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型工業化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治理路徑

新型工業化視角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路徑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點工作的深度分析

（作者：王連升）

1. 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2025年12月25日至26日，全國工業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不僅是對"十四五"時期工作的總結，更是為"十五五"開局之年（2026年）定調的關鍵會議。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樂成在會上明確提出，2026年要錨定實現新型工業化這個關鍵任務推動工業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一表述的背后，隱含著對中國產業發展現狀的深刻反思：傳統工業化模式已經面臨瓶頸，高質量發展成為必然選擇

然而，中國制造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一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內卷式"競爭。這種競爭模式表現為企業在有限市場空間內通過低價低質策略進行惡性競爭，導致全行業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技術創新動力不足，資源浪費嚴重，最終形成"競相下沉"的惡性循環。據相關研究顯示，在中國部分傳統制造業領域，企業凈利潤率已降至3%以下，遠低于國際同行業水平。更為嚴峻的是，這種競爭模式還削弱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能力在生存壓力下，企業往往優先考慮短期利潤，而忽視環境保護、員工權益維護、產品安全等長期社會責任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工信部在部署2026年重點工作時，創造性地將打造新興支柱產業與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并列提出，這一政策組合具有深刻的戰略考量。前者是"立"——通過培育新的增長點，為產業發展開辟新空間；后者是"破"——通過打破惡性競爭循環，為產業健康發展掃清障礙。這種"破立結合"的政策思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研究窗口，可以深入探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在新型工業化進程中的內在關聯與實踐路徑

2. 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

2.1 核心概念界定

可持續發展理論：在產業政策語境下，可持續發展不僅包括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更強調經濟、社會、環境的三維平衡。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將其定義為"滿足當代需求而不損害后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具體到產業層面，這意味著產業政策需要兼顧經濟增長質量、社會包容性提升和生態環境改善的多重目標。

社會責任治理理論：企業社會責任（CSR）理論經過數十年發展，已經從最初的慈善捐贈階段演進到戰略整合階段。最新的治理理論強調，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的自愿行為，更需要通過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導將其內化為企業的核心經營邏輯。這種治理視角特別關注如何通過政策工具的組合運用，激勵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主動承擔對環境、員工、消費者和社區的責任。

產業政策理論：傳統的產業政策理論強調政府對特定產業的選擇性扶持，但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功能性產業政策"——即政府通過完善市場環境、彌補市場失靈來促進產業發展。工信部2026年的工作部署明顯體現了這種轉向：政策重點從直接干預轉向構建創新生態、完善治理體系。

2.2 三維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論，本文構建了一個三維分析框架，用以系統解析工信部2026年重點工作部署的戰略邏輯：

①　經濟可持續維度（分析維度），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實現長期增長（核心內涵），打造新興支柱產業、提升產業鏈韌性（對應政策重點），創新經濟學、產業升級理論（理論支撐）。

②　社會可持續維度（分析維度），保障利益相關者權益，促進包容性發展（核心內涵），整治"內卷式"競爭、培育優質企業（對應政策重點），利益相關者理論、公平競爭理論（理論支撐）。

③　環境可持續維度（分析維度），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核心內涵），工業綠色低碳發展、制定碳足跡標準（對應政策重點），生態經濟學、循環經濟理論（理論支撐）。

2.3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與案例研究法相結合的方法。主要數據來源包括：①工信部2026年重點工作部署的官方文本；②相關行業報告和統計數據；③典型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通過內容分析提取政策關鍵詞，通過比較分析揭示政策演進的邏輯線索，通過案例佐證增強論證的說服力。

3. 政策文本的深度解讀：十方面重點工作的戰略布局

3.1 政策體系的整體架構

工信部2026年十方面重點工作構成了一個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的政策體系。從宏觀到微觀，從短期到長期，這些政策環環相扣，形成了推動新型工業化的完整政策鏈條。

工信部2026年十方面重點工作分類解析

①　基礎鞏固類（政策類別），實施十大重點行業穩增長方案、穩定制造業投資（具體措施），保障經濟基本盤穩定（戰略目標），經濟可持續（可持續維度）。

②　創新驅動類（政策類別），攻克核心技術、建設制造業中試平臺（具體措施），突破技術瓶頸，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戰略目標），經濟可持續（可持續維度）。

③　產業升級類（政策類別），打造新興支柱產業、優化傳統產業（具體措施），優化產業結構，培育新增長點（戰略目標），經濟、社會可持續（可持續維度）。

④　融合賦能類（政策類別），推進"人工智能+制造"、建設行業數據集（具體措施），推動數字化轉型，提升效率（戰略目標），經濟、環境可持續（可持續維度）。

⑤　綠色發展類（政策類別），制定碳足跡標準、培育綠色工廠（具體措施），降低環境負荷，實現低碳轉型（戰略目標），環境可持續（可持續維度）。

⑥　治理完善類（政策類別），整治"內卷式"競爭、培育優質企業（具體措施），規范市場秩序，促進公平競爭（戰略目標），社會可持續（可持續維度）。

3.2 政策亮點與創新之處

本次政策部署的幾個亮點值得特別關注。

首先，"人工智能+制造"專項行動的提出標志著數字化轉型進入深度融合階段。政策不僅要求建設高質量行業數據集，更強調培育一批重點行業智能體、智能原生企業。這意味著人工智能不再僅僅是生產工具，而是要重構企業的組織形態和商業模式。

其次，"內卷式"競爭整治被置于"提高行業治理效能"這一獨立板塊中，顯示出政府對其高度重視。與以往單純的反壟斷或反不正當競爭政策不同，這次整治更加系統化：既包括堅決遏制低價低質量競爭，又通過培育"小巨人"企業、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來樹立良性競爭的標桿。

第三，綠色低碳發展的政策設計體現了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從制定重點產品碳足跡核算規則標準，到培育綠色工廠、綠色工業園區、綠色供應鏈管理企業，形成了從產品設計到生產制造再到供應鏈管理的完整綠色鏈條。

4. 可持續發展維度：新興產業培育與綠色轉型路徑

4.1 新興支柱產業的戰略選擇邏輯

工信部明確將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生物醫藥六大領域確定為新興支柱產業，這一選擇背后有著深刻的戰略考量。從技術密集度看，這些產業都是典型的高技術產業，具有高附加值、強帶動效應的特點；從戰略重要性看，集成電路和航空航天關乎國家安全，生物醫藥關乎民生健康；從市場前景看，低空經濟、新型顯示等代表著未來的消費趨勢。

值得深思的是，政策不僅關注這些產業本身的發展，還特別強調要創建首批國家新興產業發展示范基地。這實際上是借鑒了產業集群理論——通過地理空間的集聚，促進知識溢出、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示范基地的建設將為新興產業提供政策試驗田，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發展模式。

4.2 綠色轉型的制度化推進

在綠色發展方面，2026年的政策展現出從自愿到強制、從局部到系統的轉變趨勢。碳足跡核算規則標準的制定是一個關鍵突破。這意味著企業的環境績效將從定性描述轉向定量評估，為碳交易、綠色金融等市場化手段的運用奠定了基礎。

工業綠色低碳發展的多層次推進策略

①　微觀企業層（推進層次），培育國家綠色工廠（具體措施），提升單個企業的資源利用效率（預期效果），技術改造投入大，短期效益不明顯（實施難點）。

②　中觀園區層（推進層次），建設綠色工業園區（具體措施），實現園區內循環經濟、能源梯級利用（預期效果），需要跨企業協調，管理復雜度高（實施難點）。

③　宏觀供應鏈層（推進層次），發展綠色供應鏈管理（具體措施），帶動上下游企業共同綠色轉型（預期效果），供應商分散，標準難以統一（實施難點）。

4.3 科技創新的系統性支撐

科技創新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策不僅強調要"攻克一批帶動產業發展的核心技術"，更提出要"做強一批高水平制造業中試平臺"。中試平臺的建設尤為關鍵——它填補了實驗室研發與產業化生產之間的鴻溝，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后一公里"。中國在不少領域面臨"卡脖子"技術難題，其根源往往不在于基礎研究的落后，而在于工程化能力和產業化生態的不足。此外，"推進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費'改革試點"這一創新舉措，旨在降低中小企業獲取先進技術的門檻。這種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機制設計，體現了政策制定者對創新規律和市場邏輯的深刻把握。

5. 社會責任治理維度：整治"內卷式"競爭與構建良性生態

5.1 "內卷式"競爭的多重危害

"內卷式"競爭的本質是增長停滯下的存量廝殺。當市場規模趨于飽和，技術創新乏力時，企業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低價競爭策略。這種競爭模式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企業利潤下降→研發投入不足→產品同質化加劇→價格戰更加激烈，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從社會責任角度看，"內卷式"競爭至少帶來三重危害：首先，它損害消費者權益——低價往往意味著低質，甚至可能存在安全隱患；其次，它侵害員工利益——企業為壓縮成本可能削減員工福利、延長工作時間；第三，它破壞行業生態——優秀企業難以獲得合理回報，整個行業的技術進步和轉型升級受阻

5.2 治理工具的多維度組合

工信部提出的治理方案不是單一措施，而是一個多維度、組合式的政策工具箱：

①　規制性工具：直接干預市場行為，如"堅決遏制低價低質量競爭"。這類工具見效快，但需要精準界定什么是"低價低質量"，避免誤傷正常的價格競爭。

②　激勵性工具：通過正向引導改變企業行為，如"新培育一批'小巨人'企業、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這些企業將成為行業標桿，通過示范效應帶動其他企業轉向質量競爭、創新競爭。

③　支持性工具：為企業轉型提供支撐，如"加緊清理拖欠企業賬款，堅決遏制新增拖欠"。賬款拖欠是中小企業面臨的普遍難題，清理拖欠實際上是在改善企業的現金流狀況，為其轉型升級創造條件。

5.3 產業鏈韌性建設的社會責任內涵

產業鏈韌性通常被理解為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但從社會責任視角看，它還有更深層的含義。一個有韌性的產業鏈應該是包容的、公平的——大企業不能無底線擠壓中小供應商的利潤空間，龍頭企業要承擔起帶動產業鏈共同進步的責任

政策中提到的"實施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它要求核心企業不僅要關注自身發展，還要通過技術溢出、標準共享、融資支持等方式，幫助上下游配套企業提升能力。這種鏈主責任的強化，標志著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正在從個體層面走向生態系統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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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踐路徑：政策協同與企業轉型的雙重驅動

6.1 政策協同機制的創新設計

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治理的有效推進，需要跨部門、跨層級的政策協同。工信部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明確提出要"強化產業與財稅、金融等政策協同"。這種協同可以體現在多個層面：

①　在財政政策方面，可以對綠色技術創新、社會責任投資給予稅收優惠或直接補貼。例如，對購置環保設備的企業給予加速折舊，對履行社會責任表現突出的企業給予獎勵。

②　在金融政策方面，可以發展綠色信貸、社會責任債券等金融工具。央行和銀保監會可以要求金融機構在信貸審批中納入企業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表現，使社會責任表現成為企業的"融資通行證"。

③　在標準政策方面，需要加快完善各類標準體系。包括產品質量標準、碳排放標準、勞工權益標準等，通過標準的提升倒逼企業轉型升級。

6.2 企業轉型的階段性路徑

對于廣大制造企業而言，如何將政策要求轉化為實際行動，需要設計清晰的轉型路徑：

第一階段：合規化階段（1-2年）。企業首先要確保符合各項法規要求，包括環保達標、安全生產、員工權益保障等。這個階段的關鍵是建立基礎管理體系，如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OHSAS18001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

第二階段：戰略化階段（2-3年）。將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融入企業戰略。例如，制定明確的碳減排目標、研發綠色產品、建立負責任的供應鏈。這個階段需要企業進行資源重新配置，將更多資金投向綠色技術和社會責任項目。

第三階段：創新化階段（3-5年）。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將社會責任轉化為競爭優勢。例如，開發循環經濟模式，使廢棄物成為新原料；創建共享平臺，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打造責任品牌，贏得消費者信任。

6.3 治理機制的現代化轉型

行業治理效能的提升，最終要落實到治理機制的現代化。這包括：

①　數據驅動的治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監測行業運行狀況，及時發現"內卷式"競爭等異常現象。工信部提出的"建設一批高質量行業數據集"，正是為此奠定基礎。

②　多元參與的治理：建立政府、企業、行業協會、消費者、社會組織的多元共治機制。特別是在標準制定、政策評估等環節，要充分聽取各利益相關方的意見。

③　柔性靈活的治理：除了硬性的法規約束，更多運用標準引導、信息披露、聲譽機制等柔性工具。例如，建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讓市場和社會來監督企業行為。

7. 結論與展望

7.1 研究發現總結

通過對工信部2026年重點工作部署的深度分析，本文得出以下核心結論：

第一，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正在從邊緣走向中心。在新型工業化的戰略框架下，經濟績效、社會效益、環境友好不再是相互沖突的目標，而是必須統籌兼顧的維度。工信部的政策設計充分體現了這種整合思維——無論是新興產業培育還是傳統產業升級，都貫穿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無論是市場競爭整治還是產業鏈建設，都融入了社會責任的考量。

第二，政策創新呈現出系統化、精準化特征。與以往相比，2026年的政策部署更加注重政策工具的組合運用，更加關注實施機制的設計，更加重視不同政策之間的協同效應。特別是將"破"（整治惡性競爭）與"立"（培育新增長點）相結合，將"硬約束"（法規標準）與"軟引導"（示范激勵）相配合，顯示了政策制定藝術的提升。

第三，企業面臨轉型升級的雙重壓力與機遇。一方面，更嚴格的環保要求、社會責任標準增加了企業的合規成本；另一方面，綠色市場、責任消費的興起為企業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那些能夠率先轉型的企業，將在未來的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7.2 理論貢獻與實踐意義

本研究的主要理論貢獻在于：構建了產業政策-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治理的三維分析框架，揭示了在新型工業化背景下，三者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傳統的政策分析往往將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環境政策割裂開來，本文則展示了整合性政策設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實踐層面，本研究為企業轉型和政府治理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徑建議。對于企業，本文提出的三階段轉型路徑可以幫助其有序推進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工作；對于政府，本文強調的政策協同機制、數據驅動治理等建議，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

7.3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隨著"十五五"規劃的全面實施，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將更加清晰。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治理不再僅僅是道德呼吁，而是成為制度要求和競爭要素這場深刻的變革，不僅將重塑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也將為全球工業文明轉型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說明：本文基于工信部2025年12月26日發布的2026年重點工作部署文件，結合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社會責任治理理論進行的學術分析。所有政策引述均來自官方公開文件，分析觀點為作者獨立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王連升，研究員，構建了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的完整思想體系。兼任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CSR專委會副會長，北京ESG研究院專家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自2019年入職工業和信息化系統，深耕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影響等領域。支撐完成工業和信息化部課題40余個。發表諸如《綠色金融與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矛與盾》等學術研究200余篇。主導參與或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等多項行業關鍵標準。主導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行業報告6本。2022-2025年，被評為“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中國ESG杰出個人”。

編制《中電標協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1-2022年度工作報告》《中電標協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2-2023年度工作報告》《中電標協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3-2024年度工作報告》 《中電標協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4-2025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年度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發展報告》 《2022-2023年度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3-2024年度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 《2024-2025年度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2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3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4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5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2026年企業社會責任工作要點》。

發表《淺談綠色金融在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中的矛與盾》（《金融電子化》期刊4月刊上）《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化研究》（ 《信息技術與標準化》2024年第6期）《第八屆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在京成功舉辦》（《中國標準化》2022年01期)《電子信息行業年度社會責任報告發布》（中華工商時報 2025-01-13 第04版：四版）《八成企業借電子信息技術促產業升級》（中華工商時報 2023-02-15 第06版：六版）《 第十一屆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中國經營報》202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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