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哈梅內伊被刺后，亟需回答的三個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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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6年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起聯合軍事行動，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刺身亡，伊朗隨即展開多維度反擊，不僅向多國美軍基地發射導彈，更于3月1日宣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美伊沖突驟然升級。特朗普次日提出與伊朗新領導層對話，卻遭伊朗強硬拒絕。

IPP執行院長、研究員郭海認為，這場由地區沖突和高層暗殺引發的地緣政治危機，正迅速牽動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神經，美伊雙方也由此進入“邊打邊談”的特殊博弈階段，中東地區的戰略平衡被徹底打破，全球能源市場與經濟發展也面臨嚴峻挑戰。本文圍繞伊朗政權穩定性、海峽封鎖的全球經濟影響、美伊談判可能性三大核心問題展開分析，同時剖析了美國此次軍事行動背后的戰略邏輯與潛在風險。郭海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先高后低”沖突模式，恐怕正將美國乃至世界推向更深的戰爭泥沼。

郭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執行院長、研究員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開展聯合軍事行動，對伊朗多個城市發動空襲，并對伊朗高層進行暗殺。當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被證實遇刺身亡。期間，伊朗也對美國發動了一定程度的反擊，向位于以色列、巴林、科威特、卡塔爾和阿聯酋的美軍基地發射導彈。3月1日，伊朗宣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3月2日，特朗普表示，愿意與伊朗新領導層對話；但伊朗方面回應稱，不會進行談判。

幾個關鍵的問題是：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會遭到顛覆嗎？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對全球經濟影響幾何？美以和伊朗是否會繼續談判？

2026年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監控美國在伊朗的軍事行動。圖源：白宮。

第一，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會遭到顛覆嗎？

特朗普聲稱，此次行動的目標就是“政權更迭”。在一個似乎是提前錄好的視頻中，他表示，伊朗人民正迎來“幾代人以來唯一的機會”，去“接管你們的政府”。但現實狀況并沒有那么簡單。從伊朗政治體制的結構特點和其國內局勢而言，雖然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被害，但伊朗的政體并不會在戰火下就此瓦解。

對于最高領袖身亡的情況，伊朗政府已有后備方案。根據伊朗憲法，國家最高領袖由專家會議負責選舉、監督和解職；如果最高領袖身亡、辭職或被解職，專家會議需盡快推選并任命新的領導人。目前，伊朗總統等三人臨時代行最高領袖職權。專家會議正在討論哈梅內伊的繼任者。

伊朗的國家機器并沒有停止運轉。在制度設計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高度分散化，面對內外動蕩有著較強體的制韌性。雖然哈梅內伊作為最高領袖，主導了伊朗最重要的政策制定權，但至少在形式上，伊朗政體有著“三權分立”的權力結構，即議會掌握立法權、總統及其內閣掌握行政權、法院掌管司法權。此外，哈梅內伊領導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與伊朗常規軍是分開運作的。這意味著，即使宗教領袖被殺死，伊朗政府依然可以正常運轉。

伊朗政治精英內部并沒有出現可以導致政權更迭的嚴重政治分裂。伊斯蘭革命衛隊內部有強硬派和改革派，兩者有路線之爭，而在反美、反以色列戰略問題上沒有根本爭議。而且，美國和以色列此次行動，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伊朗的波斯民族主義。許多伊朗群眾視哈梅內伊被殺為波斯民族的“國恥”，其憤怒情緒很容易被調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哈梅內伊死去，伊朗也不可能被親美派系掌權；相反，恰恰由于哈梅內伊的死，新一屆的伊朗領導人在對美、對以政策上會更加強硬。

雖然在美西方的長期制裁下，伊朗因經濟困頓，多地已經爆發民眾抗議，但歷史地看，在政治精英內部沒有出現嚴重分歧和斗爭的情況下，民怨本身很難形成有組織的反政府運動。在利比亞的卡扎菲政府案例中，當時利比亞反對派與美西方的軍事介入里應外合，推翻了卡扎菲。但這種情況在伊朗尚未發生。美國和以色列也沒有像小布什政府發動的“反恐戰爭”期間那樣，派遣地面部隊進入戰場。

2026年3月1日，伊朗國家電視臺證實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逝世。圖源：路透社

第二，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幾何？

總體來看，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將對全球經濟形成“短期通脹沖擊 、中期增長放緩”的雙重壓力。對于對能源進口較為依賴的經濟體而言，短期會面臨輸入性通脹，而中長期則面臨內外需承壓的風險。

作為連接波斯灣與阿曼灣的關鍵航道，霍爾木茲海峽承擔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的海運原油與液化天然氣運輸。一旦通行受阻，即便并非完全中斷，僅僅是運輸風險上升、保險費用飆漲與市場恐慌預期，也足以推動國際油價劇烈波動。3月2日，國際油價已上漲8%，達到每桶78.78美元。有美國智庫分析認為，國際原油價格會上漲至每桶130美元的高位。

能源價格的躍升將通過燃料、發電、化工原料等渠道，迅速向全球產業鏈傳導，引發廣泛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同時，金融市場避險情緒升溫，資本流向美元資產與黃金，大宗商品與股市波動加劇，全球增長預期下調，形成“能源沖擊—通脹抬升—增長放緩”的連鎖反應。高度依賴外部能源進口的經濟體，如日本與韓國，將在能源成本上升與生活負擔加重的雙重壓力下收縮內需。若油價長期維持高位，歐洲國家也可能因通脹反彈而延后寬松貨幣政策。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使得進口需求減少，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壓力。

2019年4月30日，伊朗士兵在霍爾木茲海峽巡邏。圖源：新華社

第三，美以與伊朗是否還會談判？

哈梅內伊被刺后，特朗普旋即提出，愿意與伊朗新任領導談判；伊朗方面則堅決拒絕了談判選項。雖然伊朗方面態度強硬，但在未來，美以和伊朗之間更可能出現的是一種“邊打邊談”的局面：貿易封鎖、局部沖突、代理人戰爭、網絡攻擊、暗殺行動與外交接觸并行不悖。

美國的目標是推動伊朗去核化和確保以色列在中東區域的霸權地位。特朗普很清楚，正如朝鮮半島危機的歷史所展示的那樣，一旦讓伊朗獲得核武器，那么戰略優勢的天平將不可逆轉地倒向伊朗。這也是特朗普政府對伊朗悍然發動軍事行動的主要動因。但由于美國國內和西方盟友對特朗普的行動持保留態度，特朗普政府很難無限制地繼續向中東投注資源，更不可能親自下場或派遣大規模地面部隊。特朗普政府會繼續采用“離岸平衡”模式，以以色列作為代理人，與伊朗進行纏斗。

另一方面，伊朗的主要目標是確保自身的政治生存。在延續伊斯蘭共和國政體的核心利益上，伊斯蘭革命衛隊和伊朗的神職階層高度一致。伊朗的反制措施是通過軍事襲擊以及代理人的軍事行動，給美國在中東的盟友（海灣國家和以色列）施壓，并通過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等地緣經濟手段，給美國及其盟友（特別是海灣國家）造成最大的成本壓力，以期把美國拉到談判桌上。

預計，美伊雙方會進入一個長期消耗戰。直至雙方都認識到不可能通過升級沖突來達成各自的目標，中東地區才能形成一定的戰略平衡。

2026年2月6日，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前中）率團前往位于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的會談地點。圖源：新華社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對委內瑞拉和伊朗領導人的“斬首行動”，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現代戰爭的范式。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屬于政治談判的一種表現形式。但至少對于美國而言，當代戰爭已不是從低烈度沖突向高烈度沖突不斷“升級”的談判過程，而是恰恰相反，即先從高烈度沖突開始，把對方對沖突代價的認知錨定在一個高成本領域，然后再通過“邊打邊談”，逐步降級。

這種“先高后低”的沖突節奏，體現出一種成本錨定戰略：通過展示極端手段的可行性與決心，使對手在后續談判中始終意識到，沖突升級的上限已經被驗證，從而在心理上趨于克制。與傳統“從低烈度到高烈度”的威懾遞進不同，這是一種以震懾為起點的降級博弈。在此框架下，戰爭不再是逐層加碼的壓力工具，而成為重塑談判空間的“開場動作”。

但這種“談判”方式風險極大。其核心前提，是對對方承受成本能力與政治意志的精準判斷。一旦誤判，對手不僅不會因震懾而退讓，反而可能將其視為生存威脅，從而采取更為激烈的反制手段。但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退出機制”的缺失。任何軍事行動都應服務于明確的政治目標，并與可實現的終局狀態相匹配。然而，無論是在委內瑞拉還是在伊朗，特朗普都似乎沒有對軍事行動設定“終局”。

特朗普曾宣稱要結束美國的“永恒戰爭”。但現在看來，他正在把美國乃至全世界推向更深的戰爭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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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劉 深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本文作者

郭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執行院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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