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活捉老蔣的孫銘九，解放后中央破例批準：給他安排一份工作

1978年深秋，北京東城一家狹小茶館里，一位頭發(fā)花白的老人悄悄落座，掌柜見到他先是一怔，旋即壓低嗓門：“孫營長來了。”在座的幾位舊軍人聞聲側(cè)目，這句稱呼把人們的目光拉回到四十二年前的西安寒夜。

順著時間的脈絡追溯，1936年12月的西北正值隆冬。東北軍駐防西安的第五十七師警衛(wèi)二營營長孫銘九，接到了一則只有一句話的密令：“去臨潼，把那個人請回來。”命令很簡潔，卻幾乎注定讓執(zhí)行者踏上一條無人知曉的坎坷之路。當晚十點，他率百余名精銳出城，沿渭河向東急行。誰也不敢多問，因為連發(fā)號施令的少帥張學良都在燈下踱步。

張學良當時34歲，心中顧慮重重：一旦失敗，東北軍再無翻身可能；成功了，自己又將成為“兵諫”之人。猶豫之際，他最終把最信任的職位交給了這位老同學的同鄉(xiāng)。事實上，孫銘九之所以能得到此差，除了膽魄，還有緣于他自小在奉天軍官教導團訓練出的強悍身手，以及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時練就的細致作風。

凌晨兩點，華清池山門的燈火無聲熄滅，刺骨的寒風卷過五間廳。孫銘九將手槍上膛，口中輕聲吩咐：“火力壓制，不能亂傷。”槍聲乍起，蔣介石親衛(wèi)展開阻擊，沖鋒槍和輕機槍的火花將夜色撕得支離。警衛(wèi)二營不敢戀戰(zhàn)，孫銘九帶著數(shù)名敢死隊繞向后墻。躍過矮垣時，他意外踩到一只黑色皮鞋，順手塞進棉襖里。那一刻，他斷定目標已經(jīng)翻墻逃向驪山。

山坡上滿是荊棘亂石，月色暗淡。搜山的號子此起彼伏，短促而壓抑。約莫三點，有士兵在坍塌的小廟發(fā)現(xiàn)一疊被褥殘痕；四點，一名老兵摸出一截電報線，顯然是臨時通迅的痕跡。時間緊迫，孫銘九把隊伍分成“四扇面”搜剿，只留五人守廟。他自己拽著蔣孝鎮(zhèn)翻過亂石時，才知道那只鞋是誰的——另一只還在蔣介石腳上。

天色將明。薄霧里傳來喊聲：“報告，石縫里有人！”眾人圍上，果不其然，看見蔣介石裹著呢大衣躲在亂石堆中。對峙數(shù)秒，蔣只抬頭淡淡道：“我是委員長，請善待我。”現(xiàn)場氣氛凝固，孫銘九沒有多言，解下斗篷半跪在前：“上來吧，山路難行。”老蔣遲疑片刻，終究趴上他的背。事后，孫常用一句玩笑形容那一刻的沉重：“他比想象的輕，卻壓在我心口三十年。”

西安事變以談判收場，歷史走向由此拐彎。張學良旋即被扣南京，楊虎城亦遭囚禁。東北軍群龍無首，舊派王以哲主張妥協(xié)，新派孫銘九、苗劍秋等拒不讓步，矛盾升級。1937年1月21日，西安大街的一聲槍響結(jié)束了王以哲的生命，也宣告東北軍徹底裂隙。行刺后，孫銘九潛赴陜北，被中共地下黨秘密轉(zhuǎn)移至晉綏，隨后又輾轉(zhuǎn)天津。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向他伸來橄欖枝。彼時民族命運風雨飄搖，不少舊軍人或投日或流亡，他卻一度猶豫不決。最終，他在日本舊友的牽線下出任冀東保安隊上校顧問。但有一點始終為友人所共識：孫銘九雖披著偽裝，卻未曾在戰(zhàn)場對國共軍隊扣過扳機，部隊長期滯留在宣化、張北一帶，活動極少。

1944年底，華北抗戰(zhàn)進入決戰(zhàn)階段。孫銘九派人與晉察冀軍區(qū)接觸，釋放百余名被俘八路軍戰(zhàn)士，又暗中資助地方抗日武裝。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他干脆遣散部隊，自行潛回沈陽，等待新的時局。國民政府急需整合東北兵力，以重整“東北先遣軍”之名再次將其收編。不料遼沈戰(zhàn)役爆發(fā)后，他所部于1948年4月在黑山一線被東北野戰(zhàn)軍包圍，兵敗被俘。

俘虜名單送到東北野戰(zhàn)軍司令部，高層注意到“孫銘九”三個字。有人提醒：“此人當年捉過委員長，對我軍并無血債。”是年10月，孫被押至哈爾濱。談話中，李兆麟直言：“槍斃的理由找不到，安置的難度不小。”經(jīng)過政審，關(guān)內(nèi)報到中央。最終，中央作出一項少見的決定：將孫銘九列為“特殊歷史人物”，先行釋放，安排工作，地點定在東北工業(yè)部檔案科。文件落款日期——1949年2月17日。

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檔案室默默整理舊軍隊電報、裝備清單，十余年無一次缺勤。有人好奇他為何能進機關(guān)，他只笑說一句：“因為年輕時背過一個人下山。”1965年，他被調(diào)往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從事戰(zhàn)犯教育研究，曾參與編寫《日偽軍士兵改造紀實》。這段經(jīng)歷令他常對身邊年輕人感慨：“人一生繞不開選擇，你若選錯路，回頭的門檻就高了。”

改革開放后，關(guān)于西安事變的討論再起波瀾。媒體蜂擁而至，孫銘九被請到西安、臺北、沈陽等地做口述歷史。有人問他當年見到蔣介石時是否磕頭，他搖頭：“那山路狹窄，我背著他，只想著別摔了，磕什么頭？”還有記者追問他為何投日再起義，他淡淡回答：“那是亂世的縫隙，總得有人撐一根木板，讓自己不至于沉到底。”

1990年，他回到闊別半個世紀的華清池，站在“五間廳”外，拍拍墻根的一塊青磚：“那晚就是從這兒翻出去的。”景區(qū)游客不明所以，見一位瘦高老人撫墻出神，只當普通游人。陪同人員遞過門票，他推辭片刻才接過：“既然成了景點，就當是給后人留個念想。”

1993年寒冬，他病逝于沈陽鐵路局家屬院，終年八十三歲。遺物中，那只舊黑皮鞋依舊被他擦得锃亮；鞋跟處刻著細小的字——“丙子冬月于驪山得之”。葬禮很簡單，單位同事和幾位老部下按他遺愿，合唱了一段《松花江上》。墓碑不高，上書八個字：“曾背虎狼，終歸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