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日本的對華援助絕不是戰爭賠款？

當提到日本對華戰爭賠款時，有一種聲音稱：日本雖然沒有對中國進行戰爭賠款，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起，日本政府累計為中國提供了3.65萬億日元的各類援助，在事實上充當了對中國的戰爭賠款。這種觀點其實根本站不住腳。

3.65萬億日元的數額看上去有些驚人，但如果把這筆錢拆開來看，大多數都是需要償還的低息貸款。真正的無償援助連可憐的5%都不到，而且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本身就充滿了政治算計與博弈。用這筆錢為日本的戰爭責任開脫，實際上是對日本侵華受害者的侮辱，同時也是對日本右翼的一次洗白。

雖然在戰爭反省問題上，德日這兩個軸心國做得都不完美，但即使是“差生”，也有高下之分。在談日本之前，我們不妨先從德國看看真正的賠款與謝罪應該是什么樣子。

賠款的前提首先是承認罪行。1951年，西德總理阿登納發表聲明，以德國人民的名義承認犯下了難以言狀的罪行，必須進行道德和物質上的賠償。此后，西德通過了《聯邦賠償法》，將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上升為聯邦德國的法律義務。因為是賠償，所以幾乎所有款項都是直接的現金或物資支付。同時，不僅有直接向國家支付的賠款，也有向受害者個人支付的賠款。

自上世紀50年代至今，德國戰后支付的各類賠償金額累計已超過900億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德國政府實際支出的賠償僅從數額上看，就三倍于日本對中國的政府開發援助。而且與日本不同，時至今日，德國依然在對二戰受害者進行賠償。例如，2023年德國就批準了14億美元，用于支付全球大屠殺幸存者的養老與醫療費用。

當然，德國的賠償并不全面，飽受詬病的“只賠猶太人、不賠斯拉夫人”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德國至少跨過了謝罪的門檻。而與之相對，日本不僅毫無謝罪之舉，對華政府開發援助之所以能實施，大平正芳在其中扮演了一個極具黑色幽默的角色。對于來自日本政府的援助，如果非要感謝，我們應該感謝的不是日本，而是大平正芳這個人。

70年代末，日本外務省和通產省雖有擴大對華貿易的意愿，但對于直接提供政府貸款卻非常猶豫。當時中國是標準的社會主義陣營成員，且擁有核武器，而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系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嚴格限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和資金轉移，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屬于越線行為。大平稍有不慎就會被扣上“通共”的帽子。

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想法，全部出自大平所屬的宏池會。他們的邏輯是：日本對中國在道義上有虧欠，而且一個貧窮且動蕩的中國，才是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脅。因此，通過經濟援助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所以，即使是清醒且務實的宏池會，在一開始也并非出于純粹的贖罪才向中國提供援助，長遠的政治利益才是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貸款的核心動力。

然而，這樣一個務實的想法，在提出之初就在日本國內受到了巨大反對。以福田赳夫為首的福田派，以及以中川一郎、時原圣太郎為首的極右翼團體“青嵐會”，強烈反對日本人出錢援助中國。他們不僅認為日本應該把更多錢投向東南亞，構建反華前線，還有一部分右翼分子厚顏無恥地表示：中國已經免除了日本的賠款義務，再給錢是畫蛇添足。

如果在大平任期結束后，福田派再次成為日本執政黨，那么對華援助計劃即使不被取消，也會淪為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這項計劃之所以能夠真正開始實施，完全是因為大平正芳被福田派氣死了。1980年6月12日，大平正芳突發心肌梗塞，不治身亡。面對大平的死訊，前一秒還在為大平不信任案通過而歡呼的福田派嚇傻了。日本首相死在任上，是足以震動整個政壇的晴天霹靂。

這件事被迅速解讀為“一小撮右翼分子逼死了首相”，福田派內部產生分裂，開始了相互攻訐。而由于大平死于任上，民眾對這位首相產生了巨大的好感。最終，福田派在黨內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但自民黨在日本的影響力卻有增無減。1980年7月17日，大平派的新任領袖、宏池會的另一名成員鈴木善幸成為日本首相。大平的死，讓對華援助計劃變成了一張無人敢撕毀的“遺囑”，順理成章地貫穿了整個80年代。

日本的錢是怎么給的呢？從成分上講，其中90%為低息且長周期的貸款，5%用于人才培養、法律完善、環保技術轉讓等技術合作，僅有5%用于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的無償資金援助。從用途上講，大多數來自日本的貸款都用在了基礎設施建設上，不管是秦鐵路、首都國際機場還是寶山鋼鐵廠，許多八九十年代上馬的項目背后都有日本政府貸款的影子。

從時間上講，80%以上的援助都發生在2000年之前，“一直提供到2022年”的說法，掩蓋了本世紀以來日本援助已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事實。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援助并非無償，且用途大多有嚴格限定。但在日本看來，他們不僅沒有付出什么代價，反而因為這些援助計劃在經濟上賺得盆滿缽滿。

事實上，日本的對華政府援助計劃在投資角度幾乎是一場完美的生意。首先，日本政府提供的低息長期貸款看上去誘人，但并非直接給中國政府讓我們隨便花。在這些貸款協議中，中國在進行項目建設時，必須采購日本公司的設備、技術和服務，其日本成分至少要占合同總額的30%以上。寶鋼在建設過程中，從新日鐵等日本企業引進了成套設備；三菱重工、日立等企業的電梯、空調和行李處理系統也借機進入了首都機場。

在80年代，日本國內市場趨于飽和，這些訂單為日本過剩的重工業產能找到了巨大的輸出市場，同時讓日本企業借此機會壟斷了中國早期的基建設備標準，并在2000年后獲得了更多訂單。本質上講，這些貸款看似給了中國，實則是日本政府出錢幫中國買日本貨，錢轉了一圈，從日本手里出來，又回到了日本手里。

而且日本也不是什么項目都愿意提供貸款。事實上，在貸款談判階段，中國的配套項目就已經在為日本經濟服務。在1978年簽訂的中日長期貿易協議中，中國承諾在1978年到1985年間向日本出口1000萬噸煤炭和4710萬噸石油。該條款完全服務于日本能源安全的國家戰略，為了履行這項承諾，日本才愿意通過援助計劃幫助中國建設大型鐵路，以便將山西的煤炭源源不斷地經由秦皇島煤碼頭轉運到日本。

不僅如此，在貸款的還款階段，日本還吃到了巨大的匯率紅利。中國與日本簽訂的大量貸款協定都發生在1985年之前，這些協定要求日本以日元方式提供貸款，同時中國也必須以日元方式還款。然而，1985年西方各國達成《廣場協議》后，日元在隨后幾年迅速升值，從80年代初的1美元兌240日元，變為90年代后期的1美元兌120日元。

由于當時中國并沒有大量日元儲備，這意味著還款時，中國需要用美元兌換日元，再將日元還給日本。以美元計價，中國償還給日本的貸款本息，其購買力已遠遠超出日本最初提供的貸款額。所謂的低息優惠，在匯率波動的影響下也顯得意義甚微，甚至毫無意義。

不過，從本質上說，日本政府的對華援助是一筆雙贏的生意，中國獲得了啟動資金，日本獲得了海外市場。如果只是在商言商，雙方都滿足了自己的利益。但問題在于，當日本右翼再度掌權后，將這件原本有利于雙方的好事徹底攪成了一潭渾水。

大平死后，其繼承者與田中角榮的派系達成了長期合作關系，兩者在自民黨內部的長期制衡，是中日經濟合作能夠持續下去的真正基礎。然而，隨著田中角榮的去世與宏池會的分裂，這股曾經左右日本政壇的勢力在世紀末逐漸式微。而從安倍晉三到福田康夫的右翼軍國主義者，在蟄伏20年后卷土重來。

隨著福田派的后人森喜朗在2000年重奪日本首相寶座，修憲與為歷史翻案的右翼路線再次成為日本政壇的主旋律。獲得權力后，右翼分子一方面表示中國經濟已經好轉，日本無需再繼續給錢，并大幅減少對華援助；另一方面則直接扭曲援助的本質，瘋狂宣傳“對華援助就是戰爭賠款”的歪理，試圖為戰爭責任脫罪。更重要的是，在過去20年里，即便失去首相職位，右翼也并非毫無作為，修改教科書所播下的種子，在本世紀初已開始慢慢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