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百度百科"朱楓"詞條、《朱楓烈士紀念文集》、共產黨員網朱楓烈士專題、央視新聞紀錄片《絕筆》、全國婦聯女性之聲、浙江鎮海朱楓故居史料陳列、《大江南北》雜志朱楓烈士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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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深秋，臺灣一家養老院里，一個八十五歲的老太太正靠在輪椅上曬太陽。
來人遞過來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個穿旗袍的女人，眉目溫和。
老太太只瞟了一眼，整個人像被什么東西擊中了一樣，猛地把臉扭開，嘴里蹦出幾個字："跟我沒關系！"可她的手指在毛毯底下抖得止不住。
她叫陳蓮芳，小名阿菊，照片上那個女人是她喊了二十多年"媽"的繼母——朱楓，1950年6月在臺北英勇就義的革命烈士。
朱楓犧牲后，阿菊公開與她斷絕關系，搬家、改口、絕不提及，沉默了五十五年。
直到這一天，當老照片再次出現在眼前，老太太壓了一輩子的往事，終于開始一點一點透出光來……
要說清楚朱楓和阿菊之間那段橫跨半個多世紀的糾葛，得從朱楓的出身說起。
1905年11月22日，朱楓出生在浙江鎮海城關的一個大戶人家。
她的父親朱云水，是清末民初鎮海和舟山一帶頗有名望的富商。
朱云水晚年在鎮海城東、緊挨著鎮海文廟和東長營弄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私家花園，外園月亮門的門楣上刻著"憩園"兩個字，園子里假山竹籬、小橋流水，還有一幢精致的小樓。
朱楓就出生在這座花園里，街坊四鄰都親切地喊她"四阿姐"。
朱楓自幼跟著母親學國學，打下了扎實的文字功底。
1914年，她進了鎮海城關女子小學讀書，畢業后恰逢旁邊的縣中停辦，1921年便去了寧波月湖邊的寧波女子師范學校。
在學校里，朱楓是出了名的好學生，用后來同窗好友陳修良的話說，她"學什么都是第一，人緣總是很好"。
1925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來，朱楓帶頭上街游行，這是她第一次走上反帝愛國的道路。
也是在這一年，朱楓經同學陳修良的介紹，拜了書法名家沙孟海為師，學寫小楷。沙孟海為她取名"朱諶之"，字"彌明"。
"諶"取相信、誠然之意，"彌明"取永久光明之意。沙孟海后來回憶說："一位幽靜的姑娘寫出一手端秀的小楷，我極口稱贊她，她也更加努力。"
沙孟海還為朱楓刻了兩方名字印章，又贈了一枚象牙質地的"彌明歡喜"小印。這些物件，朱楓此后一直珍藏在身邊。
陳修良曾經到朱家花園做客。
她在晚年回憶文章中寫道，憩園內竹籬假山、小橋流水，風景如畫，環境極為幽雅。園后有書房三間，是朱楓父親讀書會客的地方。
兩個年輕女孩就在書房里讀書論文，度過了一段極為愜意的日子。
陳修良也說到，那時候的朱楓還是個"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獨處閨中，沒什么人可以談心，鎮海畢竟比寧波更閉塞。
可她偏偏關心時勢、閱讀進步書刊，骨子里有一股不安分的勁。
誰能想到，這個在"憩園"里寫字品茶的江南閨秀，日后會成為潛入臺灣傳遞絕密情報的地下工作者，會在臺北馬場町刑場上身中七彈、慷慨就義。這是后話。
1927年前后，朱楓由父親做主，遠嫁到東北沈陽。
丈夫叫陳綬卿，是當時奉天兵工廠的工程師，鎮海同鄉，年紀比朱楓大不少，已是續弦。
沙孟海得知消息后，還專門贈了那枚"彌明歡喜"小印作為賀禮。
朱楓嫁進陳家的時候，家里有幾個前妻留下的孩子，其中跟著一起生活的，有一個才六七歲的小女孩——陳蓮芳，小名阿菊。
朱楓進門那天的情形，后來的資料里零星有些記載。
阿菊當時還小，對這個年輕的繼母又好奇又怕生。東北的冬天冷得出奇，屋外北風呼號，冰天雪地。
朱楓看見阿菊凍得通紅的一雙小手，沒有多說什么，彎下腰來把孩子的手揣進了自己棉襖口袋里。
這一個看似尋常的舉動，在后來阿菊漫長的一生中反復被提起。它成了母女之間最初的聯結，也成了日后最深的刺痛。
朱楓嫁到陳家之后，從沒把自己擺在"后媽"的位置上。她對阿菊視如己出，手把手地教她認字讀書、寫字描紅。
那時候東北還算安寧，朱楓把家里的事務料理得妥妥帖帖，每天為孩子們張羅三餐，冬天給阿菊織毛衣、納棉鞋，誰家有好布料了，先給阿菊裁新衣裳。
阿菊也極其依戀這個繼母，每天放學回來，一進門就往朱楓身邊湊，把凍僵的小手往棉襖口袋里一塞——這后來成了母女倆雷打不動的習慣。
燈下兩個腦袋湊在一起描紅的畫面，成了那段日子里最溫暖的記憶。
日子過得安安穩穩，如果沒有后來那場席卷整個東北的巨變，朱楓大概會在沈陽做一輩子的賢妻良母，阿菊也會在繼母的庇護下長大成人。
可歷史不給人選擇的余地。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
日軍的鐵蹄在一夜之間踏碎了東北的寧靜。
沈陽淪陷，百姓倉皇逃離。陳綬卿是個有骨氣的人，不愿意給日本人賣命做事。他帶著一家老小，千里迢迢從東北輾轉回到了浙江老家。
那時候阿菊十來歲，跟著一家人顛沛流離地回到了鎮海。可剛安頓下來沒多久，災禍又至——1932年，陳綬卿因霍亂病逝。
這一下，阿菊的天塌了。
親生母親早已不在，如今父親也走了，十幾歲的女孩一下子成了沒有依靠的人。
站出來的，又是朱楓。
朱楓這時候已經繼承了家中的產業，日子本可以過得很安逸。她自己說那段時間是"每日學寫蘭花"。可她沒有因為陳綬卿的去世就撒手不管前夫留下的孩子。
在朱楓心里，阿菊就是自己的女兒，跟血緣沒有一絲一毫的關系。
朱楓做了一件在當時來看很了不起的事：她拿出自己攢下的私房錢，托人把阿菊送去了上海的無線電學校，讓她學一門實實在在的專業技術。
臨行前還給了阿菊一筆錢，讓她安安穩穩地完成學業。朱楓叮囑阿菊：學好一門手藝，將來不管天塌地陷，都能靠自己站住腳跟。
這份苦心，多年以后再回頭看，更讓人五味雜陳。
因為朱楓不可能預料到，她一手送阿菊走進的這條路，會通向一個她做夢也想不到的方向。
阿菊在上海無線電學校順利畢業后，憑著這門技術進入了國民黨的電臺系統工作。
后來經人介紹，她認識了在警務處電訊管理部門任職的王昌誠。兩人很快結了婚，隨后去了臺灣定居。
朱楓得知阿菊成了家，心里是欣慰的。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女兒能有一個安穩的歸宿，已經是最大的福氣。
她不知道的是，阿菊的丈夫王昌誠在國民黨系統里的身份遠不只是一個普通的電訊管理人員。這層關系在后來的故事中，成了一個極為關鍵的變量。
而朱楓自己，在安頓好阿菊之后，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
朱楓后來還有過一段不為人知的牽掛——她革命工作繁忙的那幾年，甚至一度把自己的親生兒子朱明交給阿菊照看過一段時間。
朱明小時候管阿菊叫過"媽媽"，可見母女之間的信任有多深。朱楓把自己的親骨肉都托付給了阿菊，這份情分擱在誰身上，都是沉甸甸的。
這里有一個細節值得特別說明。
朱楓嫁給陳綬卿后還生了一個女兒陳蘭芳，后來和第二任丈夫朱曉光又有了兒子朱明。朱楓的親生女兒朱曉楓（原名陳倬如），為了紀念母親，后來把名字改成了"朱曉楓"。
這幾個孩子在大陸長大，走的是另一條人生路。
而臺灣那頭的阿菊，和大陸這邊的兄弟姐妹，從此被一道海峽隔成了兩個世界。
再說朱楓這邊。
1936年，朱楓重新回到鎮海憩園，在那棵已經有些年頭的臘梅樹下拍了一張照片留念。
那棵臘梅樹后來一直保存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
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爆發，32歲的朱楓終于跨出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那一步——她毅然放棄了安逸的生活，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
這一步，邁出去了就再也沒有收回來。
朱楓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鎮海民眾教育館舉辦義賣展覽。
她把自己多年來創作和收藏的金石、書畫、手工藝品悉數拿出來出售，所得款項全部捐獻給抗戰運動。
她在鎮海開辦了工藝傳習所，專門收容那些在戰火中流離失所的難民。
日軍飛機轟炸鎮海的時候，她組織醫療救護隊，冒著炸彈沖到現場救治傷員。
1938年初，朱楓在武漢向黨組織領導的新知書店捐款五百元。新知書店是當時共產黨人的秘密聯絡點，名義上經營書籍，實際上承擔著對外聯絡和掩護的重要職能。
朱楓的直接領導、新知書店創辦人徐雪寒后來回憶說："諶之用變賣家產所得，對新知書店投了一筆數目較大的資金，說是投資，其實我們都知道是對黨的出版事業的無償捐獻。"
朱楓的革命之路并不只是捐錢這么簡單。
1937年，她經丈夫朱曉光的哥哥朱曦光向徐雪寒介紹，帶著孩子們從鎮海來到武漢，在新知書店正式工作。
此后數年間，她跟隨書店輾轉浙江、皖南、桂林、重慶、上海等地，名義上經營書店，實際上從事對外聯絡和掩護工作。
1939年夏天，朱楓在浙江金華會同華白沙、張一之等人，幫助臺灣愛國志士李友邦籌建"臺灣抗日義勇隊"。
當時義勇隊剛成立，經濟十分困難，朱楓二話不說捐出了八百元。
她還把年僅八歲的親生女兒朱曉楓送進了義勇隊下屬的少年團，直到抗戰勝利才接回來。
為了采購印刷紙張和物資，朱楓做了一件讓所有熟悉她的人都吃驚的事——她變賣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銀行里的一枚三克拉結婚鉆戒。
這枚鉆戒是她嫁給陳綬卿時的嫁妝，珍藏多年。賣掉之后換來的三千二百元，全部用作革命經費，用于采購印刷紙張，轉運到桂林等地。
鉆戒、金石、書畫、積蓄……朱楓幾乎把能變賣的東西都變賣了。
那個在"憩園"里寫字品茶、"每日學寫蘭花"的大家閨秀，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捐給了革命事業。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極其驚險的事。
1941年，朱楓的丈夫朱曉光在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軍逮捕，關進了上饒集中營。
朱楓得到消息后，奉命化名化妝，三次潛入集中營探訪、營救朱曉光，每一次都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1942年4月，她成功接應朱曉光越獄。
1944年10月，朱楓夫婦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因內部被打入的特務破壞，朱楓不幸被日本憲兵逮捕，關進了滬西憲兵隊的牢房。
日本憲兵對她施以酷刑審訊，朱楓咬緊牙關，一個字都沒有吐露。最終在組織營救下出獄。
這是朱楓第一次在敵人的牢房里經受考驗。六年后在臺北，她將面對更加殘酷的審訊——而那一次，她沒能活著走出來。
1945年春天，久經考驗的朱楓終于被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此后她繼續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先后在黨領導的"聯豐棉布號""鼎元錢莊"等公開商業機構中，以公方代表身份負責財務工作。
1948年秋，朱楓奉命從上海調往香港，在合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繼續從事黨的財經工作和秘密交通任務。
她在香港使用的名片上寫著"朱彌明"三個字，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單位、地址、電話的信息——這是地下工作者最典型的做法：越簡單，越安全。
到了1949年，天翻地覆。
上海解放了，朱楓的丈夫朱曉光被任命為上海新華書店經理。
黨組織決定把朱楓從香港調回上海，一家人終于可以團聚了。
這是朱楓盼了多少年的事。自從投身革命以來，她輾轉各地，和家人聚少離多，丈夫坐過牢、她自己也被捕過，身邊的孩子不是送走就是托人照管，這些年的苦和累，終于到頭了。
正當全家人準備團聚的時候——一個任務來了。
1949年秋，組織上急需一名可靠的人員潛入臺灣，與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吳石接頭，傳遞絕密軍事情報。
這個人必須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有堅定的信仰，還得有一個合理合法的赴臺身份。
這三個條件同時具備的人，幾乎沒有。
就在這時候，遠在臺北的阿菊寄來了一封信。信上說自己剛生了孩子，想請媽過來看看，幫忙帶帶孩子，信里還附了一張入境通行證。
阿菊這封信到了組織上手里，事情就變了性質。
朱楓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又有阿菊這層天然的探親掩護——以"母親去臺灣幫女兒帶孩子"的名義入境，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
反復篩選之后，朱楓是唯一合適的人選。
朱楓沒有猶豫。她立刻托人把身邊的兒子朱明送回上海，毅然放棄了盼望已久的全家團圓。
1949年11月，朱楓登上了開往臺灣基隆港的輪船。
她隨身帶著一只深藍色布面的皮箱，那只箱子外面包的布是她自己設計剪裁的，上面繡了一個月亮。
這只皮箱后來在香港被找到，多年后被陳列在鎮海朱楓故居的展廳里。
工作人員說，朱楓當時不能說太多話、不能表達太多情感，只能通過這枚手繡的月亮來傾訴她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
抵達基隆港的時候，阿菊抱著孩子來接她。
母女好幾年沒見了，阿菊上前挽住養母的胳膊。朱楓住進了阿菊在臺北金華街的家里，對外說是來幫女兒坐月子、照看外孫。
這個掩護身份天衣無縫。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千里迢迢來臺灣看剛出生的外孫，擱哪個鄰居眼里看，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朱楓住進阿菊家之后，迅速進入了工作狀態。
白天，她幫忙帶外孫、做家務、上街買菜，和普通的探親老人別無二致。
到了約定的時間，她就按照暗號和接頭方式，與吳石秘密會面。
據后來公開的臺灣保密局檔案記載，朱楓在臺期間先后與吳石會面六七次。
她以口頭及書面方式，傳遞了大量極為重要的軍事情報，內容包括：東南地區駐軍的番號及兵力概數、飛機大炮坦克的數量、作戰計劃部署等絕密信息。
這些情報被拍攝成微縮膠卷，通過秘密交通線路傳回大陸。
短短四十多天，朱楓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交給她的任務。
在那些緊張的日子里，阿菊對養母的真正身份和使命毫不知情。
她看到的只是一個慈祥的母親在幫自己帶孩子、操持家務，偶爾出門一趟說是去辦點事或者幫親友捎帶東西，也沒覺得有什么異樣。
1950年1月14日，朱楓托人帶了一封信回大陸，信上寫道："鳳將于月內返里。"意思是她計劃在一個月之內回家。
她囑咐家人把消息轉告親生女兒和妹妹，說多年不見、想念得很，這次回來"可增快慰"。
這封信，后來被認定為朱楓的絕筆手跡。
她盼著回家。大陸那頭的一家人也盼著她回來。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家人沒能等到朱楓。
時間來到1950年1月29日。
這一天，發生了一件直接改變朱楓命運的事——潛伏在臺灣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蔡孝乾在臺北被捕了。
蔡孝乾被捕之后，沒撐多久就叛變投敵。
他向國民黨當局供出了大量地下工作者的信息，其中就包括朱楓的身份和行蹤。更致命的是，他還供出了一千多名地下工作者的名單資料。
蔡孝乾的叛變，等于把整張地下情報網絡一鍋端地暴露在了國民黨特務機關面前。
消息像一顆炸彈一樣，在臺北的地下工作者中間炸開了。
吳石第一時間得知了消息。他冒著巨大的風險，動用自己的權力為朱楓簽發了一張特別通行證，安排她搭乘軍機飛往舟山，計劃從那里輾轉回到大陸。
朱楓來不及多做安排，匆匆離開了臺北。
這一走，就再也沒能回來。
與此同時，阿菊家里的空氣也驟然緊張了起來。
阿菊的丈夫王昌誠在國民黨的警務電訊系統工作，對外界的風吹草動比普通人敏感得多。
他其實早就注意到朱楓有些反常的舉動——深更半夜聽收音機、時不時外出說不清去了哪里——只是一直沒有往深處想。
蔡孝乾一叛變，臺北全城草木皆兵，王昌誠心里的弦一下子繃到了極點。
在當時的臺灣，一種令人窒息的肅殺氛圍彌漫在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家庭。
隔壁鄰居家因為接待了一個有嫌疑的親戚就被抓走了，王昌誠的同事也因為牽連被送進了監獄。"
收留共黨分子"這個罪名有多大，每個人都心知肚明——輕則全家審查坐牢，重則性命不保。
阿菊夾在中間，日子過得像坐在火上。她不是不知道外面正在發生什么，可她也不知道該怎么辦。
她只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警務系統做事，孩子還在襁褓之中，養母住在家里的每一天，都像一顆定時炸彈。
可就在阿菊左右為難、不知所措的時候，朱楓做了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蔡孝乾叛變后的那幾天里，具體的細節一直到五十多年后，才從阿菊晚年零散的只言片語中慢慢透露出來。
多年以后，當尋訪者在養老院里見到阿菊的時候，這個八十五歲的老人靠在輪椅上，手指無意識地揉著毛毯的邊角，低聲說了一句讓在場所有人都愣住的話。
而那句話背后的故事，正是母女二人此后半個世紀音訊全無、形同陌路的真正根源……
在此之前，所有知道這段歷史的人，都以為阿菊和朱楓斷絕關系，是阿菊為了自保做出的選擇——是養女拋棄了養母。
從1950年到2005年，五十五年間，沒有一個人聽到過阿菊對這件事的解釋。外界的揣測、指責、惋惜，全都是單方面的。
直到2005年那個秋天，徐云初拿著照片出現在養老院門口，阿菊才在沉默了半個多世紀之后，斷斷續續地吐出了當年那個夜晚真正發生過的事情。
而這個真相一旦說出口，在場的人才明白，事情的原委和所有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朱楓和阿菊之間那場看似冷酷的"斷絕關系"，背后藏著的，是一個母親在生死關頭做出的抉擇。
這個抉擇的全部重量，阿菊一個人扛了五十五年，從中年扛到暮年，從黑發扛到白頭，扛到進了養老院，扛到丈夫去世只剩她一個人，扛到生命的最后那幾年，終于扛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