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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行:戰地記者的底色,是不怕犧牲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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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魯網·閃電新聞3月2日訊為持續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創新實踐,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學黨支部作為全省高校“雙帶頭人”教師黨支部書記“強國行”專項行動團隊,循著山東新聞干部南下播撒新聞火種的足跡,奔赴武漢。

      11 月 8日,團隊成員教授王詠梅、博士生渠梟宇和碩士生崔雨夢來到杰出新聞工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湖北日報社原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雷行之女——《長江日報》高級編輯、原媒介發展研究所主任袁志群的家中。在與袁志群及其先生干朝端的促膝長談中,泛黃的老照片、塵封的往事,共同勾勒出這位山東青年南下荊楚、深耕黨的新聞事業的壯闊人生軌跡,也讓我們得以重溫這位新聞前輩的赤子初心與精神傳承。


      重走山東新聞干部“北上南下”項目組采訪袁志群、干朝端夫婦的留影。

      左起:王詠梅、袁志群、干朝端、崔雨夢。渠梟宇攝

      齊魯沃土淬本色

      雷行,原名袁相柱(1920.7.15-2021.5.8),山東省泰安市肥城安駕莊鎮南石溝村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晉察冀日報》記者、《察哈爾日報》副社長、新華通訊社鄂豫分社社長。建國后,歷任新華社湖北分社、河南分社社長,《湖北日報》總編輯、社長,《長江日報》社長,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 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校長等職。采寫有通訊《血海深仇狼牙山》、《今日黃泛區》、《張瑞合作社》等。


      雷行1950年攝

      “父親老家是山東肥城安駕莊村,因為離泰山 100 里,古時候皇帝每次去泰山祭拜要在那里休息,所以叫安駕,就是皇帝平安到達的意思。”提及父親的故土,袁志群女士的話語中滿是親切。肥城的山水,孕育了雷行堅毅質樸的品格。雷行的父親袁榮潤并非普通木匠,而是擅長太師椅、門楣等物件雕花的匠人。“大伯跟著爺爺靠木匠手藝雕花掙錢,家里條件比一般農民稍好,才供得起父親上學。”她回憶道。

      談及父親的少年時光,袁志群笑著娓娓道來:“我父親對家鄉最好的一段回憶是十幾歲時跟著一群年輕人在老家舞獅子,他是在下邊承重的那個,所以腿勁兒特別大,特別有力量。”這段舞獅經歷,也為他日后成為戰地記者平添了助力。“后來在晉察冀邊區當記者,每天要跑五六十里山路采訪,全靠這雙腿,轉移時還在后面當過收容隊。”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正在山東省立滋陽(現名兗州市)鄉村師范讀中專的雷行,與同學們聽到電臺廣播后,無不義憤填膺。“當時學校停課,師生們上街游行示威,北京天津的抗日宣傳隊也來演講,宣傳抗日救國,教唱革命歌曲,父親耳濡目染有了一定的覺悟。”袁志群介紹,當時學校決定創辦小型報紙,雷行等五六個同學被班主任、語文老師李文山選中負責辦報,“報名《抗敵報》,八開兩版鉛印,每天出一期,新聞來源有國民黨中央社,還有同學們采訪的當地抗日救亡消息。報紙特別受歡迎,一印出來就被搶空,我感覺父親與報紙的緣分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雷行之女袁志群女士接受采訪。王詠梅攝

      1937年11月底,受戰爭局勢影響,山東省教育廳決定全省大中專學校內遷。雷行晚年在書中追憶:“我回家向父母兄嫂弟弟告別,父親給了我十元鈔票,在困難時急用。這是我最后一次向父親告別,父親袁榮潤在抗日戰爭中犧牲,尸骨沒有找到。”因戰時軍運繁忙,沒有客車可乘,雷行和同伴們只能擠在沒有車頂的運煤車車廂里,冷風嗖嗖,因此雷行患了重感冒。到了許昌,他的感冒加重轉為傷寒。“父親當時病情危重,抵達老河口后休克昏迷,險些喪命,幸虧學校將他送到當地的福音堂教會醫院才搶救過來。”袁志群講述著父親那段艱辛的旅程。

      學校的駐地在均縣靜樂宮,離武漢近,武漢出版的進步書報讓雷行逐漸深化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他在回憶錄里寫道:“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解放周刊》、《西行漫記》等進步書報很多,我們搶著閱讀,學習,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是抗日救國的中堅力量,是中國的大救星。”

      畢業時,雷行拒絕報考國民黨的戰時干部訓練團,決心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袁志群談到:“當時學校軍事教官動員大家參加國民黨的戰時干部訓練團,說出來就可以當軍官,有高薪。但我父親毫不動搖,一門心思想去延安參加抗大。”

      1938年7月底,雷行到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報道。在抗大學習期間,雷行系統學習了毛澤東著作,聆聽權威人士講授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等知識,思想覺悟實現質的飛躍。兩個月后,排長馮繼富因為雷行表現好介紹他參加共產黨。“別人都只學一期,父親表現突出,學了兩期,還在那里入了黨,從熱血青年成長為革命戰士。”袁志群說。

      烽火狼牙鑄忠魂

      1939年底,雷行畢業后被調到晉察冀通訊社工作,正式開啟戰地記者生涯。1940 年5月,通訊社與晉察冀日報社合并,雷行就成了晉察冀日報社記者。他曾如此記述那段歲月:“我們過去都沒有學過新聞知識,沒有辦過報紙,只得在辦報中摸索著學習。晉察冀日報社社長鄧拓等領導同志對我們講了敵后邊區的抗戰形勢,共產黨、抗日政府的方針、政策,依靠群眾,向地方干部和八路軍指戰員學習,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報道邊區軍民對敵人英勇斗爭的事跡,鼓舞邊區軍民的抗日斗志。”

      “那時候辦報條件太苦了,沒桌椅就坐地上、墊衣物寫字,晚上靠豆油燈照明,全屋就一兩盞燈省油。”袁志群轉述著父親的回憶,“他到報社任職不久,組織便為其配發了一支手槍。后來他覺得前線戰士更需要,就把手槍上交給了部隊,就拿兩個手榴彈。遇到危險的時候,一顆投向敵人,實在再避不開了,另一顆就跟敵人同歸于盡。”袁志群還回憶起一段驚險經歷,有一次父親去采訪晚上在老百姓家住宿,凌晨遭遇日軍包圍,“他跳窗逃跑,沿著來時的路跑到山溝里頭,敵人在山頂開槍,子彈打在身邊的土上噗噗作響,父親握著手榴彈一路狂奔,轉過山頭才脫險。”

      在敵后戰場,雷行依托群眾開展工作,揭露日寇罪行,報道軍民斗爭,用筆墨作武器,記錄下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歷史。1942 年春天,晉察冀日報社派雷行到一分區當特派記者,駐地委宣傳部,兼地委的通訊干事。一分區地委駐在狼牙山周圍,易水河畔。1943 年春,日軍對晉察冀北岳區實施大規模“掃蕩”,一分區駐地易縣狼牙山周圍是其重點之一。


      1943年6月12日,《解放日報》轉載雷行的《血海深仇狼牙山》。

      雷行隨部隊從狼牙山棋盤陀突圍后,第一時間趕赴被屠村的菜園村。“父親靠著燒焦的土墻,滿懷悲憤寫下了通訊《血海深仇狼牙山》,詳細記錄百姓被屠殺、村莊被焚毀的慘狀,控訴日寇的滔天暴行,這篇報道被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等多家報紙轉載。”袁志群提到,新聞要靠細節打動人,這篇通訊之所以有力量,就是每一個場景都是親眼所見,所描寫的細節震撼人心,激發人們對日寇的強烈憤慨和抗戰意志。


      抗日戰爭中訪問戰斗英雄,勞動模范。前左一雷行。1944年攝

      1945 年 8 月,雷行任冀察前線記者團長,隨軍解放張家口,接管日偽“蒙疆放送局”,籌建張家口新華廣播電臺,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座現代化城市廣播電臺。當時任務緊迫,既要防止敵特破壞設備,又要盡快傳遞黨中央政策和勝利消息,雷行帶領團隊連夜檢修設備、籌備節目,讓紅色電波第一次在張家口上空響起。袁志群說,“父親一生謙遜,本來讓他當臺長,他說自己不懂無線電,就推薦懂技術工作的林明同志擔任。”


      雷行(左)與林明(右)的合影。2006年攝于青島

      南下荊楚拓新局

      抗戰勝利后,響應黨中央“向南防御”的戰略號召,雷行作為南下干部,踏上了開辟中原新區新聞事業的征程。1947 年,雷行調任察哈爾日報社副社長。1948 年,雷行奉命南下大別山,先后擔任新華社鄂豫分社社長、鄂豫報社副社長。

      1949 年 5 月16 日,武漢解放。根據中共湖北省委1949 年 5 月 31 日的《關于籌備出版湖北日報和成立新華社湖北分社的指示》,成立湖北日報社和新華社湖北分社,報社人員以江漢日報社的同志為基礎組成,分社人員以鄂豫報社的同志為基礎組成。省委任命:陳冷同志任湖北日報社社長,雷行任新華社湖北分社社長兼湖北日報社副社長。分社的主要任務是向《湖北日報》發稿。湖北日報社和新華社湖北分社組成后,于 6月6日進入武漢。7 月 1日,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創刊,對開一大張。從此,雷行和湖北日報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雷行對新聞事業的盡職盡責,在夫人周瑞珍的文字中有著最真切的體現。她在文章中寫道:“(雷行)當了幾十年湖北日報社領導,風風雨雨,甘苦辛辣,可以說,我最清楚。電話機常在他床頭。鈴一響,天氣再冷也要從熱乎乎的被窩里伸出手來接。他睡眠不好,一接電話,半夜就會失眠。有時還得馬上趕到編輯部。”


      周瑞珍、雷行合影。1950年攝于武漢

      解放后,雷行長期在新聞單位擔任主要職務。1950 年10 月,雷行到河南任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不久寫了《今日的黃泛區》和《千山萬水勘察黃河源》,受到新華社總社的表揚。1954 年10 月,雷行再任新華社湖北分社社長。1956 年 9月至1957 年 7 月,雷行到中央高級黨校學習。1957 年12 月,雷行回到湖北日報社任總編輯。1960 年1 月,雷行被調任武漢長江日報社黨組書記、社長。1961 年 8 月,再次回到湖北日報社。文革時期,雷行受到沖擊,但他始終堅守信念。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1973 年 9 月,他第四次到湖北日報工作。1983 年底,省委決定雷行到省委黨校工作,這是他最后一次離開湖北日報社。對此,雷行在《紀念湖北日報創刊50 周年文集》中寫下:“我四進四出湖北日報社,對報社有深厚的感情。我雖然離開報社多年,仍是《湖北日報》的忠實讀者。”


      湖北日報全媒體中心。王詠梅攝

      據雷行先生的女婿干朝端回憶,雷行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曾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原副部長熊向輝同班。當時熊向輝曾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畢業后不再返回湖北從事新聞工作,轉而投身情報工作,赴外國大使館任職。雷行最終因深耕新聞事業多年、對這份工作懷有深厚熱愛,并未接受這份邀請,選擇回到湖北繼續堅守新聞崗位。這段插曲,不僅印證了雷行經過黨組織嚴密考察、是政治上可靠、能力出眾的干部,更凸顯了他對新聞事業的執著與熱愛。

      在新聞業務上,袁志群記得父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記者一定要深入一線采訪”。雷行始終以身作則,1983 年 63 歲的他還去西藏開會,即便高原反應嚴重、頭痛欲裂,稍作休息便堅持投入采訪,二十多天內與同行記者合作刊發八篇報道。“別人勸他休息不要那么辛苦,父親說,那不行,記者要采訪就要聽要看要問,你不深入一線,怎么能夠寫好文章呢?”袁志群復述著父親的話。


      拉薩布達拉宮房頂。左起:雷行、李半黎、西藏日報總編輯。1983年8月攝

      初心如炬傳薪火

      歷經十年浩劫,新聞隊伍出現“中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走上健康發展道路,報紙工作也重煥生機。1978 年春夏之交,時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湖北日報社黨委書記兼社長的雷行,大膽解放思想,敢試敢闖,提出“抓住恢復高考機遇,由報社培養新聞人才”的決策。當年 5 月2日,報社黨委正式向省委申報自辦新聞大專班的報告,省委很快批準。省委宣傳部大力協調,由湖北日報社和省廣播電視局聯手合辦。1978 年年末,50 位同學從四面八方一路探尋到九真山下,開啟了新聞求學之路。

      “這個新聞大專班培養了一批新聞人才,真是雪中送炭。畢業以后這些人才補充到新聞隊伍當中。現在有幾個人還成了新聞骨干,他們一直都很感謝新聞大專班的培養。”袁志群介紹,但是光有大專班的人才遠遠適應不了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為了培養更多新聞人才,我父親又開始積極推動大學創辦新聞系。

      “當時父親找到華中工學院的朱九思校長,兩人一拍即合。朱校長想把工科院校辦成綜合性大學,特別想把文科補充進去。他提的唯一一個要求,就是要派一個系主任過去。后來父親說沒有問題,就把當時復旦大學畢業、新聞資歷豐厚的汪新源派給他們。”袁志群說,汪新源此前在《湖北日報》擔任政宣部副主任,襄陽記者站站長,經驗豐富。1983 年華中工學院新聞系成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前身),開國內工科大學創辦新聞傳播類專業的先河,汪新源任新聞系首任主任。“我記得朱九思校長后來在學院慶典上特意提到,‘新聞系有今天,要感謝雷行’,這句話我一直記著。”袁志群說道。

      1982 年 11 月,時任湖北日報社社長雷行參加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以副團長身份訪問日本,采寫了《重視教育——訪日見聞》。在袁志群看來,父親此舉離不開山東人骨子里對教育的重視:“山東有孔孟之鄉的文化傳承, 山東人的性格就是特別重視教育。我父親當時去日本訪問參觀了一個學校,了解到日本特別重視教育,把重視教育是作為基本國策之一,他內心深有感觸, 回來別的文章都沒寫,就寫了這篇文章發到報紙上了。”


      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日本,左四為雷行。1982年10月攝

      雷行的一生,不僅是新聞事業的開拓者,更是高尚品格的踐行者。“父親特別老實,不謀私利,當了一輩子領導,從來沒為家人謀過特殊待遇。”袁志群回憶,母親周瑞珍也是《湖北日報》的老編輯,解放前考入復旦大學新聞系,業務能力極強,年年評先進,但父親三次壓下了單位對母親提拔為部門領導的申請,“他說自己在報社當一把手,提拔家屬影響不好。”

      干朝端也補充道:“岳父為人格外低調,從不主動提及自己的過往經歷,更不會刻意宣揚自己做過的事。就算他曾指導過后來擔任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杜導正,也從沒跟任何人提過這段往事。”杜導正曾在自己的回憶錄《是與非——對我漫長記者生涯的反思》里寫道:“抗日戰爭中,《晉察冀日報》社的一位特派記者到繁峙縣來采訪,見我有一點文化,就讓我給他們寫稿,我哪里敢,但經不住他一再鼓勵,我嗑嗑巴巴地寫過幾篇小東西。”當年鼓勵杜導正嘗試寫作的特派記者,正是雷行。他始終保持淡泊名利、不事張揚的特質,這份育人胸懷與謙遜品格,是其高尚人格的生動體現。


      左起:雷行、杜導正、張致祥。2004年攝于北京

      在生活中,雷行有著山東人特有的性格,重情重義、樂于助人。“父親當駐軍記者時,部隊派了兩名警衛員保護他,可這兩位警衛員都犧牲了,他心里特別難受、特別過意不去。之后好多年,他一直惦記著其中一位警衛員的家人,到處打聽消息,就怕他們不知道親人犧牲的情況,沒享受到該有的烈士待遇。直到別人告訴他,警衛員的家屬找到了,相關待遇也落實了,他這才安心下來。”袁志群還分享了一件往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作為高干的父親有配給的牛奶,但當時汪新源家剛生小孩沒奶吃,父親就把每天的牛奶都送了過去。那時候條件艱苦,我們自己家孩子只能吃帶蟲眼的蠶豆。汪新源的夫人后來見到父親,一直喊他‘恩人’,這份情誼讓人難忘。”

      1995年,雷行離職休養。離休后的他,依舊保持著勤奮好學的品格。“80 歲高齡還主動學電腦,用‘一指禪’的方式打出了一本書。”袁志群說,父親活到了 101歲,99 歲時還能拄著拐棍散步兩小時,“可惜疫情期間被封了四個月,不能出門散步,生物鐘被徹底打亂,身體才慢慢不行了。”袁志群撫摸著父親的老照片,眼中隱隱泛起淚光。


      雷行晚年著《我的記者生涯》出版

      在雷行先生漫長而光輝的人生歷程中,他用筆墨書寫了對黨和人民的忠誠,用行動詮釋了新聞工作者的使命擔當。從齊魯沃土到荊楚大地,從烽火戰地到和平年代,雷行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服務人民的一生。雷行先生雖已遠去,但他不怕犧牲、堅守如初的精神財富如璀璨星辰,永遠照亮著新聞人前行的道路,激勵著后來者不忘初心,繼續奮進在新時代的新聞征程上。(文:崔雨夢 王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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