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以人傳與因人廢詩

詩歌要靠人來傳播，沒有人的傳播，就沒有詩歌的流傳。可是評論詩的時候，很多人總是從道德角度入手，因人廢詩。

詩歌產生于古代的生產勞動，當然也有別的說法，說是產生于人們的娛樂活動，產生于祭祀活動等等。不管怎樣，詩歌產生了，就可以口耳相傳，歷朝歷代傳播下去。即便有傳說，說孔子刪訂過《詩經》，也仍然傳播下來，或者說，不減損《詩經》的美感。上古時期的詩歌都是人們口耳相傳下來的，作者已經不可考。即便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五言詩發展到鼎盛的階段，很多五言詩也沒有作者。也就是說，詩歌傳播下來，而作者的名字卻沒有傳下來，但并不能減損詩歌的美感。讀者閱讀詩歌，只是體會詩歌的內容和情感，卻不會管作者怎樣。事實上，作者寫成詩歌之后，發表出去，詩歌就不屬于他的了，只屬于讀者。讀者想怎樣讀，是讀者自己的事，詩歌的作者干涉不了。即便詩人想要干涉讀者的自由，說明自己的創作意圖，也不一定管用，因為讀者只相信自己的感覺，不相信詩人的說法。于是在傳播詩歌的過程中，一些詩加入了群體創作的元素，尤其是口耳相傳的階段，還沒有文字記錄，人們就會根據自己的想法來改變詩的內容，改變詩的韻律和節奏。可以說，很多沒有作者的詩歌實際是群體創作的詩歌，并不是某一個人創作的。或者說某一個人創作了一首詩，在傳播過程中被很多人改編，最終呈現出某一種樣子，而這種樣子是有文字記錄之后呈現的樣子，當然經過了記錄者的改編。

很多古詩并不可信，或者說并不能當成一個人的作品，甚至有的著名詩人的作品存在著偽造的嫌疑。很多同時代詩人或后代詩人借著名詩人的名號寫詩，寫出來沾沾自喜，卻造成以訛傳訛的效果。因為當時大多數人都是農民，不讀書，不識字，沒有知識和文化，不具備鑒別詩歌真假的能力，而一些文人士大夫也不會鑒別，只是互相寫詩酬唱，其實就是互相吹捧，卻并不辨別詩作的真偽。偽詩出現之后，由于和作者的創作風格一致，遣詞造句的習慣也一樣，最終弄得很多人真假莫辨。著名詩人早已作古，經過幾百年之后，有人模仿他的詩來寫作，還冠以他的名號，當然會以假亂真。書生想要出名，想要上位，卻苦于沒有門路，就只能蹭著名詩人的流量，模仿著名詩人來寫作，說是著名詩人寫的，但只有自己知道是誰寫的，不說出去，當然就可以以假亂真，說明做古詩的方法并不難學，刻苦攻讀的書生模仿著名詩人寫一兩首古詩，也不是太難。于是在傳播過程中，很多古詩有了偽造的痕跡，而后代人卻仍然認為是某個偉大詩人寫的，甚至編進了詩歌選集，以訛傳訛。詩歌在傳播過程中被傳播的人肆意改編，已經成了不成文的規定，也成了一種傳播過程中的潛規則。即便有了文字記錄，記錄詩歌的人也仍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對詩歌肆意改編，只是大體保留了原貌，而在遣詞造句方面，卻出現了一些變化。

人們鑒賞詩歌，要判定真偽，但能夠判定真偽的人少之又少。即便有大學教授判定某些古詩是偽作，也不一定能掀起什么波瀾，甚至會引來口誅筆伐。因為古詩的評價體系似乎已經固化，不容人們七嘴八舌來評論，也不允許某個教授提出反對意見，甚至權力系統要主推古詩教育，讓人們學古詩，背古詩，還要用古詩拉動地方經濟，其實就是用古詩來做廣告。當古詩被工具化之后，就會變成賺錢的工具，而加入主流意識形態的選擇之后，因人廢詩的狀況就會出現。韓愈被貶之后，他的詩歌不能在京城流傳。柳宗元和劉禹錫被貶之后，他們的詩歌也照樣不會在京城流傳。蘇軾被貶之后，元佑黨人被一網打盡，而他們的詩歌早已經成為禁詩，不允許傳播。一朝天子一朝臣。后來改朝換代之后，蘇軾的詩歌居然成了熱點，很多人都追捧他的詩歌，欣賞他的為人。就像歷朝歷代的禁毀小說一樣，有禁過《水滸傳》的，有禁過《紅樓夢》和《金瓶梅》的，還有其他禁書，簡直數不勝數。可是改朝換代以后，這些被禁止流傳的小說成了人們喜聞樂見的小說，流行開來。詩歌也是如此，因人廢詩的狀況很容易出現，就是因為一個人犯了罪，或者因為一個人有人生的污點，那么他的詩就不會被解讀，甚至不會被流傳。

至于秦檜和嚴嵩的詩，就不提了。當然他們寫過，只不過后人缺乏鑒賞，或者說主流意識形態排斥，并不允許這樣的詩歌流傳，當然人們就看不到了。汪精衛曾經寫過：“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傳誦一時，他當了大漢奸之后，屢屢遭到暗殺，沒人再提他的這句詩了。文學史被權力影響，總是要迎合權力系統的要求，而不可能做忠實的記錄。即便是史書，也是如此，總是被權力系統改寫，或者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失敗者卻沒有什么話語權。歷史能夠留下項羽的詩句，能夠留下黃巢的詩句，著實不易，因為他們都是失敗者。當然還有很多失敗者的詩句，是編寫者杜撰的，他們并沒有寫過什么詩，或者只是寫的童謠，寫了打油詩，就像劉邦的《大風歌》一樣，并沒有那么大的氣魄，或者說沒有什么藝術水平，卻分明被后代的詩論家吹捧。詩作本身只是一種文學樣式，和道德水平關系不大，但很多人都認為，詩人也是人，首先要符合道德規范，或者說他們的人格要經得住考量，然后他們的詩作才能流行，不然他們做了壞人，干了壞事，就算是一無是處，不但他們的人格被人們貶低，而且他們寫的詩都不叫詩了，簡直傳播假惡丑。實際上這是一種先入為主的判斷，和文藝鑒賞關系不大，或者說倘若文藝鑒賞用先入為主的觀念來指導，就會嚴重跑偏。

詩歌在傳播過程中被改編，但又不能不傳播，不能不廣而告之。詩以人傳是對的，但因人廢詩卻是不對的。孔子說：“詩言志。”就是在強調詩歌的作用，其實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都可以寫詩，他們的詩歌都可以流傳下來，起碼讓后人有所鑒別，而不能只流傳所謂好的，而摒棄所謂壞的。