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參戰：硅谷最后的良心，倒在周五下午5點01分

引言

早春，華盛頓波托馬克河畔的冷風呼嘯，吹散了硅谷持續數年的某種倫理幻覺。2026年2月24日，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向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Dario Amodei）設定了一個“最后通牒”：周五下午5點01分之前，Anthropic必須同意解除對其大語言模型Claude在軍事網絡上的安全限制，接受美軍將該技術用于“所有合法用途”的統一條款，否則將被列為“供應鏈風險”強制終止合作或援引冷戰時期的《國防生產法》強制改寫代碼。

2026年2月28日，Anthropic表示無法接受美國國防部的要求，稱后者的威脅“不會改變我們的立場”。視覺中國 圖

2月26日，Anthropic發布聲明，再度強調公司憑良心無法簽署一份可能將其技術用于無人類干預的致命自主武器或大規模監控的協議。談判破裂的余波迅速發酵，其烈度超出了科技界的普遍預期。2月27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直接要求所有聯邦機構“立即停止”使用Anthropic的技術，并設定了為期半年的淘汰過渡期。五角大樓隨即將這家估值數千億美元的明星獨角獸列為“供應鏈風險”。在X平臺上，赫格塞思的表態毫不留情，指責Anthropic的立場與美國原則不相容，并宣稱“美國的戰士絕不會受制于大型科技公司的意識形態沖動”。

作為美國頂級技術精英與最高軍事指揮系統中樞的一次正面碰撞，這場沖突揭示了龐大的軍工游說復合體如何將人工智能重塑為戰爭機器的運算核心，同時也戳破了私營科技企業試圖對國家暴力機器行使“道德否決權”的政治天真。當聯邦政府的行政大棒落下，一個由算力、資本和國防預算共同驅動的新型軍事工業復合體正悄然接管技術的未來。

一、算法參戰的限度

2026年年初，美軍在針對委內瑞拉時任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holas Maduro）的行動中對加拉加斯多個地點實施了戰略打擊。有美媒爆料，Anthropic的Claude模型在這次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行動結束后，Anthropic試圖厘清其模型在涉及致命打擊的場景中具體的調用路徑，但軍方與Palantir對具體的使用細節保持了緘默。

科技公司與軍方合作的深層矛盾在于安全護欄的控制權歸屬。Anthropic試圖建立一種可追溯的連帶責任機制，主張任何政府使用都必須遵守其既定的“使用政策”。五角大樓的邏輯則截然不同。在軍方的運行體系中，只要行為符合美國憲法與武裝沖突法，“所有合法用途”便天然具備正當性。要求戰地指揮官在執行包含大量不可預見變量的軍事行動前，接受一家企業技術委員會的道德審查，在五角大樓看來是對軍事決策權與國家主權的嚴重侵蝕。赫格塞思在2月27日的帖文中表示：“服務條款永遠不能凌駕于戰場上美軍的安全、戰備狀態與生命之上。他們的真實目的昭然若揭：企圖攫取對美軍作戰決策的否決權。這是不可接受的。”

軍方對絕對控制權的執念建立在現代戰爭形態演變的緊迫需求之上。隨著“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JADC2）架構的推進，美軍正試圖將陸、海、空、天、網的所有傳感器與火力單元編織成一張實時響應的網絡。傳統的觀察-判斷-決策-行動（OODA）循環正面臨從以小時計向以秒計的極限壓縮。

在這樣的戰場環境下，人工智能的定位早已跳出后勤或行政輔助的范疇。前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高級顧問迪恩·鮑爾（Dean Ball）觀察到，國防部內部一致認為，軍方對技術的使用受限于法律而非企業規范。五角大樓需要的是能夠無縫嵌入殺傷鏈、快速處理多模態情報并生成戰術預案的“硅基參謀”。Claude之所以一度成為機密網絡中唯一運行的前沿模型，正是在于其卓越的態勢感知與邏輯推理能力。前空軍將領、五角大樓聯合人工智能中心創始主任杰克·沙納漢（Jack Shanahan）透露，Claude已在整個政府體系中得到應用，包括涉密場景。“國防部長辦公室（MSS）就在使用Claude，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在軍方應用范圍更廣、深度更深的系統。如果禁用Claude，首先受損的就是國防部長辦公室。”此外，Claude還深度參與國際戰略競爭，甚至不惜犧牲公司潛在利益。

然而，模型本身設定的攔截機制如今成為軍方無法承受的不確定風險。2025年，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就發起了“人工智能搏擊俱樂部”（AI Fight Club），在受控的政府建模環境中讓來自不同初創公司的算法進行實戰化對抗，用以篩選真正具備殺傷效率且不受道德冗余代碼拖累的系統。

在軍方的極限施壓下，Anthropic并不是沒有嘗試過自我修正。就在被傳喚至五角大樓的同一時期，該公司發布了第三版《負責任的擴展政策》（RSP 3.0），悄然廢除了2023年立下的“一旦安全措施無法保障便單方面暫停大模型訓練”的誓言。首席科學官杰瑞德·卡普蘭（Jared Kaplan）將這一轉變解釋為在行業無序競爭下的現實選擇。在無法阻擋總體風險攀升的情況下，Anthropic只能集中精力應對最邊緣、最致命的威脅。

當Anthropic最終選擇守住“不受限自主打擊”和“大規模監控”這兩條底線時，等待它的是一整套制裁工具。“供應鏈風險”的認定切斷了該公司與龐大聯邦承包商網絡的聯系；特朗普總統的全面禁用令則徹底摧毀了其在政府級市場（To G）的商業預估。一家秉持安全原教旨主義的科技公司，在國家暴力的排他性要求面前，迅速解甲歸田。

二、硅谷政治光譜的叛離與回歸

要理解五角大樓為何能對硅谷頂級企業施加如此快速且致命的打擊，必須將視線拉回到技術誕生地自身的政治演變。五角大樓的強硬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硅谷內部一股正在崛起的新興統治力量的默許甚至助推。

長期以來，存在一種關于硅谷的敘事迷思：它是一個由反建制的極客、提倡多元化的進步主義者和主張全球貿易的自由派建立的烏托邦，天然抵抗政府的強力干預。然而，這種敘事被歷史學家剝離外衣后，暴露出的是對聯邦資金的高度依賴。從二戰期間賓夕法尼亞大學受陸軍資助研發ENIAC計算機，到冷戰時期DARPA（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主導建立作為互聯網前身的ARPANET，再到NASA和空軍合同催生仙童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業，硅谷的基石是由國家安全需求和政府預算構筑的。甚至如今那些高呼“解散政府”的科技精英，其商業帝國的發育也離不開行政力量的哺育。例如，馬斯克的特斯拉在2009年獲得了4.65億美元能源部低息貸款。

然而，隨著全球化帶來巨額的市場紅利，“代碼改變世界”的數字烏托邦理念在90年代后漸漸取代了早期的科技國家主義。科技企業開始標榜自身的獨立性，谷歌提出“不作惡”，Facebook強調“連接世界”，一種試圖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全球主義價值觀成為主流。

但這種平衡在近幾年被徹底打破。彼得·蒂爾（Peter Thiel）、埃隆·馬斯克以及由他們衍生出的“PayPal黑幫”，正領導著一場聲勢浩大的技術右翼運動。他們將硅谷從早期的科技烏托邦主義，強行拽入了一種被稱為“技術加速主義”（e/acc）的現實邏輯。

在蒂爾的政治哲學中，技術擴張具有近乎宗教神學的重要性。他將主張人工智能監管、談論末日風險的聲音通通視作阻礙美國社會進步、導致體制停滯的“敵基督”表現。這種思想通過巨額的政治獻金轉化為現實的政治力量。2024年大選及后續的政治運作中，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投入數億美元，精準打擊那些試圖在州立層面推動人工智能安全立法的政治人物，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亞歷克斯·博雷斯（Alex Bores）因推動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公開安全措施的法案而成為眾矢之的。

這種思潮的變遷伴隨著硅谷內部企業文化的嬗變。那些書呆子在電腦前默默開發軟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過去強調性別平等、重視多樣性（DEI）的極客文化正被一種極具攻擊性的“技術兄弟會”（Tech Bro）霸權男性文化所剝離。艾米麗·張（Emily Chang）在《兄托邦》（Brotopia）中談論了硅谷女性員工的困境。“想在硅谷混出名堂，你得是個‘兄弟’。如果你想要獲得公司投資，或者想要得到你苦心經營的晉升，重要的不僅僅是你的想法和成果，還有你下班后參與的各種活動。你需要和男性投資人一起泡熱水澡，需要和那些動手動腳的老板們一起參加下班后的聚會；這里的文化充斥著低俗和骯臟。為了保住你的職業生涯，你不得不忍受并掩蓋性騷擾。”

Anthropic所堅持的倫理邊界不僅讓五角大樓感到厭煩，在硅谷新貴眼中同樣是長衫難去的孔乙己。馬斯克將Twitter重塑為“反覺醒”堡壘、Meta宣布終止部分DEI計劃的背景下，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深信力量與效率的技術狂妄派擁有了更多話語權。加速主義者將阿莫代主張的防范機制看作一種可能導致美國在科技競爭中落敗的“自我閹割”。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表示：“任何放緩人工智能的行為都會付出生命代價。因人工智能被阻止而本可避免的死亡，就是一種謀殺。”

當國防部要求不受限制的使用權時，洛克希德·馬丁、安杜里爾（Anduril）、Palantir以及新近靠攏軍方的xAI，迅速組成了利益契合的同盟。Palantir的成功路徑為這種新聯盟提供了最直觀的應用模板。這家以預測性反恐起家的公司，始終將其核心產品Gotham和Foundry與歐美軍事及情報機構深度綁定。在俄烏沖突中，Palantir的AIP平臺直接承接了烏克蘭防務體系的算法中樞。通過融合衛星、無人機與開源數據，其系統能夠實時鎖定俄軍的高價值目標，并將指令分發給無人機蜂群系統。Palantir沒有陷入是否應該允許人工智能開火的倫理內耗，而是直接派遣工程師深嵌戰場，用算法縮短決策周期。

當地時間2026年2月25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Anthropic公司總部外觀。視覺中國 圖

相比之下，Anthropic基于民用邏輯衍生出的道德潔癖，在此刻的華盛頓與重塑后的硅谷顯得格格不入。盡管Anthropic的主要競爭對手OpenAI和Google的大量員工都在公開信和其他論壇上表示支持阿莫代的立場，但越來越多的硅谷人已經拋棄了它在和平時期偽裝的普世主義外衣，重新確認了其作為美國科技霸權附庸的真實身份。OpenAI首席執行官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一方面在節目中公開聲援Anthropic，稱“盡管我和Anthropic有很多分歧，但總體上我信任他們，而且我認為他們確實重視安全”；但幾乎與此同時，他又在X平臺連續發布三條相同帖文，宣布OpenAI已與美國五角大樓達成協議，將其模型部署至機密網絡之中。

據《財富》雜志查閱的會議紀要及與會人士透露，奧特曼在隨后一次全員大會上進一步向員工說明，公司正與五角大樓推進更深層次的人工智能模型與工具合作。作為安撫內部疑慮的重要安排，他表示，美方愿意在合同中寫入OpenAI提出的若干與Anthropic要求相似的“紅線”，包括：不得用于大規模國內監控；不得用于指揮自主武器系統；不得用于高風險自動化決策。然而，來自彭博社的報道同時指出，這些限制并未明確排除人工智能被用于完全自主武器系統的可能性。

OpenAI曾經也是被視作硅谷良心的非營利組織，早期曾明確禁止其技術進入軍事用途場景，但自2024年起公司已逐步放寬相關限制，其最新宗旨表述中亦悄然刪去了“安全”一詞，僅保留“造福全人類”的更為寬泛愿景。此前，奧特曼曾警告，美國正在“低估”其他國家人工智能的復雜程度，指出來自其他模型的競爭影響了OpenAI的開源權重發布。他雖支持部分紅線（如禁止大規模監控），但強調美國必須領導并傳播“美國價值觀”，暗示倫理不能阻礙這一目標。當Anthropic仍試圖以規范敘事維持道義高地時，硅谷的競爭者們卻已在國家安全、大國科技競爭與商業現實之間完成了更為務實的姿態調整。

三、星際之門、戰爭之門與資本之門

思想的右轉為政策的松綁清除了障礙，而真正的驅動引擎則是萬億美元級別的防務與基建預算。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圍繞人工智能展開的國家機器動員展現出了堪比冷戰時期核軍備競賽的驚人烈度。

這種動員的最高形態體現在被稱為“史上最大人工智能基礎設施項目”的“星際之門”（Stargate）計劃上。2025年1月，白宮聯合OpenAI、軟銀與甲骨文等企業，計劃投入5000億美元，建設多達20個超大型數據中心。在聯邦政府層面，為了保障這些“吞電巨獸”的運行，行政命令不惜繞開繁瑣的環保審查，通過緊急聲明調配水資源與電網負荷，甚至計劃放寬對小型核反應堆（SMR）的監管，以期為智算中心提供獨立能源。

“星際之門”不只是一個基礎設施項目，它是一次推動“去風險化”、虹吸全球科技人才、占據產業鏈絕對制高點的地緣政治戰。然而，將如此巨大的社會資源與資本傾注于前沿算力，必須為其尋找能夠變現的超級買單方。在現有的商業應用面臨利潤轉化瓶頸的情況下，軍方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最重要的客戶。

在國會兩院的推動下，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批準了超過50億美元用于無人機、人工智能與量子計算等投資。國際無人駕駛系統協會（AUVSI）等強大的游說團體在國會山積極奔走，向立法者渲染外部軍事威脅，成功將防務預算的重點從傳統的大型復雜武器系統，轉向具有極高消耗性、由人工智能驅動的廉價無人平臺。

這些政策為硅谷帶來了一場財富狂歡。防務承包商們宣稱，只有海量的智能無人機和深度嵌套的分析系統，才能應對不斷升級的國家安全挑戰。在采購標準上，法案甚至建議將輕型無人機視為“消耗品”進行快速采買，大幅簡化了審批流程。安德森·霍洛維茨（a16z）、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等風投巨鱷紛紛將籌碼押注在軍工初創企業上。隨著行政命令解除各種限制，這些公司的估值與股價迎來了爆發式增長。

然而，資本為了逐利所推動的軍備膨脹，正在掩蓋技術不成熟所帶來的致命隱患。國防部的采購清單上雖然填滿了無人設備與人工智能許可，但相應的作戰指南、倫理約束機制以及人類操作員的訓練標準并未同步建立。當數以萬計缺乏統籌規范的自主系統涌入軍隊建制，發生系統性誤判或指揮鏈斷裂的風險將呈指數級上升。

這種風險的外顯，同樣反映在因人工智能基建狂熱而受損的普通公民身上。在弗吉尼亞、田納西等地，數據中心消耗了海量的水電資源，由此產生的巨額基建成本被變相攤銷至普通用戶的能源賬單中，引發民怨沸騰。但面對由硅谷資本與聯邦政府構筑的龐大機器，州際層面的抵制往往在行政干預與超級PAC的選舉壓制下蒼白無力。戰爭牟利者與基建巨頭已經形成了堅實的利益閉環，在這個閉環內，資本的增殖需要戰爭，而戰爭需要不受限制的算法。

四、人工智能的“紅色十月”時刻

冷戰尾聲的1990年，肖恩·康納利（Sean Connery）主演的電影《獵殺紅色十月》（The Hunt for Red October）在美國上映。片中，蘇聯新型核潛艇“紅十月”號艦長雷米斯試圖向西方投誠，而追擊的“科諾瓦洛夫”號艇長卻犯下致命錯誤：為獲得戰術優勢，他下令關閉本方魚雷的安全裝置。結果，當魚雷偏離目標后，它們依照預設程序轉而搜索最近的大型聲學信號。由于安全約束被解除，魚雷不再“適配其用途”，最終回頭摧毀了發射它們的潛艇。

如果說常規戰場上無人機蜂群的智能化只是改變了戰術執行的效率，那么人工智能向軍事領域特定深水區的滲透則實實在在地觸碰到了大國戰略穩定的底線。其中最引人矚目、也最具毀滅風險的，是人工智能向核指揮、控制與通信（NC3）系統的蔓延。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日，伊朗德黑蘭，一處地點遭襲后升起濃煙。視覺中國 圖

就在特朗普剛下令全面封殺Claude的幾小時后，美以聯合發起代號“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軍事行動，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而就在行動中，美國中央司令部（CENTCOM）在情報環節中集成了Claude。更炸裂的消息來自昨天CNBC的獨家采訪。阿莫代親口證實：Anthropic已為軍方打造“定制版Claude”，其能力據稱領先民用Opus-4.6一至兩代，可能逼近Opus-5.5水平，具備較強的作戰規劃、戰略推理、實時信息綜合乃至潛在的自主武器指揮能力。

盡管公眾對人工智能軍用能力的理解仍明顯滯后，中文互聯網亦不乏妖魔化、獵奇化的陰謀敘事，但從Palantir Technologies與Anthropic的深度整合來看，Claude已經能在戰場中高效輔助美軍從海量數據中快速清理情報并輔助參謀推演，一旦置于高度自動化的體系之中，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殺傷鏈”上層環節的技術可行性，已不容輕忽。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安東尼·科頓（Anthony Cotton）指出，人工智能提供的強大數據分析能力能夠賦予決策者在時間壓迫下的威懾優勢。

隨著美國國防部將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融入國家安全的核心，我們正步入一個堪比“紅色十月”的時刻。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的前首席人工智能官馬克·蒙塞爾（Mark Munsell）坦言：“我們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在模型投入使用前缺乏與任務相匹配的復雜評估框架。若要避免‘科諾瓦洛夫’號的命運，就必須轉向以適用性為核心的嚴格評測，并認識到，在國家安全領域，高質量本身就是唯一真正的安全。”

在關于Anthropic的爭論中，阿莫代對不可預見后果的擔憂并非杞人憂天。當前尚缺乏成熟、可量化的大模型“黑箱”風險評估標準，一旦其被用于高通量、高敏感的信息處理場景，固有的數據偏差與算法幻覺隨時可能在關鍵節點放大。與此同時，在追求OODA循環極限速度的理念驅動下，美軍正在涉核情報、預警與決策層面試驗性引入人工智能：通過機器學習處理通信截獲、衛星成像等開源與機密數據，智能系統被寄望于自動識別隱蔽導彈發射井、解析潛艇機動模式，甚至預測核彈頭飛行軌跡。

不僅如此，人工智能加持的數字孿生技術與模擬推演系統正在重構殺傷鏈的生成方式。新一代運載平臺，如即將量產的B-21“突襲者”隱形轟炸機及在此基礎上升級的F-35、F-16機隊，不僅配備了智能化的航電與電子戰系統，甚至具備了在極高自主化狀態下執行復雜突防任務的能力。

美國國防部內部的高級官員薩拉·米內羅（Sarah Mineiro）等人反復強調，人工智能只能用于分析而絕不能越界參與核武器的實際部署，必須堅持“人在回路”的最高原則。但智庫安全專家保羅·斯戈爾熱（Paul Scharre）給出了更為冰冷的預判：人工智能不具備處理零容忍錯誤和判斷極端新穎危機環境的能力。在高速對抗的電磁環境中，由于態勢信息的極度碎片化和傳遞的高延遲，處于“回路中”的人類指揮官將越來越無法獨立核實人工智能過濾后呈現的戰場態勢。最終，當人類的大腦處理速度被算法的運行幀率遠遠甩開時，“人在回路”將退化為一種提供合法性背書的橡皮圖章。只要對算力優勢的盲目迷信依然是國家戰略的基石，技術進一步侵蝕核門檻的趨勢便無法逆轉。

這正是五角大樓對任何外部約束手段保持零容忍的原因。在五角大樓的終極推演中，這不僅是一場技術效率的比拼，更關乎在零和博弈下國家生存機器的絕對主導權。當系統性危機的陰影迫近，任何不愿將自身命運全部交托于國家戰略車輪的商業實體，無論是出于理念信仰還是公關考量，都將遭到無情的碾壓。

結語：交出鑰匙的新世界

五角大樓那個周五的下午終將被歷史銘記為一個分水嶺時刻。

達里奧·阿莫代的拒絕與Anthropic此后遭遇的行政封殺，徹底證明了在數字時代，無論企業積累了多么龐大的技術財富和數據資產，一旦剝離了國家意志的默許，其抗擊打能力異常脆弱。硅谷試圖以企業內部的“憲章”或“原則”來框定前沿技術全球應用邊界的嘗試，宣告了徹底的破產。

當地時間2025年1月23日，瑞士達沃斯，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

隨著以馬斯克、蒂爾為代表的技術右翼掌握了科技產業的意識形態解釋權，并與主導巨額預算的軍工復合體無縫合流，一條更為冷酷的敘事主線已經確立：為了在與外部競爭對手的技術冷戰中取得全勝，防范性監管被視為罪惡，而加速奔跑則是唯一被允許的姿態。

技術本身不再是中立的生產力工具。從“星際之門”拔地而起的巨型機房，到俄烏戰場上受命于Palantir算法的無人飛機群，再到被強制整合進入美軍機密網絡的各類語言模型，人工智能已被確認為21世紀國家暴力的核心構件。

在這條單行道上，傳統的法律規范、公民社會的抗議，甚至技術發明者自身的恐慌，都已無法構筑有效的剎車系統。核軍控時代建立在物理核查之上的“恐怖平衡”正面臨無法監管、隨時可通過代碼更新自我異化的算法戰爭的嚴峻挑戰。

當國家暴力結構全面接管了最頂尖運算能力的支配權，我們所進入的，將是一個由冰冷邏輯、戰爭預算和極限算力主宰的陌生紀元。“硅谷最后的良心”倒下了，而留給未來的問題是：在拔掉了最后一個安全插銷后，龐大的算法機器將把人類的戰車駛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