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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讀商時代
責編|李曉燕
3月2日,恒瑞醫藥第十屆董事會換屆落地,67歲的孫飄揚連任董事長。在恒瑞自身結構重塑的當口,這個決定像是一種主動定錨:董事會選擇了確定性,而不是變量。
過去兩年,恒瑞的變化很大。創新藥收入占比已超過六成,多個一類新藥密集獲批,百余個創新產品處于臨床推進階段;海外收入提升至兩位數比例,與跨國藥企達成多項潛在金額達百億美元級的授權合作。曾經依靠仿制藥規模優勢和銷售鐵軍建立壁壘的公司,正在嘗試向全球創新藥企業的隊列靠攏。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恒瑞的管理層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目前多位核心高管擁有跨國藥企背景,馮佶曾任職于阿斯利康;張連山、江寧軍擁有禮來體系背景;江寧軍亦有賽諾菲全球高管經歷。職業經理人團隊的成型,意味著公司治理正逐步制度化,而非依賴個人決斷。然而,職業化并不等同于創始人淡出。在創新與出海雙線并行的關鍵節點,企業往往需要一個對歷史路徑、資源稟賦與風險邊界高度熟悉的核心人物,來為研發節奏、投入強度與合作尺度作出最終判斷。孫飄揚此時的角色,已不再是日常經營的親自推動者,而更像戰略方向的守門人和資本市場信號的穩定器。
真正值得注意的信號,來自組織深處。近期流出的恒瑞內部調整信息顯示,恒瑞的銷售體系出現大調整,將原有“大區—省區—一線”的層級壓縮為“大區—一線”,省區層級被整體拿掉。對于在醫藥行業浸潤多年的人來說,這幾乎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仿制藥時代,精細化的科層管理保障了覆蓋率與執行力,那套體系曾是恒瑞攻城略地的利器。但在集采常態化壓縮利潤空間之后,龐大的中間管理層已難以匹配新的盈利模型。更關鍵的是,創新藥推廣強調學術深度與精準觸達,需要更快的反饋與決策,而非層層匯報的審批路徑。層級壓縮不僅是成本控制,更是邏輯切換——從規模驅動轉向效率驅動。
但這類調整往往伴隨陣痛。層級減少意味著崗位重構與利益再分配,若缺乏足夠權威的背書,很容易在執行中變形。董事會在此時延續創始人,某種程度上是在為改革掃清阻力。
另一方面,恒瑞國際化趨勢也促使孫飄揚連任。恒瑞與葛蘭素史克、默沙東等企業的合作,意味著其對外博弈對象已從國內市場轉向全球巨頭。跨國合作看重的不只是管線質量,更是治理穩定性與長期投入承諾。頻繁更換核心決策者,往往會被解讀為戰略搖擺。在全球化沖刺期,穩定本身就是信用的一部分。
從公司生命周期視角觀察,恒瑞已顯現出創始人“最后一個戰略周期”的輪廓。權力結構逐步職業化,組織體系趨于制度化,創新與出海成為不可逆的主航道。創始人的角色正在從經營控制者向制度監護人轉變。
孫飄揚連任,不是因為沒有接班人,而是因為恒瑞轉型尚未完全落地。并且,孫飄揚的接班人大概率不是他和鐘慧娟的女兒孫遠。一方面孫飄揚曾透露,恒瑞醫藥今后運營將選擇職業經理人模式。另外,孫遠并未在恒瑞醫藥任職,而是在她的母親的公司翰森制藥擔任執行董事。
對恒瑞而言,待制度成熟、全球化成果兌現,權力的交接才會水到渠成。這或許確實是一個階段的終章,但更可能是另一段更高風險、也更高回報征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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