托，仿佛仍能聽見青年將領急促的呼吸聲。

一封1964年的短信，將疑團撥開；一紙1982年的批復，讓名字發亮。浮沉之間，時間證明，李之龍用生命給出的答案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