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昀】
近日,一場跨越國境的沙塵刷屏全網。
先是蒙古國南部刮起沙塵,在西伯利亞冷高壓與蒙古氣旋共同影響下,強風裹挾著沙塵一路南下,席卷我國北方地區,多地出現PM10短時重度及以上污染,北京、鄭州等城市被灰蒙蒙的塵霧籠罩,空氣質量明顯下降。
這讓我不禁回想起剛剛結束不久的蒙古之行,原來當時看到的蒙古生態困境,并不是遙遠的異域故事,它與我們北方的空氣與健康緊密相連,甚至直接寫在每一次呼吸里。
蒙古包下的貧民窟
去年12月,我踏上了前往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旅程。這座因《烏蘭巴托的夜》被許多國人熟知的城市,如今正深陷生態惡化與城市發展的雙重困局。它像一個被迫承受太多重量的容器,把草原退化、人口流動、基礎設施缺位以及冬季污染,全都壓縮進同一片天空之下。
飛機降落在成吉思汗國際機場時,窗外是濃得化不開的漆黑,只有跑道燈光在夜色中勾勒出模糊輪廓。三小時前,我還在首爾仁川機場,體驗著現代都市的精致與高效,干凈的候機大廳、便捷的換乘服務,與此刻眼前的景象形成強烈反差。
下機的瞬間,西伯利亞邊緣的凜冽寒氣撲面而來,干燥的空氣里充斥著沙塵的氣息,像把人直接拽進一片被雪原與荒蕪包裹的土地。
走出酒店,烏蘭巴托的混沌與污染幾乎毫無遮掩地撲面而來。天色像被灰紗罩住,空氣里夾雜著燃煤的異味。我本來就有鼻炎,很快便感到不適。這里的冬季,空氣污染問題長期以來較為突出,口罩早已成為當地居民冬季出行的必備物品。污染的直接原因并不復雜,城郊蒙古包區的居民為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大量燃燒煤炭、木柴等廉價燃料取暖。這些燃料燃燒效率低,排放的顆粒物污染物直接飄散在空氣中,在低空沉積,形成冬季常態的灰霾。那一瞬間我突然明白,這不是偶爾的一口嗆,而是一座城市冬天的呼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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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蒙蒙的烏蘭巴托 作者供圖
但更深層的根源,是蘇聯遺留的高度中心化城市模式。即便蘇聯解體已過去三十余年,它的影響仍滲透在烏蘭巴托的城市規劃、社會結構,乃至產業布局之中,也間接埋下了今日困局的伏筆。
當年的規劃將全國資源、產業與人口不斷虹吸至首都,卻未同步配套建設完善的現代基礎設施,尤其是集中供暖系統。計劃經濟褪去后,人口自由遷徙的限制被打破,大量失去牧場或尋求更好生活的牧民涌入烏蘭巴托。由于無法接入城市集中供暖,他們只能在城郊搭建簡易棚屋,依靠廉價高污染燃料過冬。于是,一種為了生存而污染的方式被結構性鎖定。
烏蘭巴托上空的污染物不僅危害當地居民健康,也會隨著氣流跨境傳輸,與沙塵暴一同成為影響我國北方空氣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們在我國北方城市看到的灰,有時并不只屬于北方城市本身。
被困在時間中的首都
堵車,是烏蘭巴托給我的另一重沖擊,也是當地居民日常出行的常態。
這里冬季氣溫常年維持在零下20度左右,出行方式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在刺骨寒風中徒步二十多分鐘,要么在車里堵上近一小時。即便短距離通勤,也常常被車流困住。最荒誕的是,你明明看見目的地就在前面不遠處,卻只能被困在車流里一點點挪,像被這座城市的節奏強行按了暫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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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高峰尾聲的車流依然非常龐大作者供圖
這同樣是城市規劃與現實發展的錯位。如今烏蘭巴托的核心路網由當年莫斯科的設計機構規劃,最初是為五十萬左右的計劃性工業人口打造,而如今城市人口已經接近兩百萬。再加上數十萬輛機動車的通行壓力,老舊路網早已不堪重負。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就業崗位與商業資源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形成巨大單向通勤車流,但原本的路網缺乏環路與放射線的疏導,也缺少立體交通支撐,擁堵因此成為舊基礎設施與新社會動能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很難在短期內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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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蘭巴托的輔路 作者供圖
烏蘭巴托街頭還有一個很具辨識度的景象:左右舵車并行。作為右行國家,這里大量登記的機動車卻是右舵車,核心原因是日本二手車進口關稅極低,花費約三萬元人民幣就能買到車況較好的車型。大量性價比高的日本二手車涌入后,逐漸形成了如今的格局。
而左舵車多來自中國、美國、韓國,使用者多為當地富裕階層與外資從業者。其中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出現,與當地對低污染車型的稅收優惠政策有關,既貼合環保需求,也滿足部分居民的出行選擇。這種并行的混亂背后,折射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無序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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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舵的豐田和左舵的宇通公交并排跑 作者供圖
某天我最終放棄打車,裹緊棉衣在冬日寒風中行走二十分鐘,沿途經過甘丹寺與蘇赫巴托廣場。甘丹寺的紅墻金頂在塵霧中隱約可見,透著一絲寧靜。寺內的香火氣息與周邊的嘈雜形成對比,藏著蒙古人對傳統文化的堅守與敬畏。
蘇赫巴托廣場上的雕像靜靜矗立,寒風裹著細小沙塵掠過輪廓。廣場上的行人大多戴著口罩,行色匆匆,很少有駐足停留的人。這座曾經的政治中心,如今已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為通勤路上的尋常角落。沿途望去,低矮棚戶區錯落分布,老舊的赫魯曉夫樓整齊排列,擁擠主干道上車流緩慢挪動,整座城市被淡淡塵霧籠罩,恍惚間有幾分我國東北小城的影子,卻又有著獨屬于烏蘭巴托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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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赫巴托廣場 作者供圖
日落時分,冬日的天空早早暗了下來,我登上宰桑紀念碑,站在烏蘭巴托的制高點,整座城市盡收眼底,也讀懂了這座紀念碑所鐫刻的蒙古過往。
這座紀念碑建于蘇聯時期,環形墻體上的彩色馬賽克瓷磚記錄著蘇蒙關系的歷史片段,包括1921年蘇聯支持蒙古獨立、1939年蘇蒙軍隊在邊境擊敗日本關東軍,也記錄著前蘇聯太空飛行等重大時刻。它最初是為紀念二戰中犧牲的蘇蒙戰士而建,是那個時代的鮮明印記。然而當我俯瞰腳下的煙塵、擁堵與棚戶區,突然意識到歷史并沒有離開,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留在城市結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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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桑紀念碑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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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蘇式美學的紀念碑 作者供圖
草雪原上的生態災難
旅行結束后,我乘坐火車離開烏蘭巴托,前往俄羅斯。隨著火車駛出市區,窗外從擁擠城區逐漸過渡到一望無際的雪原。冬日陽光灑在潔白的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白光,遼闊天地透著刺骨的荒蕪與寂靜。
沿途的車站十分簡陋,大多是幾棟低矮平房和一塊站牌,周邊散落著幾戶人家,勉強算作村莊,幾乎看不到成型的鄉鎮配套設施。這一幕直觀展現了蒙古城市發展的極度不均衡:烏蘭巴托幾乎是全國唯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城市,聚集了大部分人口、產業與資源,而其余地區多停留在村鎮規模,缺乏產業支撐和基礎設施,難以承載人口長期居住與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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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蘭巴托看上去是非常現代化的城市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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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開出烏蘭巴托后停靠的車站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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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型”車站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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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停靠的車站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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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無際的雪原 作者供圖
雪原之下,還隱藏著生態惡化的真相。這片土地曾是翠綠的草原,是牧民賴以生存的家園,卻因長期過度放牧、缺乏科學規劃,逐漸退化與沙化。冬季積雪只是暫時掩蓋了荒漠化的痕跡,待到春季融雪,裸露的沙化土地便會成為沙塵的重要來源。
與此同時,生態惡化導致大量牧民失去牧場,被迫涌入烏蘭巴托尋求出路,成為城市流民。這又進一步加劇城市人口過載,催生擁堵、污染、棚戶區擴張等一系列亂象。城市困境與草原退化相互推搡,形成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蒙古政府并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嘗試推動草原生態保護、補貼牧民轉型、完善城市基礎設施等措施,但受限于現實條件,短期內難以見到明顯的成效。
核心的難點主要有三點:
第一,蒙古國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單一,全國經濟主要依賴畜牧業與礦產出口,財政能力有限,難以持續投入生態修復、城市基礎設施改造與轉型補貼。
第二,牧民轉型難度大,長期依賴放牧為生,缺乏其他領域勞動技能,對傳統養殖模式依賴性強,難以快速適應現代農業或城市就業。
第三,歷史遺留格局難以打破,烏蘭巴托聚集了就業、教育、醫療資源,其他地區發展基礎薄弱,再加上政黨輪替導致的政策連續性不足,破解困局更顯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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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USSR(蘇聯制造)的火車依舊在蒙古鐵路上撒歡 作者供圖
火車繼續前行,窗外的雪原依舊無邊無際,寒風拍打著車窗,發出輕微的聲響。我漸漸明白,烏蘭巴托的困境,從來不是一座城市的孤立問題,而是蒙古整個國家生態、人口與城市發展失衡的集中體現。
這場困局沒有捷徑可走,既需要直面歷史遺留的問題,正視自身發展的短板,也需要長期的資金投入、技術支持和政策引導,更需要牧民生活方式的轉型與生態環境的逐步修復。那場初到烏蘭巴托時遇到的堵車,不過是這座城市被歷史與現實雙重裹挾的一個縮影,而這片寂靜的雪原,終將見證一場漫長而艱難的變革。
唯有打破惡性循環,實現生態保護與城市發展的良性互動,烏蘭巴托才能走出困局,而這片土地上的沙塵,也才能真正減少,守護好中蒙兩國共有的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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